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生物學依循「威爾遜階梯」的總體思路，運用廣義適合度、進化穩定策略、博弈論分析等概念或方法來刻畫與界定人性。通過細緻分析，基切爾揭示了社會生物學在探求人性過程中犯下的一系列方法論謬誤，並在研究結論中混雜了大量迎合新右翼政治立場的階級偏見、種族偏見與性別偏見。基切爾試圖表明，儘管人性在基因制約下有其局限性，但人性依舊可以在這種約束條件下得到重塑與改進。社會生物學對人性固定性的倉促論證，並不足以說服人們放棄讓人類社會變得更加公正與平等的種種努力。
關鍵詞：社會生物學；人性；威爾遜階梯；人性可塑性；社會達爾文主義
一、社會生物學探求人性的總體思路與基本立場
社會生物學是一種致力於系統研究社會行為的生物學基礎的理論，而讓其在當代智識領域獲得巨大聲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生物學在「新的綜合」的名義下，並沒有將自身局限於研究非人類的動物社會的規律與特性，而是將相關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結論拓展到人類社會，試圖在社會層面上描述與刻畫人性的諸多重要的特徵與傾向。然而，社會生物學的這種研究進路對眾多人文社會科學帶來巨大影響的同時，也遭到大量的詬病與非議。批評者認為， 社會生物學家在對人類行為的遺傳基礎貌似客觀的研究中，混雜了大量宣揚階級歧視、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的錯誤觀點，或明確或含蓄地主張了一種基因決定論，為那些積極推進階級剝削、種族壓迫與性別不平等的右翼激進政治實踐作出了理論辯護。社會生物學家迅速對這些批評意見作出了回應。首先，並非所有的社會生物學家都將自己的研究視角拓展到人類行為之上，某些嚴格將自身局限於非人類的動物社會研究的社會生物學家反對人們將上述與人性有關的批評意見適用到自己身上。其次，許多社會生物學家宣稱，作為一種科學研究，社會生物學的評價標準應當是科學真理與科學事實，社會生物學不應當僅僅由於自身得出了有悖於某些人的政治理想的研究結論而遭到批評［１］。最後，以威爾遜為代表的社會生物學家在作品中經常否認自身持有那種過度簡化的「基因決定論」，在他們看來，這種簡化版的「基因決定論」並沒有恰當概括出他們的論證思路與根本立場。美國當代著名科學哲學家菲利普· 基切爾認真對待了社會生物學家的上述回應。在基切爾看來，為了讓批判更加具有針對性，應當在社會生物學的內部作出區分。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可以大致將社會生物學分成兩類：一類專門研究非人類的動物的社會性規律，另一類則試圖對於人性與人類社會制度提出諸多宏大的論斷。前者在審視非人類的動物社會行為時是小心謹慎的，而後者為了擴大自身的影響，經常「以強 烈的興奮之情大聲宣布有關人性的斷言」［２］（Ｐ４５５）。反思與批判社會生物學所刻畫的人性觀，就應當將批判的焦點放到後面這類社會生物學之上，基切爾將之稱為「流行的社會生物學」［２］（Ｐ１５）。儘管基切爾同情和理解那些左翼文化批評家的政治動機，但他認為，有關社會生物學的爭論，不應當被其顯著的政治後果分散精力，而 是應當主要聚焦於 「關 於證據的爭論」［２］（Ｐ９）。這就意味著，首先需要梳理社會生物學家用來證明他們所支持人性觀的總體思路與基本立場。
