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底丘逢甲在汕頭嶺東同文學堂與林仔肩發生激烈衝突，次年以兩人退出學堂宣告結束。長期以來，文學史學者將丘逢甲的對手林仔肩貶稱為「守舊勢力」，大誤，林仔肩實際是比丘逢甲更加激進的維新人士。本文將證明，同文學堂事件純粹是族群衝突，與維新、守舊無關。
抗日保臺英雄丘逢甲林仔肩創辦汕頭嶺東同文學堂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戰敗，清廷割讓臺灣給日本，祖籍廣東鎮平的臺灣進士丘逢甲領導義軍抗日保臺，失敗後內渡，清廷安排他在海陽（潮州潮安）入籍。作為抗日英雄、著名詩人，丘逢甲為文學史學者所追捧，對丘逢甲的研究也產生了不少成果，但所謂「丘逢甲創辦汕頭嶺東同文學堂」這個結論則是錯誤的。錯誤的形成，跟丘逢甲的「自我封聖」有關。他離開汕頭同文學堂是與林仔肩衝突所導致的，在後來的文字裡面絕口不提林仔肩的首創之功，有意地把自己放在創始人位置上。21世紀以來，學者夏曉虹、陳荊淮、鍾佳華等學者已作出有力考證，否定了丘逢甲創辦汕頭同文學堂的說法，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錯誤仍在繼續流傳。
1899年底楊魯、丘逢甲等創辦潮州嶺東同文學堂，不久停辦；幾乎同時，林仔肩創辦汕頭同文學堂，1901年5月邀請丘逢甲出任監督（校長），學堂在他主持之下大有起色，1902年改稱「汕頭嶺東同文學堂」。1899年底潮州、汕頭同時存在著兩家「同文學堂」，丘逢甲是在兩年後才加盟汕頭學堂的。
汕頭嶺東同文學堂舊址楊魯（1875-1936），字守愚，廣東澄海縣冠山鄉人，監生，受東亞同文會廣東分會會長高橋謙的推動，1899年底聯合丘逢甲、何壽朋等在潮州府城創辦嶺東同文學堂，因招生情況不理想而迅速停辦。與此同時，另一個同文會會員林仔肩創辦汕頭同文學堂。潮州學堂停辦後，楊魯也轉戰汕頭學堂。1904年春，楊魯因考中舉人而離開，進入官場，清末曾署黑龍江省巴彥州知州，入民國後任廣西省政府秘書長。
1899年冬，丘逢甲在給惠潮嘉道沈守廉的信中說：「汕埠聞亦設東文學堂，與郡城乃一時並舉，此亦風氣漸開之兆也。」（《丘逢甲集》第810頁）。這是丘逢甲沒有參與創辦汕頭同文學堂的最有力證據。如果是他實際領導創辦，怎麼也不會用一個「聞」字。
潮州、汕頭兩家同文學堂之創生，都受到日本東亞同文會的推動。「同文學堂」這個校名並非平地起驚雷，不過模仿「同文會」在廣州創辦的「同文書院」，「同文書院」也是從所謂中日「同文同種」的套話脫胎而來。「同文學堂」當時也寫成「東文學堂」，所謂「東文」，指的是日文。汕頭同文學堂先後兩個日文教習山下稻三郎、熊澤純之助，都是同文會會員。（桑兵：《日本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
2001年，北京大學夏曉虹教授廣泛徵引日本東亞同文會文獻，作了如下準確表述：
