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
精神與心理問題的汙名化現象十分嚴重。
媒體容易粗暴地將一些行為歸因於當事人的精神與心理問題，
而忽視背後更錯綜複雜的因素。
大眾也容易對精神與心理類問題以偏概全。
最可怕之處在於，
無論那猜疑、嫌棄、不信任的目光是來自他人還是自己的內心，
對精神和心理問題的歧視、偏見與汙名，
都會阻礙我們直面問題，
使我們被傷害的更久。
如影隨形的病恥感
生活中，人們普遍在內心深處都更能「原諒」自己生理上的疾病，因為身體好像並不完全應該是受自己控制的；而心理上的「疾病」則不然，人們常認為心理應該是可以被調控的：我應該能掌控我自己的心理、情緒、想法等。
因而，心理疾病的患者往往有很強的「病恥感」，覺得自己生病就是一種「恥辱」，一種無法對外界言說的東西。這種「病恥感」繼而影響著很多心理疾病患者的求助之路。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不同領域的學者開始了對精神疾病病恥感現象的研究，病恥感的概念變得多樣化，內容也更加豐富。
Corrigan和Link對精神疾病病恥感概念的研究應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兩種研究。
Corrigan對病恥感概念的研究主要是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去開展的，認為作為精神疾病病恥感的核心表現，其認知和行為特徵包括三個方面：社會刻板印象、偏見以及歧視。社會刻板印象是指整個社會對精神疾病的一種固化的認知，而偏見則是社會刻板印象在認知和情感上表現出的結果，歧視則是偏見在行為上表現出的結果。
Link則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去描述精神疾病的病恥感，「當被貼上標籤，刻板印象、孤立、地位喪失和歧視這些過程發生時，羞恥感就出現了」，這也可以理解為Link對病恥感概念定義的五個元素。
Yang LH(2007)在西方國家現有的精神疾病病恥感理論基礎上，首次闡述了病恥感理論在華人社會文化中的發展，Yang先描述了三種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產生病恥感的機制：直接對個人的歧視、患者對負性的刻板印象的內化及社會制度上的歧視。在此基礎上，作者探討了孔子學說，「面子」以及中國傳統的對精神疾病輕蔑的態度對病恥感的影響，揭示了在華人社會患者的病恥感體驗可能更加強烈。
求助本身就是一種能力
汙名化源於對某一群體的某一特徵，進行偏負面的抽象處理，而遮蔽他們的其餘特徵。久而久之，這種「標籤」就變成了該群體的對應物。我們對心理疾病往往比對生理疾病，就有著更強的汙名化。
「汙名化」難以改變的基礎是人對死亡以及任何帶有疾病色彩的事物的恐懼，但經過更多的溝通、教育和了解，可以減少人們以偏概全，或者說錯誤的汙名化認識。
「自我汙名化」就是一個人認同了社會上對這個群體的偏見，真的認為自己具有某些消極的特點。抑鬱者的主要特徵是：情緒低落，對自己的評價很低。這種自我評價偏低和自我汙名化是有密切聯繫的，同時，這也體現了抑鬱者對自己的不接納。
抑鬱者會想：「我現在情緒如此地低落，是我調控自己、管理自己的失敗；我不能夠讓自己有效地工作學習是我管理自己的失敗。」這種自責，其實是「過多地賦予自己責任」，這與自我汙名化有密切聯繫。它會導致更加情緒低落，更不希望被別人知道自己的情況，從而阻礙了求助之路。
一項研究顯示，在抑鬱的患者中只有30%多的人願意求助。而事實上，求助的意願和抑鬱的程度是有關的，抑鬱的程度越嚴重，一個人越不願意去求助，這就是更大的風險。還有追蹤研究顯示，病恥感越嚴重，抑鬱的狀態也會發展得更嚴重。
從某個角度來說，病恥感本身就和抑鬱症狀緊密結合，幾乎可以說是症狀裡的一組特徵。當一個人處在抑鬱狀態中，人際交往上會比較退縮，不太願意見人，不太喜歡參加各種活動等。這時，他會覺得更孤獨、更缺乏支持，然後情緒可能更低落。同樣，當一個人感受到病恥感，他會較少地吐露自己的問題，無論是找親友還是專業人員的可能性就比較低。
人是社會的動物，來自於親人朋友，還有專業資源的支持，對心理健康作用是非常大的。「我擔心別人會恥笑我」、「我覺得和人打交道好累」，這些負面的人際期待都不利於抑鬱的好轉。
當一個人覺得自己患上抑鬱是一件丟人的事情時，TA會覺得無論是去看精神科的醫生，還是服用藥物，還是看心理醫生都是反過來證明自己有病……這些治療過程就被理解成是負面的確認：我在治療，所以我有病。
必須強調說這種邏輯是錯的，很多研究顯示，很多人病得越重越不求助。另一個角度來說，一個人能求助，治療的時候能聽醫生的話，這是一種能力。但是如果一個人把這種治療的過程當作是證明我有病的過程，治療得越久證明我越有病。那麼這種心態會極大地損害治療的效果。所以說自我汙名化影響治療療效。
有些人會藉口說：我覺得自己可以處理好自己的問題。這其實是一種藉口，內心深處覺得心理問題不能依靠別人來處理，如果依靠別人來處理就證明自己很失敗。
有些人的求助障礙不在自己身上，而在於社會汙名，在於家庭。有時候，父母可能堅定地認為抑鬱症的孩子沒什麼問題，一旦縱容和誇張其問題，會讓孩子藉機更嬌氣等。家屬否認抑鬱，一部分是因為恐懼擔憂，還有一部分原因，是自己生活得比較簡單，很少去多想煩心的事，對自己和他人的負面情緒比較遲鈍。