基切爾指出，儘管社會生物學家對於許多理論問題存在分歧，但是，他們探求人性的研究進路，在整體上依賴於社會生物學的開拓者威爾遜所提出的思路，基切爾將這個思路稱為「威爾遜階梯」，它是在達爾文進化論的理論背景下展開的。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任何生物為了獲取必要的生存資源而彼此展開競爭。一個物種的成員在發展歷史的任何階段都可能發生變異，物種成員間的差異將影響其生存與繁殖的競爭能力。那些通過變異獲得了諸多適應環境特性的物種成員，就有可能比其他成員更為成功地生存與繁殖，而這些特性也將通過適合度更大的物種成員，更多地傳遞給生物的後代。結合遺傳學的理論知識， 這些特性將造成物種成員的基因差異，而自然選擇將確保那些更適應環境的基因在這個物種的絕大多數成員中固定下來。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威爾遜提出了社會生物學從自然生物出發探求人性的「階梯」。 第一，通過確證進化歷史的標準方法，確證某個群體 Ｇ 的幾乎所有成員為了使適合度最大化，就會在它們遇到的典型環境下表現出一種行為方式Ｂ。第二，Ｂ 是通過自然選擇，才成為在 Ｇ 中廣泛存在的行為方式的。第三，由於自然選擇只有在基因存在差異之處才起作用，因此，在 Ｇ 的那些表現 Ｂ 的成員與那些無法表現Ｂ 的成員之間，存在著諸多基因差異。第四，鑑於這些基因差異與行為方式 Ｂ 對環境的適應性，就可以表明，難以通過改變社會環境來更改這種行為［２］（Ｐ１３２）。基切爾指出，「威爾遜階梯」探求人性的關鍵論證思路在於，人類的特定行為方式在廣泛的物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中最大化了適合度，因而成為了擁有基因基礎的行為方式，成為了人性的重要表現，甚至成為了某種獨立於人類認知控制的原始衝動。有限制地改變環境，不足以改變這些行為方式，而激進地徹底改變人類的社會環境，固然有可能改變這些行為方式，但會付出「不可估測的代價」［２］（Ｐ２２）。在基切爾看來，威爾遜及其追隨者雖承認那些具有基因基礎的社會行為可以被環境改變，但這是他們規避被指責為「基因決定論者」 的策略，其最終目的是通過強調改變這些被他們認定為體現了人性的行為方式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來反對人性的「無限可塑性」，轉而強調人性的固定性，並通過人性的固定性來為既定社會行為模式與社會制度的固定性進行辯護。基切爾認為，社會生物學家在探求人性的過程中雖力求公正地對待環境與基因所發揮的作用， 但他們實際上仍然低估了環境塑造人性的作用與人性的可塑性。儘管當代生物學憑藉累積的大量資料構建了範圍廣泛的人類進化歷史，但這種理論建構並沒有窮盡所有可能的進化歷史。瘟疫、洪水、地震等突發的偶然事件都「有可能改變一個正在進化的種群的命運」［２］（Ｐ４３），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某些在進化上有極大優勢的基因或許就不復存在，而某些在進化上相對不太有優勢的基因反倒保留下來。因此，在人類實際進化史中保留的諸多造就了特定行為方式的基因，未必就是那種最有效地讓適合度最大化的基因，人性的諸多行為表現與社會制度也就無法被這樣的基因完全固定下來。當然，不同的社會生物學家在攀爬「威爾遜階梯」時，還積極利用了廣義適合度、進化穩定策略、進化的效率等概念或方法來進一步鞏固他們所支持的人性觀。社會生物學家在研究人性時並非只犯下了一種謬誤，而是在闡述人性不同方面的表現時犯下了一系列錯誤。為了更充分地批判社會生物學人性觀的諸多不足，基切爾分別揭示了社會生物學家在闡釋性別、民族與階級時所蘊含的各種社會偏見及他們在論證這些偏見時所犯下的諸多不同的方法論謬誤。兩性之間的不平等是困擾著當代社會的一個重大問題。