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教育發達國家即將發生的50年來最大變革
小國芬蘭的大學裡，將要發生「大事兒」。帶點神秘感的預言，來自該國教育部的政策特別顧問伊卡。
一件事關大學的「生死」。從最南端的首都赫爾辛基，到北極圈以裡的拉普蘭地區，原本遍布的大學和職業大學，曾經是這個國家教育發達的顯赫證明。但不久之後，其中大多數將被撤銷，掛上新的招牌。
另一件則與飯碗有關。芬蘭的大學要開始學著自己賺錢了，也就是說，除了教書，學校還得學會怎麼做生意。
儘管多數改革都還在紙上，但改革的策劃者伊卡還是侃侃而談。2008年10月,在赫爾辛基一間會議室裡，他希望讓聽眾弄明白，即將發生的改變是多麼重要。要知道，這可是「50年來芬蘭教育系統將發生的最大改變」。
這些聽眾是來自中國的幾名教育記者。
來到這裡之前，他們對於芬蘭教育的了解，多半都停留在「世界第一」的光輝成績上。這也是多數中國人所了解的芬蘭教育：一個只有520萬人口的國家，擁有20所大學和26所職業大學，教育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6．2％；它的中學學生在「國際學生評量計劃」長期領先；它的高等教育，幾乎被每一屆世界經濟論壇評為最佳；它的教育成果纍纍——有諾基亞的成功，也有linux系統的發明……
然而這一次，從芬蘭教育系統裡傳來的卻是不同的聲音：這個國家對自己的大學教育，已經不太滿意了。與這種不滿一同從伊卡嘴裡傳達出來，還有他為解決這種不滿開出的「藥方」。
不過看起來，這些中國聽眾對伊卡的藥方興趣不大。他反覆強調的「大學合併」、「院系重組」、「自主經營」這些說法，很少得到回應。他們更急於知道，芬蘭的大學每年能拿到多少投資，這些投資由哪些部門、用什麼方式分配。
伊卡大概不知道，在中國記者看來，這些詞看上去實在眼熟。起碼從形式上看起來，芬蘭教育系統正在進行的，似乎是一場在中國曾經引起過無數爭議，而且至今沒有定論的改革。
伊卡是即將進行的芬蘭教育改革的推動者。而這些記者對中國的教育改革也不陌生：有些人親自報導了改革，有些人則在改革的過程中進入大學。
芬蘭教育改革的掌舵者，和中國教育改革的親歷者，面對面坐在了一起。他們要思索的是：兩場看上去相似的改革，是否可以為彼此提供更多元的借鑑？
似曾相識的大學合併
如今，芬蘭的大學合併計劃，就擺在中國記者的面前，並即將全面發動。去年，這個計劃得到批准，並寫入了《芬蘭教育發展規劃》。
這一幕像極了16年前的中國。那是1993年，國務院公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隨後，被媒體形容為「轟轟烈烈」的高校合併大潮，席捲全國。
按照芬蘭教育部的解釋，促使他們進行變革的，是國際化帶來的人才競爭激烈形勢、國內能源工業結構的改變，以及世界技術的更新。而在伊卡看來，更重要的是現在大學設計的不合理。
「以前，每個學校不論大小，都有許多方向的科目。」伊卡覺得，這樣的布置，讓每個大學都「樣樣通，樣樣松」。他希望通過合併，把不同學校的優勢科目集中在一起，有一個自己的主要方向。
這幾乎是當年中國專家言論的翻版。報紙上，中國教育部的研究員是這麼說的：中國大學「由於條塊分割，你發展你的，我發展我的，造成了大量重複建設」。
伊卡眼裡另一個不合理現象，也與他的中國同行想到了一起：大學在不同地區分配不均。全國20所大學中，赫爾辛基一共有7所，而有些廣闊的地區則一所都沒有。
「結構和布局不合理。」相隔十幾年，相距6萬公裡，兩個國家遇到的是同樣的問題，選擇的也是相似的對策。
在芬蘭，教育部希望通過大學合併，減少大學數量，增加大學規模和實力，並調整不均勻的大學分布。芬蘭人總結出了本國有優勢的學科項目——森林工業、鋼鐵、工程設計、設備製造……他們希望，新成立的大學將更有競爭力和創造力。而這些，同樣曾是中國高校合併之初的願望。
十幾年後，中國人已經品嘗到這一願望背後的得與失。在合併高峰的2000年前後,中國高等院校數量已經減少了324所。一份官方評價認為，合併大學「優化了結構，調整了布局」，許多學校「大大提高了科研競爭力」。
但在高校合併基本塵埃落定之後，一些中國專家坦言，除了合併過程中的草率和不規範外，過多巨型大學的紛紛湧現也讓人擔心。「這些學校規模過大，一時出現許多管理問題，而不同校區相隔太遠、學校沒有形成統一的精神氣質，都長期沒有得到解決。」
目前，剛剛起步的芬蘭教育界還躊躇滿志。《芬蘭教育發展規劃》提出的目標是：使不同大學「緊密合作並提升教育價值」，從而進一步提高創新力和競爭力。
根據這個目標，一個實驗性的合併已經開始。2008年6月25日，赫爾辛基的3所大學進行了合併。由赫爾辛基理工大學（TKK）、赫爾辛基經濟學院（HSE）和藝術與設計大學（TAIK）合併組建的Aalto大學，正式成立。
