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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布魯諾·布魯隆·索雷斯（Bruno Brulon Soares） 巴西裡約熱內盧聯邦大學教授。
巴西聖保羅人博物館 José Marcos Oliva/CC BY-SA 4.0
博物館學作為一個不僅限於博物館的理論領域，在過去的40年中，已經超越了對博物館的基本關注，在世界各地獲得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然而，博物館學仍然努力在當代科學和知識分支中找到自身的正名之路。
從本次博物館學論壇的最初問題來看，一個有一定組織程度的博物館學理論語料庫正在國際上建立。這要歸功於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裡為了知識的傳播而超越政治邊界的學者們。國際博物館協會的誕生，通過質疑巴西認識論者希爾頓·賈皮亞斯（Hilton Japiassu）所稱的「知識病理學」，挑戰了將歐洲大陸和其他地方的博物館學隔開的壁壘。賈皮亞斯提到了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所說的西方大學所產知識的粉碎，這種粉碎是建立在學院和系所的區分的基礎上的，而這一點受到了當代敢於跨學科理解科學的學者的挑戰。博物館學從屬於社會科學其他領域這一狀態——它作為技術規則的一個分支的地位以及難以與博物館分離，是委員會可能將面臨的緊急問題中的其中幾個。這些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困擾著博物館學。
我們可以想像，在不同國家和不同博物館學之間架起橋梁是不容易的。因為時間恐怕會顯現出這些國家和各種博物館學並沒有趨同但具有重要的對話點。但是，一些思想家在全球範圍內合作建立了一個網絡，他們的最初工作創造了我們今天所認識的博物館學理論或是在巴西被稱為博物館學（Museologia）的學科領域的基礎。
今天，我們仍然可能提出一些基本問題：博物館學是一個理論還是一套實踐？是一門科學還是僅僅是博物館工作？和博物館理論一樣嗎？或者是獨立於博物館的？它是一種哲學還是基於社會實驗？我們是在向元博物館學（metamuseology）的道路演進嗎？如果是這樣，這個在過去幾十年的理論和學術研究中顯得沒有邊界的「博物館學」的邊界是什麼？為了仔細考慮這些頑固滯留在這門學科中心的存在主義問題，我們應該考慮不同的背景，在這些背景下，人們已經多次嘗試回答這些問題。
巴西博物館學學派
通過了解巴西的博物館學學派和該國的博物館學歷史，我們會發現它有近90年的有組織培訓和能力建設經驗，並培育了一個非常活躍的專業領域。巴西博物館工作人員的第一個培訓課程創立於1932年，地點在裡約熱內盧國立歷史博物館。此後，對特定的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培訓從一套技術內容演變為真正的反思性學科。
第一個學術課程是1969年在巴伊亞聯邦大學（Universidade Federal da Bahia）開設的，在接下來的十年裡，裡約熱內盧的「博物館課程」（Curso de Museus）與歷史博物館分離，加入裡約熱內盧大學，即現裡約熱內盧州聯邦大學（Universidade Federal do Estado do Rio de Janeiro），並正式更名為博物館學課程（Curso de Museologia）。
在這一專業和學術領域的發展過程中，瓦爾迪薩·盧西奧·瓜尼埃裡（Waldisa Rússio Guarnieri）的理論思想在學術上導致了巴西第一個博物館學研究生課程的理想化。該課程於1978年在聖保羅創立，旨在培養專業化人才，掛靠於聖保羅社會學與政治學基金會學院（Fundao Escola de Sociologia e Política de So Paulo）的社會科學研究生院。2006年，在裡約熱內盧開設了第一個博物館學研究生課程，緊接著開設了南美第一個碩士課程，隨後在2010年開設了第一個博士課程。
巴西聖保羅人博物館長廊 Sturm/CC BY-SA 4.0
博物館學：僅僅是理論還是僅僅是博物館實踐？
這門課程連同在該國發展起來的「博物館學」的概念是兩個重要合流的結果。第一種合流源自巴西國內的背景，與國立歷史博物館自1922年成立後對工作人員的需求有關。第二個合流是外來的，即20世紀20年代後主要由國際博物館局（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musées）以及20世紀40年代後主要由國際博物館協會傳播國際思想和知識潮流。
古斯塔沃·多特·巴羅佐（Gustavo Dodt Barroso, 1888—1959）擔任課程主管。他曾經是政治家和記者，是20世紀初在地方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中活躍的巴西知識分子。他喜歡稱自己「文人」。他不關心博物館的理論化，而是為博物館收藏管理提供技術培訓。
他在1932年成立了親自構思和講授的新課程《博物館技術》，這在南美大陸是史無前例的。課程由他本人收錄於名為《博物館技術入門》（Introduoà Técnica de Museus）的兩卷本著作中，出版於1946年至1947年，作為課程主線。一個面向技術實踐的理論基礎由此根據國際博物館工作標準被建立起來。
在通過不同的文獻、證詞和研究成果流傳至今的博物館學知識中，我們可以預見至少三種發展趨勢影響了當代博物館學：規範性博物館學（normative museology）、理論性博物館學（theoretical museology）和反思性博物館學（reflexive museology）。每一個都有自己的歷史性，且如下文所述不一定按時間先後順序理解。
巴西國家美術博物館雕塑廳 Sailko/CC BY 3.0
規範性博物館學
直到1950年至1975年間，博物館學更普遍地被理解為一套組織和描述博物館工作的規則，具有規定性和規範性的特徵，在某些語境下這一特徵還在當時被標榜。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尤其是歐洲專家參與的眾多國際化活動，鞏固了「博物館學」（museology）這一詞彙在歐洲博物館專業人員和其後在非歐洲世界的某些地區中的地位。
