《四十九日祭》張黎拍「南京」求真不求新

原標題：張黎拍「南京」求真不求新

　　《金陵十三釵》的電視劇版《四十九日祭》正在湖南衛視播出。在時下螢屏的嬉鬧輕鬆氛圍中獨樹一幟，風格很「張黎」。不以高密度情節衝突吸引觀眾，開篇拉出一副眾生相，開宗明旨地告訴觀眾，導演意不在娓娓道來一宗引人入勝的故事。但這十分不太符合熱播劇的收視規律，然而在1213第一個國家公祭日來臨之際，它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還原了1937年12月淪為人間地獄的南京——這樣厚重而嚴肅的緬懷實在令人無法忽視。

　　長於宏大敘事的導演張黎這次再度完成了自己的風格化表達，借那些亦正亦邪、難以用簡單的「好壞」來形容的主角們對歷史的發問，帶觀眾陷入思考。張黎認為，《四十九日祭》講的是一個「生存」的故事，在災難面前空談大義總顯得蒼白，當她們努力「活著」的欲望被侵略者輕易地打碎，這種「難」與「易」會更讓人明白這場浩劫的殘酷。

　　採訪中，張黎反覆強調一句話：「有些罪過只能補贖，不能洗刷，這是巴爾扎克的態度，也是我創作《四十九日祭》的態度。」

　　記者:您的作品總是取材於宏大的歷史事件，像《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人間正道是滄桑》等，您對這種重大歷史題材有所偏好嗎？

　　張黎:其實並不是我對這些題材有偏好，而是我們這輩人的教育、成長環境註定了我們擁有一種責任感。其他題材並不是不好，只是也許不適合我。我的年齡也在這兒了，自然會沉穩一點。我不知道這對於我來說算是局限還是什麼，但對於《四十九日祭》這樣的作品，我相信這種「局限」是有好處的，它會提醒我在創作中時刻保持警醒、保持敬畏。

　　記者：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影視劇很多，您認為自己可以拍出新意來嗎？

　　張黎：在我看來，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影視劇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全世界關於紀念猶太人大屠殺的影視劇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在拍，跟他們相比，我們做得遠遠不夠。我很喜歡一部捷克電影，叫《利迪策大屠殺》，講的是二戰期間納粹對一個有四百多人的小村莊的屠戮。最讓我有所感觸的是，到現在，很多捷克人還是會給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利迪策」，紀念當年的死難者。反觀我們國家的年輕人，都知道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但到底發生了什麼很多人並不明白，這種意識的欠缺很讓人心痛。

　　至於新意，這不是我所追求的。今年，我們紀念南京大屠殺的第一個國家公祭日就要來了，我很高興。對於已經發生的慘案，我們可以寬恕，但歷史絕不容許忘卻，這也是我拍攝這部作品的態度。太多太多慘劇讓人不忍直視，太多太多的犧牲和救贖讓人感動，這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同時也更令我明白一點，就像巴爾扎克所說：「有些罪過只能補贖，不能洗刷」。

　　記者:張藝謀電影在前，對您拍《四十九日祭》是一個創作上的障礙嗎？從現在播出的部分看來，您營造了一種紀實性的影像風格是區別於電影的。

　　張黎: 這部劇，從整體的影像風格、背景音樂包括人物造型等，我們想要呈現的是那個年代的精神真實。總體來說風格偏紀實的，但《四十九日祭》畢竟是一部影視作品，而不是一部攝影作品，所以攝影不應該喧賓奪主。

　　之前的電影不會成為我創作上障礙，因為任何一部嚴肅的作品都是創作人員獨立思考、獨特感受的一種載體，所以沒什麼可比性。如果非要比的話，我希望這種比較越多越好，不要因為害怕題材的重複而拒絕一個好的題材，比如南京大屠殺，如果通過比較我們能做得更好，那這種比較就是良性的、有意義的。從我個人來講，我很欣賞藝謀的作品，我也推薦我的幾個日本朋友看過，他們都覺得特別震撼，我覺得這部作品很完整、很有意義。而電視劇創作的優勢在於篇幅更長，所以我們擁有更大的空間去塑造人物、豐富人物關係，讓整個故事顯得更真實、合理、震撼。

　　記者:拍攝過程中，有沒有哪場戲是您印象最深的？

　　張黎:《四十九日祭》的最後是一場罪行清算的戲，原本這場戲是沒有的，後來經過我們的反覆商議才決定加上。抗戰勝利以後，在南京進行了一場審判，玉墨衝到法庭裡說了一句話，她說：「你們審判這幾個人有什麼用，過去的日子回不來了。」在那種浩劫中，死去的人是不幸的，活下來的人也完全被毀了，他們的一生都將活在戰爭和死亡的陰影下，這種傷痛是我們所無法體會的。

　　《四十九日祭》裡的魏特琳女士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在她的庇護下，上萬婦孺難民得以倖存，在長期的繁重勞動和巨大的心理壓力下，她的精神徹底崩潰了，最終在美國的家中選擇自殺。這樣的事例太多了，戰爭帶來的創痛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