合併後的這所大學，將獲得原先分布在3所學校中的優勢。這是芬蘭第一所巨型的綜合性大學。
大學要靠自己的本領掙錢吃飯了
金錢，成為中國記者對芬蘭教育體系的採訪中，避不開的話題。
芬蘭人都習慣於把大學當成政府的一部分。大學拿著政府的錢，歸政府所有，所有的教授和員工，也都算政府的工作人員。
不過，即將進行的改革意味著，芬蘭大學與政府這種「親密」關係就要成為過去。在新的規劃裡，大學成為獨立的機構，他們將獲得更高的自主權，並取代政府成為僱主，與自己的員工籤合同。
在維多波利亞大學，幾名中國記者圍住一名叫馬克的青年教師，希望他能描述出這種變化帶給他個人的影響。
馬克漲紅了臉。他曾在中國武漢大學教過書，但這並沒幫他更好地理解個問題。他支支吾吾地說不出任何別的變化，除了工資比以前要高。以前，他的工資是由政府支付的，如今不一樣了，學校按合同付他薪水，而且這些錢不再來自政府。
這次芬蘭教育改革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關於大學的錢袋子。從前靠著政府，「吃穿不愁」的芬蘭大學，以後要靠自己的本領掙錢吃飯了。
過去，芬蘭政府承擔了大學的絕大部分費用，芬蘭教育部的負責人也曾表示，芬蘭教育成功的基礎就是「拼經濟」：為了開拓新的工作領域和新技術人才，芬蘭將堅持教育投資。
而如今，一份改革計劃卻決定把大學推向市場，政府對大學的投資將逐漸減少，而更多的資金，則需要大學自己籌備。
「經濟獨立」後的大學，被允許以兩種方式存在，一種是像公司一樣運營，另一種則是成立基金會。到時候，大學將擁有自己的資產。
大學被推向市場，沒有了「鐵飯碗」，豈不是會很不情願嗎？中國記者們這樣問。伊卡則連忙澄清，這個改革的方向，「最開始是大學自己提出來的」。他的解釋是，這樣就能使大學擺脫束縛，獲得經濟上的自主權。
這樣的好處，是大學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將資金投入到更加優勢的方向，而不需要聽從政府的安排。
不過，他也不忘強調，自由和風險是並存的：「大學將自己承擔經濟責任，它們甚至可能會破產。」因此，雖然政府會繼續對大學進行基礎投資，大學也可以向各種基金會申請贊助，但除此之外，大學將被允許從事「對教育和研究有幫助的商業項目」。
他舉了一個例子：大學可以設置課程，為不同的公司員工提供全程培訓。
還有一個招數是，一些大學經過申請，可以開設收費的學位課程，以此來補貼收入。這在對所有學生實行教育全部免費的芬蘭，還是第一次嘗試。
不過，伊卡特意強調，收費必須得到教育部的同意。而且，收費只針對來自歐洲以外的學生。當然，包括中國學生。
兩個國家，兩場改革
從芬蘭高等教育改革計劃裡，中國的記者們發現了熟悉的影子。
面對芬蘭大學的資產構成改革，在場的一名中國記者，記起自己參與過的有關國內「教育產業化」的爭論。上世紀末的中國，正陷入大學是否應該產業化的分歧，而不久前發布的一份政府文件中，則把教育定義為「全局性、基礎性的產業」。
1999年的全國兩會上，代表們關於教育產業化的紛爭鋪天蓋地，而這名記者當時就在現場。她記錄下各種不同的聲音，有的認為「教育應是政府保護、支持的神聖領域」，可以適當產業化；有的則認為，學校本質上是公益事業，非營利機構，絕對不能產業化。
而在芬蘭教育部，這場重大教育改革的中心，幾位中國記者並沒有聽到爭論。《芬蘭教育發展規劃》裡特別強調，在改革中，政府將堅持一些不會改變的原則。
伊卡表示，這些原則包括：學校的教育、研究、藝術創作自由不受幹涉，學校的學術自主應受保護，大學仍然將以教育和科研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我們將採取措施，防止過度商業化妨害大學教育。」
在中國教育產業化過程中引發問題的關鍵之處，芬蘭高等教育改革計劃中，一開始就得到防範。正如伊卡所言：「所有商業行為，都是為了服務於教育這個最終任務。」
看起來，儘管把大學推向了市場，但芬蘭似乎已經在市場化和公益性之間找到某種平衡。至少在可預期的時間內，芬蘭家庭還不用為孩子的高額學費發愁，他們的孩子上大學，仍然享受免費待遇。
不得不承認的是，這場讓中國記者們看起來眼熟的教育改革，畢竟發生在一塊體制和觀念不盡相同的國土上。
11月16日，當一名中國記者試圖向一位芬蘭教授解釋，剛剛發生在中國大學裡的校長職務變動，是由政府來作出決定。儘管芬蘭的大學也都屬國家所有，但這名芬蘭教授仍舊很難理解。因為在他的國家，大學校長的人選，是由學校的教授投票選舉產生。
「兩個國家裡發生的兩場改革，儘管外表相似，也許結果卻未必相同。」一名參加採訪的中國記者表示：「我們的改革在先，可以為芬蘭改革提供借鑑，而芬蘭的改革，也同樣可以給我們一個重新反思的機會。兩個國家的兩場變革可以互為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