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往往承擔了絕大多數的家務與親代撫育工作，但她們在這方面的付出在社會上並沒有得到充分的承認與回報。相較於男性，女性在工作機會、晉升機會與薪金收入等方面經常會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但在社會生物學家看來，男女之間的不平等有著生物學的根據。由於兩性在生理上的差別，他們就必定在社會生活中採納不同的行為策略。為了讓自身的適合度最大化，男性就會儘可能積極主動地尋找異性伴侶來將他的基因傳遞到下一代，而女性的卵子數量遠遠少於男性的精子數量，剛出生的嬰兒又迫切需要照顧才能存活，鑑於此，女性在性愛的態度上更為保守與謹慎。她們不僅需要盡力尋求那些能提供充分生存資源的可靠男性來作為自己的伴侶，而且在生育後還將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來照顧後代。社會生物學家認為，兩性的心理差異與社會行為差異源於兩性的基因差異，在靈長類動物中的一夫多妻證明了兩性基因差異的普遍存在， 漫長的進化過程形成了讓女性進行「親代撫育」 的基因，女性的這種固定的行為傾向是難以通過社會變革的方式來加以改變的。基切爾認為，社會生物學家在論證性別差異時犯下了許多不謹慎的錯誤，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用粗俗擬人論的方式來考察動物的交配系統。社會生物學描述動物交配系統的概念，來自人類的婚姻制度。雖然兩者之間存在不少相似之處，但是通過仔細考察，仍然能夠發現許多不可忽略的重要差別。當「一夫一妻制」適用於人類時，總是會指涉到相關的社會儀式與法律協議，而對於動物來說，它們的交配既沒有複雜的求愛儀式，也沒有相關的法律與契約。更為重要的是，人類的婚配製度總是包含了繁衍後代與親代撫育的內容，而這些考慮要素會讓動物的交配系統呈現出不同於人類的面貌。在狒狒這個靈長類動物中，「佔據統治地位」的雄性會與許多雌性交媾，但它幾乎不承擔任何親代撫育的工作，而它的「下屬」卻會協助一些雌性照顧後代。在黑猩猩這個靈長類動物中，雖然所有的雄性都有可能與一個發情的雌性交媾， 但當雌性進入真正的排卵期時，無論這段時間多麼短暫，雌性都會選擇與最有吸引力的雄性進行一對一的交媾［２］（Ｐ２０２－２０４）。顯然，罔顧人類與靈長類動物在交配關係上的諸多差異，強行將「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或「濫交」等人類的婚配製度與概念適用於動物，這是不嚴謹的。基切爾表示，雖然社會生物學家巴拉什認為，靈長類動物中的一夫一妻「幾乎聞所未聞」，「人類在本性上是一夫多妻的」［３］，但是若以哺育方式為標準來進行考察，就可以發現，在２００ 多種靈長類動物之中，多達３７種靈長類動物是以成對的方式哺育後代的［２］（Ｐ１８９）。顯然，只有當社會生物學家在粗俗的擬人論謬誤的引導下，將人類婚配關係的概念強加到靈長類動物時，他們才會得出「一夫多妻」普遍存在於靈長類動物的結論。社會生物學家也會運用博弈論的方法來進行定量論證，不專一的雄性在採納了遺棄雌性配偶的策略後會讓自身的適合度增大。基切爾通過嚴格的數學論證表明，以特裡弗斯為代表的社會生物學家進行的相關博弈論分析通常會含蓄地作出兩個預設：一個遺棄伴侶的雄性會有更高的概率與第二個雌性交配，並讓其卵子受精；第二個雌性後代的存活概率可以比得上第一個雌性後代的存活概率。但是，這兩個預設都未必是真實的，尤其是雌性與雌性之間也存在著資源與時間的競爭。由於第二個雌性交配發生於繁殖季節相對較晚的時期，這就讓其幼崽在出生時要面對相對匱乏的資源與更為惡劣的氣候條件，這完全有可能極大地降低雄性第二輪交配所生產的後代的存活概率，而這個雄性由於遺棄第一個雌性，單親撫養的結果也會導致第一個雌性後代的存活概率下降。