久遊中國的日本東亞同文會廣東分會會長高橋謙……先於省城廣州設立廣東東亞同文書院,自任院長……又遣楊守愚往潮州,商議潮汕辦學事。雖因東文學堂最終定於潮州開辦，而加入東亞同文會的澄海人林梁任等，仍繼續推動在汕頭興學的原議。這就是丘逢甲與人書中所說：「汕埠聞亦創設東文學堂，與郡城乃一時並舉，此亦風氣漸開之兆也。」東亞同文會的機關刊物《東亞同文會報告》,也因此刊出《汕頭同文學堂、廣東同文書院及潮州東文書院（學堂）》三校並列的報導。……潮州東文學堂雖中途天折,廣東同文書院也因高橋謙1900年的回國與東亞同文會廣東分會的撤消而解體,幸有汕頭同文學堂仍在艱苦維持,一枝獨秀……東亞同文會得自會員的報告也稱：「該學堂首倡者為林梁任、丘逢甲、李毓藩等。」初辦時,學生總數有35名。不過，因1900年8月唐才常等策劃的自立軍勤王事被清廷偵破，實際主持學堂事務的林梁任……遭告發，有流亡之意。牽連到學堂，學生不能安心受業，在學人數也驟減到四五名。(夏曉虹：《心關國粹某興學》，《潮學研究》第8輯，第55-57頁)林梁任（1865-1936），號仔肩（梓堅），廣東澄海縣南砂鄉人，11歲入村塾，24歲時考入潮州金山書院，為高材生。1895年，汕頭發生鼠疫，林仔肩與吳創志等重振同濟善堂，發起募捐施藥，聲名大著。康梁鼓吹維新變法，林仔肩深受影響，傾向新學。林仔肩擔任同濟善堂司理，故能利用外馬路129號善堂前座東西齋創辦汕頭同文學堂。丘逢甲「掛名董事，但沒有參與學校的管理和教學」，「借用同濟善堂無疑即林仔肩之力」（陳荊淮：《文獻資料所見之嶺東同文學堂創辦前期史實》）。同文會會員報告雖列出三個首倡者，但還是把林仔肩擺在第一位。
同文學堂創始人林仔肩1901年春，丘逢甲屈就潮陽東山書院，正在謀求更好位置，曾有意去廣州時敏學堂，但「探悉時敏局面不如汕學，又中間消息參差，故辭彼就此，亦以就遠不如就近，就生不如就熟也」（溫仲和：《求在我齋集》卷五，葉二十四）。他接受同文學堂聘請，放棄去時敏學堂的機會，主要是跟楊魯本來很熟，與林仔肩也有交往。
林仔肩與丘逢甲一樣，屬於康、梁維新陣營，而論思想之激進、言論之大膽，林仔肩則遠在丘逢甲之上。1899-1900年，林仔肩發表致知新報館書、《祭六君子文》、《上十八省總督書》，公開祭奠為戊戌變法而死的六君子，譴責慈禧囚禁光緒帝，號召各省總督團結起來廢黜慈禧、恢復光緒帝權力，與康有為、唐才常發動的自立軍起義相呼應。把林仔肩貼上「守舊勢力」標籤，是一些丘氏擁躉有意抹黑。
林仔肩《祭六君子文》主持學堂事務的林仔肩因被人告發，學堂原有教員各自回鄉，只剩林仔肩一人在苦苦撐持。或許是當時的地方官網開一面，林仔肩有驚無險，繼續維持學堂。1900年初，丘逢甲曾代表林仔肩等人寫過一份稟帖給道臺，申請給學堂立案，接著受命到南洋宣慰華僑，回國後遭喪子之痛回鎮平老家閒居，次年初到潮陽東山書任教。1901年5月13日，山下稻三郎回到汕頭學堂，向林仔肩建議請丘逢甲出山，重振學堂。5月19日，林仔肩前往潮陽，說動丘逢甲加盟，學堂很快恢復了元氣。8月29日，朝廷宣布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汕頭同文學堂因廢八股後，來報名者甚眾」（溫仲和：《求在我齋集》卷五，葉二十三），形勢對新式學堂十分有利，因之英才聚於一堂，學生達到100名之多。為滿足教學需要，這一年冬天同濟善堂遷往新馬路，將全座建築讓給同文學堂。（楊勉：《汕頭同文學堂始末》）
