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向來提倡學與用相結合,到了明代,心學大師王守仁把學用一體、學以致用的為學思想進一步提煉豐富,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概念。「知」就是學習的過程,「行」即是做事也是人格修煉的過程,這樣就把學問、道德、使命融合為一體,從此這一目標像一個燈塔一樣,成了文人學子的畢生追求。
孔子也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 立志於弘道,心中依據於仁德,「遊於藝」就是用技藝才能來實現弘道的使命,這與知行合一的人格追求本是同根同源,是對生命的高度嚮往。
一談起學以致用,有人會覺得驚訝,這不就是當代的實用主義嗎?這話只對了一半,用是實用,這沒錯,帶上「當下」就錯了去了。當代學校教育的直接目標是找工作,秉持的是以工作為導向的教育方針,工作是什麼,就是固定的崗位。孔子說「君子不器」,而固定的工作正是孔子所厭棄的「器」。
古人「至於道」之用是一份擔當,這份擔當來自於對家國天下的深厚感情,來自對民族未來深厚的使命感。雖然也是用,但這種實用考量的是弘道,思量的是未來,是大公之用。
相比於「公用」,今之為學便是「私用」,思量的是個人的安身立命。想起某位人物多次飽含深情說起的一句話:一個民族總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換言講,「志於道」的大公之用就猶如這份仰望星空的情懷一樣,展望的是民族未來。為己之用看的是腳下方寸,關注的是自己一時的利益得失,兩者雖同稱之用,又怎能會一樣呢。
孔子說「君子不器」的本意是希望一個做學問的人,要學會一專多能,千萬不要迷失在自我經營的一片領域,應該把視野放大一些,讓胸懷再打開一些,立足於自己工作之時,應儘可能多了解多關注社會領域甚至整個人類的抉擇與命運。
「志於道」 是孔子一生的最高理想。志於道之人不會讓自己迷失在器的層面,這樣的人也必定精於「實用」。究竟什麼是實用?就是用到現實世界,便於實施操作的學問。孔子在談到詩教的時候,對學與用的問題,做過一個表態,他說: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
這就是說,孔子認為一個人即便能夠把《詩》三百篇全都背下來,可是若交給他政務讓他處理,他不能完成;出使四方各國處理外交事務,他又不能隨機應對,這樣,記得再多,又有什麼用呢?「奚以為」就是又有何用的意思。
這個表態足可體現孔子對學與用問題的觀點看法。在他看來,如果學了不會用,即使學了再多也沒用,沒用之學不就是等於白學嗎。這觀點直接明了,如果再有人批評儒家是紙上談兵的學問、所培養也是不堪用文人之類的話,怕是說不過去的。
孔子是極反對學而不用、學不會用、學用脫節的學習形式的。當然,也不可迴避,從古至今書生意氣太重的文人儒生實在是太多了,對於這些,我想總不能怪罪到學問本身。那些個學富五車、卻又囿於理論疏於實踐的讀書人,不正是孔子所說的「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的那種人嗎,對這種記下了很多,做到的又很少的傢伙,他肯定既生氣也無奈。
在此,真心希望我們每個人能習得知識、學的本領去用到現實世界,也更希望懷有家國情懷的人多一些,唯有此,國家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