由此可知，在特定條件下，雄性由於不專一而拋棄雌性配偶，完全有可能降低自身的適合度。兩性之間的性行為策略是高度依賴於環境的，每個性別在進行博弈時，都有可能根據環境的變化而採納多種行為模式，社會生物學用單一的行為模式來刻畫兩性關係的模型，「顯然有一種不現實的氣息」［２］（Ｐ１７８）。為了論證女性進行親代撫育的行為傾向的固定性，社會生物學家頗為鍾愛的一個例證是 「基布茲集體農莊實驗」。基布茲農莊是通過混合共產主義與錫安主義的思想而建立的以色列集體社區。在最初階段，集體農莊中的女性為了從事其他形式的工作而放棄了照顧子女的傳統工作，但農莊的第二代女性明確地表示不情願完全放棄在白天對自己孩子的照顧，開始向女性親代撫育的傳統角色回歸。在社會生物學家看來，由於集體農莊的成員都不贊同對女性的傳統性別角色定位，因此，農莊的第二代女性是在完全隔絕於對性別角色的傳統理解下長大成人的。這些女性對家庭的回歸恰恰證明，女性照顧家庭的本性是不容易被外在環境所改變的。基切爾並不贊同這種倉促的推論，他指出， 基布茲農莊並不是一個完全隔絕於外部世界的集體，第二代女性的態度與行為傾向不僅僅取決於她們的父母與周圍的夥伴，在農莊附近的父權制社會文化同樣有可能以隱性的方式影響這些女性，並最終讓她們作出了回歸傳統性別角色的抉擇。歸根到底，基布茲集體農莊實驗的失敗所揭示的僅僅是，「一種特定的、非常直接的改變性別角色的方式並沒有實現它預期的目標」［２］（Ｐ２２２）。社會生物學家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在社會文化層面上的替代性解釋，這就大大降低了他們的論證說服力。不同於粗陋的種族主義者，很少能看到社會生物學家赤裸裸地為某個特定種族的優越性進行辯護，但是，社會生物學家熱衷於為不同民族之間的敵意作出正面的解釋。他們認為，根據同一物種所處地區的不同，可以將之區分為諸多群體，不同群體適應不同環境的策略是不同的。當一個群體與另一個群體相遇時，就可能引入對另一個群體來說是災難性的行動策略與社會安排。又由於兩個種群所共同青睞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這將激起群體之間的鬥爭。正因如此，漫長的進化機制讓人類形成了「反對陌生者的敵意基因」，「人類身上強烈的先天傾向，使我們易於深陷非理性的敵意來應對外在的威脅」［４］。任何民族對其他民族的敵對態度都有著生物遺傳的基礎，它並不能輕易通過社會文化的影響而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基切爾對於社會生物學家的上述論證思路頗不以為然，他表示，這個論證思路犯下了一種粗俗的還原論謬誤。只要一個人對人類的戰爭史以及相關的政治活動有一個基本的理解，就會發現，對於民族之間的重大戰爭決策來說， 「社會制度與社會態度並不必然反映個體的追求。儘管一個國家的大多數公民熱愛和平，但這個國家仍然有可能是侵略性的」［２］（Ｐ３１）。社會生物學家根據物種個體的遺傳天性來論證整個民族的攻擊性與侵略性，這個論證思路的總體方向就錯失了此類政治問題的關鍵所在。然而，社會生物學家對於物種個體爭奪資源所採納策略的博弈論分析，往往會將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錯誤的方向之上。為了讓博弈論分析更加便利，社會生物學家假定，一些動物為了特定的可分割資源而相互競爭，其中的兩隻動物在資源附近相遇，兩者都更偏好於獨自獲取整個資源。進而假定，這兩個競爭者力量都相差無幾，但它們有兩種策略可以選擇：一種是「鷹策略」，即為了資源而進行逐步升級的鬥爭，直到自己受傷或對手讓步；另一種是「鴿策略」，即避免為了資源而進行爭鬥。