衝突緣起1903-04年，學堂總理丘逢甲、值理林仔肩發生激烈衝突。事件的觸發點，是聘請下一年度分教習上的分歧。當時的同文學堂組織上有三個層次：董事會由地方紳商組成，大都是六邑會館與同濟善堂紳董，平時主要負責籌款；總理、值理組成的團隊負責庶務、稽查；監督、總教習等組成教務團隊。除日本教習、外省教習、蒙學教習不計外，原有本省教習8人，楊魯（澄海）、姚梓芳（揭陽）、朱乃霖（澄海）3人為潮籍；監督兼總理丘逢甲（鎮平）、總教習何壽朋（大埔），教習劉家駒（大埔）、羅仙儔（大埔）、溫丹銘（大埔），皆為客籍，客籍、潮籍比例為5：3，其中掌握實權的監督、總教習皆屬客籍。
分教習楊魯，因本年考中舉人，確定次年春進京參加會試，已經辭任；同時，出於不明原因，另一教習姚梓芳亦提出辭職，董事蔡古愚、陳步鑾希望丘逢甲加以挽留，而丘逢甲沒有答應。如此一來，同文學堂教習中只剩下1個潮籍人士。火上加油的是，丘逢甲又已決定增聘大埔楊姓出任英文教習，再加上擬議中的王姓學人（疑為丘氏好友王恩翔，梅縣人），那麼，客籍、潮籍比例將達到7：1。
學堂董事陳步鑾即陳慈黌1903-04年潮客衝突的背景，即在如此背景下展開：林仔肩、同濟善堂紳董認為學堂是他們創辦，使用同濟善堂建築作課室校舍，單建築費已達1萬元，另外潮商捐款近2000元；1901年夏天起丘逢甲擔任監督，前後從客籍商人中籌募到5000多元捐款注入學堂，認為客籍人士貢獻為多，在聘請教習上偏向客籍人士；學堂招生也偏向客籍，佔80%。（1904年4月21日《嶺東日報》。）
汕頭一直屬於潮州府澄海縣管轄，直到1921年成立市政廳才與澄海分治。同文學堂使用的是潮商建設的同濟善堂建築，善堂又歸屬六邑會館管理。所謂「六邑」，指海陽（潮安）、澄海、饒平、潮陽、揭陽、普寧6縣。在以潮籍人為主體的汕頭地面，丘逢甲對客籍師生過度傾斜，引起創始人林仔肩不滿。
查辦與抗議1903年12月29日，《嶺東日報》突然刊登丘逢甲《答林梓堅書》，指「學堂衝突，足下實陰為主動，……若必助外人以抗總理之聘教習，反起內訌，則僕誠不知命意之為何矣。……足下之始事共勞，僕何嘗不念之？……試問延聘教習，非總理之權乎？且足下負學堂司事之名，一年來所負之義務安在？不過借創辦學堂為包攬詞訟、嚇詐鄉裡之舉。……汕中紳商豈盡受足下之愚耶？」
丘逢甲自己承認，學堂為林仔肩所創辦，學堂衝突起因於增聘教習的不同意見。林仔肩考慮到潮客比例不平衡，向丘逢甲建議聘請普寧人鄭國藩，遭丘逢甲反對，丘氏並提議增聘梅縣人王恩翔。鄭國藩、王恩翔都是拔貢出身，均屬於選入北京國子監的優等生。作為學堂總理兼監督，丘逢甲有聘請教習的決定之權，但為學校長期發展起見，必須考慮平衡問題。丘氏慮不及此，而僅僅考慮引用意氣相投之人，有其處理不當之處。丘逢甲走後，溫仲和繼任監督，聘請鄭國藩當教習，事實證明他是十分優秀的教員，後擔任潮州金山中學教席30年，聲譽卓著。
雙方衝突不斷發酵，鬧到惠潮嘉道都無法處理的地步，不得不提請兩廣總督派員查辦。總督派出兩廣學務處學務委員陳開熾、劉士驥到汕頭，很快勒令林仔肩退出學堂聽候查辦。他們在向潮籍學生進行調查時，突發奇想當場出題考試，認為成績不理想，把考試結果公開張貼於學堂。
