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前《財新》雜誌副總編、抑鬱症康復者張進,在新書《渡過:我的知與行》中,詳細闡述了旨在救助更多求助者的「陪伴者計劃」。與很多從抑鬱中走出來的人不同,張進選擇分享自己的經歷,並召集有過心理疾患的朋友,一起做「陪伴者」來協助療愈仍在痛苦中掙扎的人,也給自己重新就業的機會,共同回歸社會,這也是張進給「陪伴者計劃」定的宗旨——「自渡渡人,知行合一」。
作者:蔡岫
如果人的精神軌跡可以直線展開,一定比人生的路程還要漫長得許多。也就是說,人的心力消耗可能會比體力的消耗要大,即精神(心理)更容易生病。
張進永遠不會忘記2012年3月12日,那一天,作為當時某熱點會議報導組的組長,一個以往對他來說難度係數不高的採訪,卻感覺無力應付,不得不臨陣脫逃,他給那日起名「生病日」。此後他又在崗位上堅持了10天,卻發現讀句都變得異常困難,表達能力也出現問題。其實後來同事告訴他,此前半年就發現他情緒低落、沉默寡言,他自己回憶起來也是早就開始嚴重失眠、迴避社交。原來,他已經病了很久了,到3月12日已經到了重度抑鬱的狀態,只是當時的自己和身邊的人都不懂,用張進的話來講,就是無知、無助。
後來的數年間,張進在治療的路上走了很多彎路,循環往復地經歷著希望和失望,病情也越發加重,比如辦手機套餐的時候,他想,辦那麼長幹嗎,自己能活那麼久嗎?最嚴重的時候,甚至到了木僵狀態,不吃不喝,思維停滯,生活能力喪失。他後來想,在那段過程中,如果有一個過來人,能夠在某個重要節點指引一下,那該有多好啊!
張進說,精神疾病是生物、心理、社會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由於各種因素,當今的患者恰恰面對的是生物、心理治療系統的局限性,社會支持系統的極度缺乏。
現有治療體系是指醫療系統和心理諮詢系統。
從醫療系統講,精神疾病的藥物治療具有試錯的特性,需要不斷調整治療方案,並由此獲得最優解。但現實中,由於其複雜性,患者一次就診就能得到正確診斷、精確用藥的情況很少,何況,患者的病情是在不斷變化的,用藥也需要不斷調整,這都需要醫生對患者的時間投入。但目前中國有資質的精神科醫生僅有三萬多人,缺口達四十多萬,患者往往是輾轉奔波到醫院,一等一天卻只能見到大夫幾分鐘。之後複診間隔時間較長,患者及時調藥更不可及。在這樣的情況下,患者的用藥和調藥往往具有盲目性,療效必然大打折扣。
從心理諮詢系統講,目前在中國,精神疾病患者要想獲得好的心理治療更難,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心理諮詢業比較混亂,諮詢師人數雖多,但水平參差不齊,求助者難以找到優質且匹配的諮詢師。張進記得自己剛從崗位上告假下來的時候,就做過心理諮詢,但幾次經歷不但價格昂貴且收效甚微,甚至今天回想起來就是個笑料。第一位諮詢師是雞湯式,當他迸發出一句激勵人心的「寶劍鋒從磨礪出」,張進順口對出「梅花香自苦寒來」。若有旁人在,大概還以為特務在對暗號。第二位是批判式,認為張進不珍惜現有的資源和地位,把張進一通數落,讓本來就處在沮喪中的張進情緒更加低落。二是耗時太長,長程治療需要數年之久,即使短程治療也得幾個星期,花費巨大,患者難以承受;三是諮詢業的種種設置和規則比較嚴格、缺乏人情味,求助者的治療體驗往往不夠愉快。
而從社會支持系統上看,治療效果必然和心理狀態、外部環境密切相關;而個人的心理狀態又直接受外部環境影響,所以,精神疾病的治療效果離不開外部環境的改善。但往往,患者由於長期患病而離群索居,遠離主流社會,且親人朋友不理解,社會支持系統處於完全缺乏的狀態。
總之,與治療密切相關的這三者自身尚且問題多多,更不要提有機融合,從一個窗口為求助者提供整體治療方案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張進認為「陪伴者計劃」可以起到獨特的作用,如果能對患者給予全程指導、陪伴和撫慰,便能打通生物-心理-社會三個環節,成為精神疾病治療的第三系統。
在療愈過程中,張進開始探索精神健康領域,多種渠道習得了心理學知識,以自己親身經歷出版了《渡過》系列書籍,剛剛出版的《渡過:我的知與行》是這個系列的第四本書。其間,他還創辦了旨在科普心理學知識、探索新型心理健康之路的「渡過」公眾號,在與求助者一起探索及交流中得到啟發,提出「陪伴者計劃」——短期是診治,長期是成長,全程是陪伴,通過陪伴者對求助者的全程參與,協助患者康復並回歸社會。
張進康復後幫助了很多求助者,可以說,他自己就是第一個陪伴者——這次陪伴就是「陪伴者計劃」的前史。