當採取不同策略的競爭者相遇時，它們競爭的結果就有所不同，因而造成提升適合度的期望值也發生相應的變化。社會生物學家通過博弈論分析表明，採納鷹策略的競爭者雖然通常會取得更大的回報，但這種策略在適合度上造成的影響未必都是最有利的，因為當它遇到同樣採納鷹策略的競爭者時，就至少有一半的概率失敗，由此造成的損傷還會讓自身的適合度有所下降。為了讓博弈論分析變得更為現實，社會生物學家略微調整了分析的前提，讓兩個競爭者存在力量上的差距。於是，更謹慎的策略則是一種「鷹－ 鴿混合策略」，即當競爭者遇到比自己力量更弱的動物時就採納鷹策略， 而在遇到比自己力量更強的動物時就採納鴿策略。社會生物學家相信，當一個種群的所有成員都採納鷹－ 鴿混合策略，那麼在自然選擇下就沒有任何變異的策略能夠侵入到這個種群中，這個策略也就成為了進化穩定策略（ＥＳＳ）。進化穩定策略的概念表明，對於外族與異類的敵意和攻擊普遍存在於諸多生物之中，即便兩個不同物種在相遇時沒有發生衝突，那也是由於它們自身力量的不足。儘管這個博弈論分析看似縝密，基切爾仍然發現了其中的疏漏。他指出，進化穩定策略並不是那種最優進化策略，而僅僅是相對於一組潛在的競爭性策略而言的［２］（Ｐ９２）。在上述博弈論分析中，鷹－ 鴿混合策略相對於鷹策略與鴿策略來說是進化穩定策略，但可能採納的策略並不僅限於這三種。由於失去資源對佔有者在適合度上造成的損失，可能會大於成功掠奪者在適合度上獲得的增長，因此，競爭者也可能採納有產者的策略，即在自己佔有資源時採納鷹策略，而在遇到已經被佔有的資源時採納鴿策略。根據博弈論分析表明，在適當條件下，有產者的策略是相對於鷹－鴿混合策略的進化穩定策略，而這種策略儘管在捍衛自身佔據的資源時對待其他物種成員具有攻擊性，但當其他物種成員沒有掠奪資源的意圖時就不會展現自身的攻擊性與主動的侵略性。由此可見，當有產者的策略在特定條件下成為某個物種的進化穩定策略時，對陌生者的攻擊性與侵略性就不會普遍存在於這個物種之中。基切爾表示，進化論的智識威望是在不斷駁倒各種潛在競爭性假說的過程中逐步確立的，然而，社會生物學家在利用博弈論分析論證人性的攻擊性與侵略性的時候，有意無意地迴避了不利於自身立場的策略，這也就讓他們對於民族敵意普遍性的論證顯得頗不可靠。在一個存在不同階層的人類社會中，諸多社會階層就會在其享有的收入、福利和權力等方面存在差距。在社會生物學家看來，一個社會的上等階層比下等階層擁有更多資源的根據在於，他們能夠成功地繁殖更多的後代，將各種資源與機會都集中到上等階層，有助於提高這個社會整體上的繁衍效率。不平等分配資源的做法會顯著降低底層民眾的生活質量，甚至讓他們無法結婚生育，斷絕他們繁殖後代的可能性。但根據漢密爾頓的親緣選擇理論，不應當根據個體的存活與生殖能力，而是應當根據個體在諸多（並非必定是自己的）後代中成功傳播自己基因的能力來衡量生物群體對環境的適應性。生物個體即便自身不生育，但通過幫助與自己有親緣關係的其他個體的生存與繁殖活動，也可以提高傳播自身基因的能力，從而讓自己的廣義適合度顯著提高。根據上述觀念，就可以理解蜂群中不育工蜂的行為。雖然它們自身並不生育，但它們通過辛勤的勞動幫助有親緣關係的蜂后和雄蜂順利生育後代，以此方式傳播了它們自身的部分基因，提升了它們的廣義適合度。社會生物學家青睞於用親緣選擇理論與廣義適合度，來為人類社會中各個階層之間的不平等待遇進行辯護。基切爾承認，社會生物學家的分析確實有助於理解蜂群中不育工蜂的那些看似不合理的行為，但是，社會生物學家想要將蜂群社會結構的有限合理性普遍化，據此為所有等級社會的合理性進行辯護，這種推理就顯得過於倉促。社會生物學家亞歷山大斷定，「生物的所有功能都是繁殖性的，並且要讓繁殖最大化」［５］，不難看出，這個斷言力圖要將生物的繁殖能力作為社會評價的唯一標準或最終標準。