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遼寧蒙古貞的地域文化特色
吳金鳳；中共阜新市委黨校行政管理教研室，遼寧阜新
摘 要：遼寧省西北部的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由於生產方式、宗教信仰及部分村屯和以漢族為主的其他民族雜居等原因。所以，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其特點主要為民族性、宗教性、農耕性和融合性。
關鍵詞：蒙古貞；民族特色；文化特色中圖分類號：C950 文獻標誌碼：A 文章編號：1004-4922(2009)03-0162-03
位於遼寧省西北部，北與內蒙古交界，西、南、東三面分別與朝陽、錦州、瀋陽相連的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簡稱阜蒙縣，俗稱蒙古貞。它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地域文化。其特點主要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濃鬱的民族性
阜新蒙古族自治縣，俗稱為蒙古貞，是有其歷史淵源的。據文獻記載，自周至清，先後有山戎、東胡、匈奴、烏桓、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漢等民族在這裡活動，該地區曾是多個民族活動的歷史舞臺。1632年，由於駐牧於河套地區的蒙古族蒙郭勒津部落3萬餘眾遷至此地，其人口佔當時人口的大多數，因此該地被稱為蒙郭勒津地區，到近代又被大多數人稱之為「蒙古貞」。由此其地域文化就帶有濃鬱的蒙古族文化色彩。以蒙古貞民間文藝為例。蒙古族素有「音樂民族」之稱。這一特點在蒙古貞地區也得以充分體現。蒙古貞在蒙古族中享有「歌海」之美譽，有「三人同行。二人是道古沁(歌手)，一人是胡爾沁(說書藝人)」之佳話。蒙古貞的「烏利格爾」(又稱之為「胡爾沁」，意為蒙古語說書藝人)、短調民歌等民間文藝形式就是該地區民族性的典型代表。「烏利格爾」即蒙古語說書，與漢語的評書相似，它是以蒙古語邊說邊唱來敘述的長篇故事，是蒙古族重要的傳統曲藝之一，約有700多年的歷史。它的表演方式是說唱者自己拉中音或低音四胡，邊拉邊唱、邊拉邊說、夾敘夾議、說唱結合。其說唱內容多為蒙古族古典故事和漢族古典名著譯本，還有一部分是藝人根據歷史事件及現實生活創作的長篇故事。蒙古貞「烏利格爾」不僅保存了蒙古族「烏利格爾」的傳統，而且借鑑並吸收了宗教音樂和其他民族音樂，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地域特點的音樂藝術形式。「其特點主要表現為：表演形式以說為主，以唱為輔；說唱語言大眾化，多用蒙古族傳統的諺語、成語、本地方言土語；曲牌曲調多採用民歌、民間樂曲、寺廟音樂等。」「據調查，清末民初，是蒙古貞『烏利格爾』發展的鼎盛時期。這個時期的藝人在蒙古貞至少有150人」【2】，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蒙古貞還有蒙古語說書藝人35名。在蒙古貞地區經常說唱的書目有60多部，而如今，雖繼續說書的藝人已寥寥無幾，但作為民族文藝的一種形式還在以自己的特點存活著，如在春節期間，人們在為老人祝壽的時候還經常邀請「胡爾沁」進行表演，以此增加歡快喜慶的氣氛；蒙古族的民歌體裁有長、短調之分。長調民歌腔長詞少，悠揚嘹亮，流傳於牧區；短調民歌則節奏規則，節拍固定，多流傳於半農半牧區。據《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縣誌》記載，1637年，第一任土默特右翼旗旗主善巴率眾到現今的阜新地區定居，從此，阜新短調民歌由過去對草原蒙古包的讚頌變為對草房、檁子、土牆的描述，成為獨具特色的「東蒙短調民歌」。據不完全統計，阜新東蒙短調民歌有350多首。它在題材、體裁上都具有了更廣泛的社會性和藝術性，既保留了蒙古族固有的高闊、遼遠、粗獷、豪放的風俗，又增添了質樸、歡快、節奏鮮明的農耕色彩，逐步形成了具有農耕文化特點的文藝形式。解放初期，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約有300多個蒙古族村屯，每個村屯都有十多位民歌手，甚至數十位歌手，可謂時時都唱歌，處處有歌聲。