張進記得那是2014年,自己在財新博客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抑鬱症的科普文章。一天,一位外地的讀者輾轉和張進取得聯繫,說看了文章後,覺得自己也有問題,但不確定問題是什麼,到什麼程度,應該怎麼辦?問清其症狀、病史、家族情況,張進明確告訴他:你應該已經是抑鬱症,而且持續了很長時間,僅靠個人調整會耽誤病情,應該儘快求醫。
考慮了幾天後,他表示接受張進的意見。但到哪裡看病呢?他依舊很茫然。張進幫他分析了在本地和去外地的利弊,讓他自己決定。他決定來北京求醫後,張進又幫他選擇醫院,聯繫醫生,提前掛號。
在預定看病的那天清早,他坐夜車趕到北京,在醫院和張進會合。見到醫生,張進幫他補充介紹了病情(因為他不能抓住重點)。醫生診斷、開藥後,張進又給他解釋醫生的思路——為什麼用這幾種藥,每種藥有什麼用處,囑咐他一定要遵從醫囑,好好服藥,足量足療程。
當天晚上,他就坐車回家了。在北京沒住一天,僅此一項就省了很多錢。
但陪伴沒有結束。回到家,他問題不斷:頭疼噁心是不是副作用?服藥什麼時候能夠見效?我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現在算見效了嗎?什麼時候可以減藥?我能上班嗎?要不要換工種?這兩天狀態不好是不是復發了?怎樣才能不復發?……
類似的陪伴經歷,張進還有很多。通過一次次實踐,張進體會到抑鬱症的個體差異和治療難度,認識到陪伴的必要和重要。就像那位讀者,需要的服務如此之多、如此之細,在當前中國的現實條件下,不是醫生和諮詢師可以隨時提供的。而陪伴者作為一個親歷者、過來人,對求助者往往會有更切近的理解,能夠抓住其需求痛點。事實上,陪伴者不僅僅釋疑解惑,還已經深度參與到求助者的生活中,給他提供解決方案,甚至感同身受,一起去踐行效果。
「陪伴者計劃」是一個持續的公益活動,張進說,理想的陪伴者,是心理疾患的康復者、心理學愛好者和公益踐行者的綜合體。
首選心理疾病臨床治癒者或康復者為陪伴者,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協助求助者制定綜合的解決方案。每個康復者都是一個親歷者、過來人,經歷過從無知茫然、病恥感到求醫問藥、康復乃至復發的全過程,他了解每一個環節,能抓住求助者的需求痛點。而且康復者與求助者的共情本身就有療愈的效果。比如一位求助者對陪伴者說,因為知道陪伴者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彼此談話時會有一種「深深被看見」的感覺。
第二,陪伴者必須具備一定的心理學和精神醫學基礎知識,這樣在幫助求助者整理思路時更科學,更有效。
第三,陪伴者需要投入很多時間和熱情,這是醫生和諮詢師都做不到的。心理諮詢和醫生作為職業,都有很多職業規範。醫療系統就毋庸贅言了,心理諮詢的限定也非常多。比如心理諮詢在時間、空間、關係上都對求助者進行了非常明確的規定,除了每周一小時在諮詢室見面以外,基本不產生其他聯繫,這對於一些在社會關係中已經被孤立的患者,難免更加低迷。陪伴者則不拘時間和方式,陪伴方式更加靈活。雙方可以用最方便的通訊手段及時聯繫,彼此即興留言,隨時問答。交流的問題也不一定限於疾病,可以延伸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只要是有利於彼此的溝通。雙方亦師亦友,讓求助者感覺更加溫暖。
為了擁有合格的陪伴者,張進及同仁建立了完整的培訓系統,定期給有意做陪伴者的心理疾患康復者做心理學知識培訓,也隨時通過工作交流來監督康復者的穩定狀態。
如今,「陪伴者計劃」已經為求助者群體輸送了數十個陪伴者,在求助者康復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把求助者的困境比作黑夜迷路,陪伴者就是以自己的內心體驗為燈火,照耀求助者走過這段黑暗之路。目前,這個隊伍還在發展壯大。在幫助求助者的同時,陪伴者也是對自己狀態的檢驗,通過陪伴,能看到過去的自己,把自己從治療中獲得的經驗傳授給他人,從中體驗到價值實現的快樂,「自渡渡人」。
張進在書裡表達了兩個願望,一是試圖「探索一條綜合、全程、全人關懷、個性化的精神疾病療愈之路」,即使有一天以失敗告終,也是一次有益的嘗試。
第二個願望,是當「渡過」事業發揚光大時,他可以回歸記者老本行,再去行走天下,採訪、研究、寫作,寫一本真正的專著,為他所親歷的中國精神健康領域的發展變化,留下一份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