基切爾指出了這個推斷存在的兩大問題：第一，評價社會的標準是多元的，恰如尼採所言，「有利於個體延續的東西，或許對個體的強壯和繁盛是不利的；能保存個體的東西，或許同時也會使個體固定下來，使個體停滯不前」［６］，這個觀點同樣適用於社會評價。僅僅根據社會成員繁殖的後代數量，並不能充分判斷這個社會的價值與優越性。第二，即便僅僅按照生殖能力的標準來評判生物社會，像蜂群與蟻群這樣的種群也只不過具備相對於它們周圍環境的相對適應性。「演變的特性取決於那些為了生存而鬥爭的生物的相對優勢，而不是任何衡量它們 成功的絕對尺度。」［２］（Ｐ４３）基切爾批評追隨亞歷山大的社會生物學家就像伏爾泰筆下的潘格洛斯博士一樣， 在幼稚樂觀主義的影響下，他們相信，在自然選擇的歷史與生物社會性群體的最佳設計之間存在簡單的關聯。然而，進化的自然選擇存在著隨機性與偶然性，在進化歷史的每個階段，最佳設計普遍都受制於同時代的諸多約束條件。某些社會性動物在漫長進化過程中形成的等級制度並不是自然選擇的最佳設計，它不能成為一切社會的完美範型。社會生物學家不僅試圖為等級制度下的階級差距進行辯護，而且還試圖表明這種階級差距是固定的，難以通過社會變革來改變這種階級固化。社會生物學家斷言，促使人類行動的動機和欲望是由「下丘腦邊緣系統的命令」來決定的，人類的行為不是自由的。社會生物學家進而主張，人類行為的動機從根本上是為了讓自身的廣義適合度最大化，所謂增進他人福祉的利他行為，歸根到底服務於自身的基因在種群中的傳播。根據這兩個論斷，社會生物學家試圖證明，人類並不能隨意按照內心的政治理想來改變社會制度，那些在表面上追求平等公正的社會實踐家的根本動機仍然是利己的。他們即便成功地掌握了政治權力，也遲早會在其政治實踐中恢復等級社會中的階級差距與階級固化。基切爾完全不贊同社會生物學家所支持的這種保守政治立場，他指出，即便人類行動的欲望和動機最終受到遺傳基因的制約，但正如休謨所指出的，自由的行動並不要求行動不受限制，而是指擁有能力不以既定的方式來行動。就人類的自由而言，欲望和動機並不佔據決定性地位。一個人按照自身的欲望來行動，並不意味著這個人必定是自由的。例如，強迫症患者擁有大量強迫性的衝動，他們的問題在於，當明顯有證據表明他們的衝動對自身有害時，他們無法自主地不按照那些強迫性衝動的命令來行動。而人類的自由恰恰在於，儘管他們身上有許多源於遺傳基因的強大欲望和衝動，但是， 他們可以根據獲知的有關行為後果的證據來自主修正他們的欲望和意圖。當他們得知先前被視為無害的欲望有損於他們所追求的重要人生價值時，他們就能夠抑制這些欲望［２］（Ｐ４３２）。進而人類行為的多樣動機無法都被還原為追求廣義適合度最大化的利己動機。莎士比亞筆下的考狄利婭為了捍衛父親李爾王的尊嚴而被殺， 狄更斯筆下的西德尼·卡頓為了愛情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能看到子女花費時間和精力悉心照顧年老患病的父母。上述體現了人性尊嚴的利他行為在文學與日常生活中都不罕見，但很難看出這些道德行為能有助於這些行動者的廣義適合度的提高。社會生物學家用來否定人類自由與利他主義的論證是片面的與狹隘的，這種論證不足以為等級社會中的階級差距與階級固化作出有說服力的辯護。根據以上的分析論證，可以看出，社會生物學用來探求人性的「威爾遜階梯」在論證上存在著諸多謬誤和不足之處：由於進化歷史的偶然性，無法通過進化歷史確證某種行為方式必定可以讓某個群體的適合度最大化；粗俗的擬人論推斷，無法有效證明在某種動物中廣泛存在的行為方式，也廣泛存在於人類社會之中；自然選擇並非決定基因的唯一因素，無法在基因差異與行為差異之間形成嚴格對應的關係；既定的基因與行為方式只具有針對特定環境的相對優勢，而並不必然表現生物功能的最佳設計，在諸多行為方式中體現的人性並非固定不變。