而目前，這一藝術形式和蒙古貞「烏利格爾」一樣也面臨失傳的危險，能演唱短調民歌者寥寥無幾，但好在對這一藝術形式已開始採取了保護和傳承的措施。從20世紀80年代始，阜新市、阜蒙縣文化部門集中人力、財力、物力，共舉辦了12屆民歌培訓班和演唱會。對短調民歌的保護和傳承具有一定的作用。而令人更加欣慰的是2005年和2007年阜新「烏利格爾」和阜新東蒙短調民歌分別被確定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相信隨著國家、省、市及阜蒙縣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視，具有濃鬱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阜新「烏利格爾」和阜新東蒙短調民歌及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得到很好的保護和傳承。
二、厚重的宗教性
蒙古貞地區的蒙古族同整個北方少數民族相同，在宗教信仰上，開始信仰原始宗教——薩滿教。但在整個蒙古民族信奉藏傳佛教(又稱喇嘛教)中的黃教的大背景下，蒙古貞地區於17世紀40年代起也逐漸開始信仰黃教。特別是在清朝統治者把發展黃教定為國策，以及「多修一座廟，勝養十萬兵」的具體措施下，黃教的地位日益上升，影響日益擴大。從清朝順治到同治的200多年間，蒙古貞地區修建了大批寺廟。旗有旗廟、村有村廟，貴族有家廟。全縣廟宇林立，形成十裡一寺，五裡一廟。1949年末，全縣共有喇嘛廟195座。不僅廟宇多，而且喇嘛也多。清末蒙古貞地區蒙古族人口10萬，而出家的喇嘛有2萬人，佔男性蒙古人口的2／5，是成年人的半數。1949年末，全縣共有喇嘛14 419人。
縣境最大的寺廟——瑞應寺極盛時期，喇嘛多達三四千人。民間有「喇嘛寺(即瑞應寺)有名喇嘛三千六，無名喇嘛賽牛毛」之說。「瑞應寺成為當時東蒙地區宗教、醫學、文學、藝術的中心」【4】。到解放前，蒙古貞地區蒙古族群眾無論貧富、尊卑，普遍信仰喇嘛教。喇嘛教的各種佛事活動，充斥廣大蒙古族群眾生產、生活各個領域。而現在喇嘛教的文化及影響依然大量存在。如現在的蒙古貞在飲食文化上就有喇嘛糕等，在精神文化上有「查瑪舞」、「經箱樂」、喇嘛教立體雕刻等喇嘛教文化。喇嘛糕口味絕佳、製法獨特，是獨具特色的地方美食之一，並一直盛名不衰。
而「查瑪舞」，是蒙古族喇嘛廟的一種節日傳統活動，在阜新地區約有200～300年的歷史。其主要內容是歌頌佛教教義，表達改惡從善以及普度眾生等樂觀的和理想化的思想。表演時，扮演者頭戴不同的假面具，身穿各式「查瑪」服，口誦經文，動作敏捷，隨著鼓樂節奏翩翩起舞。「查瑪舞」作為一種古老的宗教寺廟舞蹈形式，傳入蒙古貞地區後已漸漸成為當地民族民間文化寶貴遺產的一部分。早在20世紀80年代，蒙古貞查瑪舞參加中國藝術節的廣場演出時，就受到國家領導人以及文藝界專家們的高度評價；
阜新海棠山摩崖石刻群像，始雕於清朝道光八年即1828年，目前發現的46種190尊摩崖石像【5】，作為喇嘛教立體雕刻藝術，給世人留下了珍貴的佛雕藝術珍品，堪稱中國一大文化奇觀。以上所例舉的是喇嘛教對蒙古貞的巨大影響，但同時也看到薩滿教的影響不僅依然存在而且在有些方面還很濃重。如現在蒙古貞大多數地區在農曆七月十三日進行的敖包祭祀活動就是典型的薩滿教祭祀儀式之一。雖其祭祀的內容和形式與原初的敖包祭祀相比有了一定的變化，但薩滿教的基本觀念萬物有靈論以及祭祀的禮儀、程序等卻基本沒有改變。還有諸如祭山、祭火、祭商什樹(獨棵大樹)等原始薩滿教的祭祀活動在蒙古貞地區都有濃重的表現。
三、典型的農耕性
蒙古貞地區的經濟形式經歷了牧業經濟、半農半牧經濟和以農為主牧業為輔的三種經濟形式。據《蒙古貞歷史》記載，自1914年、1915年民國政府頒布了《國有荒地承墾條例》和《墾闢蒙荒獎勵辦法》以及這一時期張作霖在東蒙地區設立墾務局之後，蒙古貞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速度在清朝實行「借地養民」、「移民實邊」政策的基礎上又大大加快，促使了牧業經濟的快速解體。從此，蒙古貞經濟完成了由牧業經濟向農業經濟的轉變，形成了以農為主牧業為輔的經濟結構。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現在作為一個農業人口佔總人口90％的農業大縣，其文化的農耕性，既可從它的民歌、地名等外在文化符號上得到印證，也可以從該地區人們總結提煉出的諺語、格言中得到深刻的反映。先看民歌的歌詞，如民歌《汗德日瑪》的歌詞就有「村民見美麗的汗德日瑪，忘記做農活。」