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要說到的沈葆楨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是晚清有重要影響的封建政治家。同時還是第一任船政大臣，主持船政，組建當時遠東最大的船廠，創辦學堂，主張「船政重學」。他是清末籌建中國近代海軍的主持者之一，為建立中國近代海軍和造船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他一生愛國，為國家和民族培養出叱吒風雲的一代精英。
沈葆楨11歲那年，父親沈廷楓好不容易中了舉人，緊接著赴京應禮部試時，曾把沈葆楨帶上，到南京後，此時林則徐正在那裡擔任江寧布政使。沈廷楓把兒子留在南京，然後獨自北上應試，未中，返家時又拐到林則徐那裡將沈葆楨帶回。就是這段時間，林則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楨，第二年即定下了親上加親的娃娃親。1836年，16歲的沈葆楨考取秀才，1840年，沈葆楨考中舉人，剛好20歲，在雙方父母的主持下沈葆楨和小他一歲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沈葆楨長相一般，個子偏矮，而且小時候還非常多病，「屢瀕於危」。而林則徐能夠將小女林普晴嫁給他，應該是早就看好沈葆楨的前程的。1847年，經過六年三次趕考，沈葆楨終於如願以償，考取了進士第36名，與他同榜的李鴻章位居34名。和其他的新科進士一樣，沈葆楨被安排到了翰林院，任庶吉士（從七品）。在翰林院的幾年閒職上，沈葆楨最大的收穫就是讀書學習，在思想和能力上又有了提高。
沈葆楨曾為曾國藩幕府成員，深得曾國藩賞識。1856年，太平軍楊輔清部數萬人圍攻江西廣信府城，時為署廣信知府的沈葆楨臨危不懼，身先士卒率部登城守衛，最終以少勝多，七戰七捷，擊退了太平軍的進攻。經曾國藩保薦，第二年升任廣饒九南道。沈葆楨為官清廉，但性格剛直。1859年，因與上司不和，即以父母年老、身體不適為由憤然辭職回老家養病。廣信當地百姓為此先後十多次到曾國藩行轅請留。但當時曾國藩只是一個掛兵部侍郎銜的湘軍首領，並無地方實權，愛莫能助。1860年五月初三日，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後第一次上折，就奏請朝廷飭令沈葆楨赴湘軍安慶大營幫忙。
更為關鍵的是，第二年，曾國藩即保薦沈葆楨出任江西巡撫。清朝巡撫為從二品，加侍郎銜者為正二品。沈葆楨之前只是按察使銜、吉南贛寧道，大體相當於三品官。在沒有經過布政使等職位歷練的情況下，直接出任巡撫，而且沒有署理而是實授，就連《清史稿》，也評價沈葆楨此番際遇為「超擢」——破格提拔。而且朝廷任命諭旨還溫言有加，說考慮沈葆楨照顧父母雙親的需要，特意安排他在毗鄰福建的江西出任巡撫，希望沈葆楨不要再推辭，「朕久聞沈葆楨德望冠時，才堪應變。以其家有老親，擇江西近省授以疆寄，便其迎養；且為曾經仕宦之區，將來樹建殊勳，光榮門戶，足承親歡。如此體恤，如此委任，諒不再以養親瀆請。」
沈葆楨此番隆恩的背後，是曾國藩為其背書：1861年十一月曾國藩奏保沈葆楨為江西巡撫時，鹹豐已於當年七月病逝，辛酉政變也塵埃落定，朝廷主政的，是慈安、慈禧兩宮太后和議政王奕。兩江總督曾國藩，剛剛受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節制「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員」，成為清廷與太平軍作戰的絕對主力，聲望日隆。
圍剿太平天國的戰爭，至1861年曆時已達十年之久，早已耗空清廷國庫。無論是曾國藩的湘軍、左宗棠的楚軍，還是沈葆楨防守江西的軍隊，都必須自己籌餉，中央財政早就無力承擔。1862年四月下旬，曾國荃、彭玉麟等部湘軍主力，沿長江水陸並進，直抵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城下，開始包圍天京。為了進一步縮小包圍圈，曾國藩不斷增兵，1863年七月時統兵已超過十萬人，每月需餉不少於50萬兩，這還不包括購買彈藥、槍械等花費。而在給湖北布政使厲雲官的信中，他說每月的收入從來沒有超過24萬兩，以至於只能發三成軍餉，實難支撐。他還向廣東巡撫毛鴻賓抱怨，各軍欠餉已長達11個月，甚至連買藥都沒錢。
出乎曾國藩意料的沈葆楨截留漕銀、洋稅、釐金，使得曾國藩軍餉更為匱乏。曾國藩在江西所得之餉，包括漕折（每月四五萬兩）、九江洋稅（每月3萬兩）和釐金（設立關卡向過往貨物徵稅所得，每月大約十多萬兩）三部分。1862年九月起，出任江西巡撫不滿一年的沈葆楨，未與曾國藩商量，就停解漕折銀給曾國藩；第二年開始停解洋稅；到了1864年二月，沈葆楨又上奏朝廷，請求將江西釐金全部歸本省徵收使用，不再給曾國藩軍營。果真如此，意味著曾國藩軍餉每月將減少20萬兩。停解漕折銀、洋稅，曾國藩都忍了，沒有上奏朝廷，只是向左宗棠抱怨說「初不省其開罪之由」——實在不明白在什麼地方得罪了沈葆楨，以至於沈要如此。1864年沈葆楨要停解十多萬兩釐金，曾國藩終於忍無可忍。這年三月，他立即上折，批評沈葆楨此舉「專尚客氣，不顧情理，令人難堪」。曾國藩的理由是：首先湘軍欠餉遠比江西地方軍嚴重，湘軍今年以來只能發四成軍餉，而沈葆楨所統各軍都發八成軍餉。再者，如今，湘軍欠餉已長達十六七個月，而沈葆楨部隊欠餉不到五個月。再次，自己身為兩江總督，又是節制江西等四省的欽差大臣，江西為自己轄境，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財，無論是丁賦、漕折銀、洋稅還是釐金，本就有權提用。沈葆楨作為下屬，事前不與商量，就擅自作主一再截留，自己很難理解和接受，也不知沈葆楨此舉將朝廷數百年的規矩置於何地？後經戶部裁定，江西釐金收入一分為二：一半撥曾國藩湘軍大營，一半留供江西本省之餉。因曾國藩此奏摺言辭抗厲，並威脅說沈葆楨此舉導致湘軍人心惶惶，圍攻天京大局有面臨決裂的危險，沈葆楨被迫請辭江西巡撫，兩人自此斷交。
沈葆楨的「忘恩負義」，也跟湘軍與當地官員的矛盾有關。為了軍餉，湘軍到處設置關卡，地方官員失去了從商業中分一杯羹的機會。大家知道，清代官員的工資是很低的，各種陋規是官員個人收入的重要來源，有不有它，大不一樣，事實上，朝廷對地方官的陋規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鹹豐四年至七年（1854－1857），江西巡撫陳啟邁就與曾國藩鬥得不亦樂乎，兩個人經常在皇帝面前互相參來參去。後來陳啟邁走了，江西官員對曾國藩的怨恨一點也沒變。沈葆楨可以保證自己清清正正，但當時的他絕對沒有勇氣得罪整個江西官場。曾國藩逝世三年後，沈葆楨在給友人吳惟允的信中說過這樣一句話：「吾輩出而任事，國家是為，豈其為朋友私情耶？」或許這是關於沈曾破裂的最好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