可以說，「威爾遜階梯」的每個論證環節都存在各種方法論的謬誤，社會生物學家無法令人信服地證明人性的固定性，更無法令人信服地證明社會制度的固定性。不難發現，社會生物學家的這種探求人性的理論抱負僅僅是一種 「奢望」，它無法真實而全面地反映人性的自由、尊嚴與高貴的重要面貌。然而，儘管社會生物學對人性的研究是成問題的，但這些研究仍然在歐美的社會文化中享有巨大的聲譽。作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在當代最活躍的分支之一，它們甚至深刻影響了歐美政府的許多重要政治決策。當一種混雜著諸多謬誤與缺陷的科學理論能夠在公共領域中廣泛傳播時，通常都有政治力量在做幕後的推手。基切爾指出，英國與法國的新右翼分子宣告自身對人類的社會生物學工程的強烈興趣， 就恰恰表明了社會生物學的政治意蘊［２］（Ｐ６）。恰如海德格爾所言，「每一種權力，只要它是在合法性假象中對暴力的設置，它就需要謊言、偽裝，需要掩蓋自己的意圖，也就是要以表面上得到爭取的、使被徵服者喜悅的目標為幌子把自己的意圖掩蓋起來。」［７］新右翼分子相當清楚地意識到，倘若赤裸裸地倡導他們的那些充滿了偏見與歧視的政治主張，就很難贏得女性、外來族裔與底層民眾的廣泛支持。不過，根據馬基雅維裡提供的謀略，政治家想要讓民眾接受其政治建議，就應當運用某種技巧，讓民眾看到他的提議中明顯可見的利益，隱藏該提議背後可能給民眾帶來的巨大損失［８］，新右翼分子就轉而求助於社會生物學有關人性的論斷。由於社會生物學是一門客觀的科學，以知識客觀性的名義，就可以在公眾面前表現自己不偏不倚的態度，「隱瞞自身立場的片面性與利害關係」［９］。由此，科學的客觀精神也就蛻變成了這些擁有權勢者手中「最珍貴的工具之一」［１０］，他們積極利用社會生物學的諸多倉促推斷來將人類的所有成員都貶抑為廉價的「生殖機器」，並試圖說服民眾僅僅依據繁殖後代的目的來評估各種政策的價值。當女性、外來族裔與底層民眾接受了這種扭曲的人性觀之後，就很可能將新右翼分子提出的諸多對自己不利的政策視為有助於社會整體繁衍後代的政策，並欣然贊同與接受這些政策。總之，社會生物學的普遍盛行，有助於在民眾中傳播這些反映了新右翼分子政治意識形態的人性觀念，這將有利於新右翼分子操控民意，擴大政治影響，並最終更為順利地剝削與奴役社會弱勢群體。正如福柯指出，「哲學的作用在於警示權力的危險，這始終是哲學的重要功能之一。」［１１］基切爾對社會生物學的人性觀的哲學反思與批判，不僅細緻地揭示了社會生物學的諸多方法論謬誤，而且有力地揭露了在社會生物學背後活動的新右翼分子的權力謀劃。倘若接受了社會生物學的這些貌似客觀無害的人性論斷，將對人類社會的平等與公正構成極大的威脅。在清除了上述的方法論謬誤與權力誤導之後，人們或許會對人性形成一種更為全面與公允的理解：由於基因與環境等因素的制約，人性是有局限性的，尤其是人類的認知能力是有局限性的。進化理論家、行為遺傳學家、發育生物學家、發展心理學家、社會學家、認知心理學家與人類學家等在當代取得的研究成果還有許多不成熟之處，不足以通過理論的綜合來充分描繪出人性的所有可能面貌，因而也就無法可靠地證明人性是固定不變的。不過，儘管人性在基因的制約下有其局限性，但人性仍然可以在這種約束條件下不斷進行自我塑造與自我超越。一種有生命力的哲學，不應當在沒有充分科學證據的情況下就冒然否定重新塑造人性和社會的可能性，而是應當積極地探尋改進人性與社會的諸多可能性，並為了讓人類社會沿著更為公正與平等的方向發展變革而點亮更多的希望之光。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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