在求助障礙方面，一個人的教育程度越高，越願意開放性地接受一些新事物，越願意廣泛地利用有效資源。
在性別上，女性會更樂於求助，男性會更拒絕求助。這可能和社會上對於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有關，男人需要像硬漢，有淚不輕彈。所以更多的男性接受了這種社會刻板印象的暗示，他們更難以放下自己的面子來面對困擾。
同時，汙名化在社會層面上會造成一種廣泛性的壓力。有時候，如果身邊有一些狹隘缺乏同情心的人，確實會給抑鬱者帶來很大的人際壓力。
走出沉默，擺脫歧視
一位曾經被精神疾病折磨長達七年時間，經歷了對外沉默，強顏歡笑，再到住院、找諮詢師、藥物使用、在中國治療和美國治療等歷程的患者，從自身經歷出發，談到自己多年的沉默是如何影響了自己的治療和恢復，自己如何在潛意識層面自我歧視，而他在走出來後，又是如何意識到這種歧視的。
他說：「一個人得病，已經夠糟了。可能因為從前家裡不好的過去，加上生活的壓力種種，得病了。但是得病之後再給自己扣一個」不堅強，丟人「 的帽子，就更慘了。然後我們開始讓自己堅強，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由自主的會去逃避這種疾病所帶來的汙名。難道不是嗎？痛苦本身非常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對痛苦的逃避。」
這位朋友提出了自己的暢想：「我堅信，一個更好的社會會到來。在那裡，將不會有家長因為孩子有病而說她，將不會有老師因為學生有精神病而排斥他。在那裡，不會有孩子再像我一樣每天晚上撞牆然後第二天裝快樂。在那裡，所有患者不會因為害怕有色眼鏡而保持沉默。在那裡，精神病將不會再是一個罵人話。在那裡，那些患有嚴重精神病的人將會被社會所接受，從而過上一個有尊嚴的生活。在那裡，一個孩子會因為開放的環境而得到儘快的治療，不會像我一樣，因為偏見而丟失最好的年華。
重新找到自我價值的過程
一個人處於抑鬱狀態時，會覺得自己非常失敗，那麼他就需要問自己：你真的很失敗嗎？有哪些證據證明我工作很失敗、做人很失敗？有哪些證據證明我其實做人還有可取之處等？
經過這種不斷地反覆核心訓練，他慢慢地就會更能比較客觀地看待現實，找到自己的自我價值，慢慢走出抑鬱。
這就是認知行為療法。它的核心是讓一個人學會去覺察自己在一些感受和行為背後的想法，然後形成對自己的想法進行評估和檢驗的習慣。
除了認知行為療法外，我們還可以做的是在適度安全的範圍裡進行一些有勇氣的嘗試。事實上我們所做的行為會反過來影響我們的感受。當我們越是不敢去跟別人講自己的實際情況，我們就越暗示自己「真實的我，是別人無法接納的，也是我無法接納的」。但當你能夠向別人吐露自己的情況，特別是負面信息時，其實你在傳達「我雖然有缺點，但我仍然是有可愛之處的」，或者說我不擔心我的缺點會使我失去這個朋友，也不擔心這個缺點會使我無法接納自己。
建議可以在適度安全的範圍裡告知一些朋友或者親人自己的情況，表達一些內心的真實感受。也可以選擇心理諮詢師得到專業傾聽與反饋，你這樣做就是一個很有勇氣的嘗試，同時也在給自己積極的暗示。
從社會層面來講，降低汙名化，最主要有賴於信息的溝通，交流的積累，更多地接觸這個群體。
汙名化對應的群體都需要更多地被了解。這裡媒體會有很大的作用，更多深度真實的抑鬱者的故事，有利於大眾深入的了解抑鬱症，同時能減少刻板印象。比如說很多人都知道崔永元，他說出來自己曾患有抑鬱症，做了很多科普工作，降低了一些人對抑鬱的汙名化。再比如說趙向陽，他走出抑鬱後自己創辦公眾號，來宣傳抗擊抑鬱症等。
英國著名影星凱薩琳·澤塔-瓊斯就曾不堪負荷罹患躁鬱症。在2011年住院受治療的她，出院之後仍持續的服用藥物控制病情。向來注重隱私的凱薩琳麗塔瓊斯，卻意外地在接受治療的隔年，向外界公開她的病情，而她也希望藉由自己的例子，可以讓有類似精神狀況的人們可以不被誤解，並積極地去接受治療。
一些好的知識，甚至是好的比喻也有利於減輕汙名化的現象。有些人會把抑鬱比喻成像感冒，像一朵情緒的烏雲。這些比喻能夠讓人們覺得抑鬱更加平常，而不是洪水猛獸。確實抑鬱本身並不是洪水猛獸。
期待將來有更多體會過抑鬱的人拍出電影、寫出書、寫出散文，更多地分享自己的內心。這樣子是有利於社會把這件事情看得更加的日常。在做這些事時，需要抑鬱者的自我接納，做這件事本身也有利於自我接納。
轉載自公眾號：psyc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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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鬱已經是非常普遍現象。
面對抑鬱，
我們要做的不是抗拒，
而是接納和轉化，
別再擔心自己「異於常人」，
更別因此耽誤了治療，
第一時間尋求專業的幫助總是沒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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