就像《陌上桑》中農者看見羅敷一樣「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雲良》的歌詞大意為：「春暖花開時節，媽媽呀，媽媽，萬物生長嗨，萬物生長時節，你那美麗可愛的雲良想念家鄉嗨。媽媽啊，媽媽，秋天到，高粱穀子成熟了嗨。高粱穀子成熟時節，你那美麗可愛的雲良懷念爹和娘嗨。」這裡的村民、農活、高粱、穀子等名詞都是典型的農耕用語。再看該地的有些村名，如蜘蛛山鄉的朝倫胡熱村漢語意為石頭營子，伊瑪圖鄉的窩朋音艾裡，這裡的窩朋與漢語的的窩朋相同，指的是種地時臨時居住的簡易房舍，窩朋音艾裡指的是有窩朋的村子，福興地鄉的阿日本各日村漢語意為十家子村等。諺語、格言中有「嫌棄莊稼的人不得收成，嫌棄妻子的人斷子絕孫。」「好馬在養，好苗在耪。」「真金埋在土裡不生鏽，做實事牛車能趕上兔。」「玉石雖然是個寶，不雕琢則不成器。蟒緞雖然豔麗，不裁不縫不成衣。」等等，既是農業生產方式的反映也是農業生產經驗的總結和提升。它所反映的是農民對播種與收穫、付出與回報等關係的最深刻的總結，是在農耕生產方式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對吃苦耐勞、腳踏實地精神的肯定和讚揚，同時也是對不求實際、崇尚空談等思想觀念的鄙視和否定。
四、鮮明的融合性
據文獻記載，自周至清，先後有山戎、東胡、匈奴、烏桓、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漢等民族在這裡活動，到2008年該地區仍有漢、蒙、滿、回、朝鮮、錫伯等14個民族，這裡一直是多民族活動的歷史舞臺。所以文化的融合性表現得也比較明顯。文化的融合，主要表現為蒙古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的融合。其原因主要為：首先，漢族與蒙古族人口數量在該地佔多數。1938年漢族人口佔全縣總人口的70．7％，少數民族佔全縣總人口的29．3％，而蒙古族人口佔少數民族的93．5％。1949年漢族人口佔全縣總人口的80．33％，蒙古族人口佔全縣總人口的19．61％。2008年漢族人口佔全縣人口總量的78．5％，蒙古族人口佔全縣總人口的20％。其次，從該地蒙古族居住狀況來看，處於大雜居小聚居結構。該地既有純蒙古族聚居村屯，也有蒙漢等其他諸如滿族、回族、朝鮮族、錫伯族等民族雜居村屯。融合性的主要表現為：蒙漢與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影響彼此融合。先看漢文化對其他民族的影響，這從蒙古貞流傳的大量民間文學上可以看到這一點，如清朝以後《聊齋志異》、《笑林廣記》、《今古奇觀》、《水滸轉》、《封神榜》、《劉秀走國》、《西遊記》、《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幾十種漢文學作品被翻譯成蒙文，在民間廣泛流傳，成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學作品。而該地的蒙古語雖依蒙古語的語法組詞造句，但在詞彙的使用上夾雜了許多漢語，形成了不同於內蒙古自治區標準蒙古語的蒙古貞方言；再看其他民族文化對漢民族的影響。敖包祭祀原本是包括蒙古族在內的北方少數民族的一項古老宗教活動，但現已成為蒙漢雜居地大多數人的風俗。如2005年農曆七月十三日阜蒙縣大板鎮衙門村舉辦了首屆敖包節，在這屆敖包節上沒有民族之分，全村97％的住戶參加了敖包節。由於蒙漢等多民族長期的雜居，各民族的文化相互影響相互吸納，有的民俗民風根本分不清是哪個民族的，有的民俗民風是在農耕文化的基礎上共同形成的，形成一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同文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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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袁海波．阜新歷史與文物[M]．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117．
作者簡介：吳金鳳(1963一)，女，遼寧阜新人，副教授，主要從事文化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