查辦委員劉士驥丘逢甲自信滿滿，以為「汕中紳商豈盡受足下之愚耶」，不料事情的發展卻不幸而言中。1904年4月21日，六邑會館、同濟善堂、保商局、32名士紳及46行商人，幾乎囊括了潮籍精英名流，向兩廣總督發出《潮人三不平》電報，抗議學務處兩個委員處置不公。
電報指出：查辦事件的兩位委員，不是向潮籍學生了解情況，而是突然出題考問，學生匆促之間回答自然不理想，委員認為學生程度不足，張貼考試結果「訕辱」學生；學堂宿舍僅容80人，客籍學生已佔去八成，很多潮籍學生因之不能入讀；林、丘交鬨，委員已下令查辦林仔肩，那麼對丘逢甲則「不能概予免議」。潮籍紳商集體在電稟中提出「強合難免後患，不如分辦已定人心」，表示希望學堂拆夥。
《潮人三不平》電報最終，學務處委員、澄海知縣考慮到辦學不易，決定維持學堂，採取各打五十大板的辦法，讓丘逢甲自己辭職，對林仔肩繼續「查辦」，把造成衝突的兩個主角調離，任命溫仲和為新的學堂監督。溫仲和雖也屬客籍人，因長期執掌潮州金山書院，資望足以服眾。溫仲和上任後，立刻調整政策，在教師聘用、招生兩方面注意潮、客平衡。汕頭同文學堂終於逃脫拆夥的命運。
1904年7月5日，丘逢甲所委任的同文學堂帳房陳伯澄在各方壓力下自殺（7月7日《嶺東日報》），為這一衝突畫上一個悲劇性的句號。據《嶺東日報》披露的零星資料，林仔肩曾攻訐丘逢甲帳目不清，丘逢甲勒令陳伯澄迅速將進支數目、帳簿呈繳，陳則似有難言之隱，接著發生丘逢甲命人毆打陳伯澄之事，並將他扭送到澄海縣巡捕廳關押。陳伯澄自殺直接原因雖未能查清，但相信與丘逢甲有一定關係。
事件實質是族群衝突同文學堂事件是一次族群衝突。在此之前，潮客之間因爭奪資源而發生的衝突多在鄉間，能量有限。同文學堂潮客衝突則具有更多新時代的特徵：雙方雜居於同一城市，難以作空間上的區隔；雙方都利用報紙、電報等新的信息傳播手段表達訴求；動員的規模屬於空前，客家陣營利用報紙製造輿論，潮方則更多利用會館、善堂這些本地網絡，形成全城總動員，並以電報形式直接向總督表達訴求。
汕頭潮人精英全體出動，直接向兩廣總督提出抗議，也與汕頭的商人自治傳統密切相關。汕頭開埠至此40多年，只有一個鮀浦巡檢負責治安，沒有正式的地方官在市內直接管治，澄海知縣、潮州知府、惠潮嘉道、潮州總兵各有權限，多頭管理，六邑會館商人利用這些官員之間的矛盾，爭取到一定的自治權。
同文學堂衝突事件發生時，正好碰上兩廣總督岑春煊勒令汕頭商人「報效」。報效本應自願，非自願的「報效」實際就是勒索。商人團體利用同文學堂事件發聲，向總督顯示潮商集體力量，力爭減免「報效」。丘逢甲被迫出走，與潮商集體抗爭的背景分不開。（鍾佳華：《黨怵眾咋的日子》，《客家研究輯刊》2002年第2期）
族群衝突大多基於利益衝突，對族群衝突的研究應避免過多道德評價。改革開放前期，對丘逢甲的研究呈現一邊倒唱讚歌的狀況，為塑造其完美形象，直接把林仔肩貼上「守舊勢力」標籤，掩蓋了同文學堂事件的族群衝突實質。衝突事件中，雙方所用手段在如今看來都不太體面。應該看到，林仔肩、丘逢甲在辦理汕頭同文學堂過程中都有貢獻，也有過失。白璧無瑕的歷史人物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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