1934年，一個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由國際博物館局舉辦的馬德裡國際會議。為了討論「博物館展陳學」（museography）的相關問題，本次會議最終以《博物館學——藝術博物館的建築與組織》（Muséographie–Architecture et aménagement des musées d'art）為題出版了兩卷論文集。作為20世紀前幾十年博物館學規範作用的一個例子，本出版物在諸如博物館照明、供暖和通風、臨時和永久展覽、博物館建築、物品標籤等主題中提出了「值得關注的例證」。
國際博物館協會在1946年成立時，一個更廣泛的博物館領域國際項目開始實施。這個超國家組織的首要任務之一是邀請「一批博物館領域領導者」組成各個國家的國家委員會。每個國家委員會最多有15名成員，他們將「儘可能廣泛地代表各自國家的博物館利益」 。一個真正的博物館工作人員精英層由此建立，為世界各地不屬於這個小範圍組織的其他專業人員制定規則。國際博物館理事會成立僅僅兩年後，巴西在1948年就成立了國際博物館協會全國委員會。
鑑於博物館專業人員的不斷培訓，國際博物館協會發行了兩種專業期刊。直到20世紀70年代，這是唯一用於博物館知識流通的出版物。第一種是《博物館》（Museum），作為國際博物館局出版的《繆斯神廟》（Mouseion）的延伸，是塑造國際博物館實踐的指導方針。第二個是《國際博物館協會新聞》（ICOM News），則是一份關於國際博物館協會組織的特定新聞和報導的公報。
1939年，裡約熱內盧的博物館課程被《繆斯神廟》期刊稱為世界上博物館培訓的成功範例之一。這表明該課程及其背後的巴西知識分子與國際學術共同體有著密切的聯繫，因為信息正是在其中流通。
後來，1958年9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博物館協會在裡約熱內盧組織了一個培訓課程，面向巴西當局和專家組成，主題是「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國際博物館協會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定義博物館領域的術語和概念，協會總幹事喬治·亨利·裡維耶爾將「博物館學」定義為「研究博物館使命和組織的科學」，並把「博物館展陳學」定義為「與博物館學相關的一套技術」。裡維耶爾最初定義中科學和技術之間的概念分離，之後被專業人員和學者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培訓課程中遵循，在某些案例中甚至被遵循到了21世紀初。
直到20世紀末，這種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截然區分一直引領著巴西博物館知識的組織。然而，這對其他早期博物館學詮釋的版本並不重要。在東歐一些博物館專業人士的工作中，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作為學科基礎的理論，正如他們所設想的，是實踐的結果。而另一方面，實踐則只能通過理論反思來改進。
1962年，當捷克斯洛伐克布爾諾市的揚·埃萬傑利斯塔·普爾基涅大學（J. E. Purkyně University）哲學院創建博物館學系時，博物館學的理論概念以及結構化的思想體系被設想為證明這一學科在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大學教育框架中存在的合理性。換言之，當時該國的博物館學應被證明是以理論為基礎的，其培訓應為博物館提供實際成果。
當時對巴西博物館學影響最大的是法國。博物館領域的規範化在巴黎大學藝術與考古學研究所的首個博物館學的學術課程中更加突出，該課程由國際博物館協會前總幹事和終身顧問喬治·亨利·裡維耶爾負責。本課程的教學大綱以博物館的定義、目的和功能結構為中心方向。這樣一個概念性的視角引導了一種博物館學理論，並在地緣政治框架內引發全世界的爭論。
理論性博物館學
在前國際博物館協會主席揚·賈利內克（Jan Jalínek）的指導下，培育一個博物館學辯論的民主論壇的願望成為早期推動國際博物館協會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ICOFOM）建立的主要因素。1977年，在莫斯科舉行了該國際委員會第一次組建會議。1978年，在波蘭舉行了第二次組建會議。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對所謂的「鐵幕」提出了挑戰，促進博物館學思想在來自分裂世界的各方成員中自由交流。
博物館學之間的橋梁不會止步於鐵幕之內。新的委員會承擔了發展國際博物館學理論基礎的必要任務，並試圖證明對「科學論證」（scientific argumentation）的攻擊是錯誤的。
1980年，由維諾斯·索夫卡（Vinos Sofka）編輯的第1期《博物館學工作論文》（Museological Working Papers）直接討論了根據機構需要組織的多元實踐和一門具有堅實基礎的潛在科學之間的反差。該期的結論是「一個簡單的共同的博物館學並不存在」，這是維利·託夫特·詹森（Villy Toft Jensen）在考慮了20世紀70年代東歐幾位博物館專業人士的意見後得出的。面對早期國際共同體對統一理論的呼喚，博物館視角的差異在一開始就增加了博物館學在博物館實踐領域之外發展而產生的不確定性。
茨比內科·斯坦斯基（Zbyněk Stránsk）辯稱，「博物館現象確實是人與現實的一種特定關係的表達」，而這種需要研究和正確理解的關係需要其他現有科學沒有提供的特定知識。他的計劃得到了許多追隨者的支持，如安娜·格雷戈洛夫（Anna Gregorová）、瓦爾迪莎·魯西奧（Waldisa Rússio）、伊沃·馬洛維克（Ivo Maroevi）、彼得·范·曼施（Peter van Mensch）、託米斯拉夫·索拉（Tomislav Sola）等。這一計劃與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有一個共同的目標，而20世紀80至90年代是這一目標被探索的時代——以理論術語定義博物館學，並使其被承認為一門學術學科。
同時，在20世紀70至80年代，法國博物館學正被重新調整為創新的博物館形式和新形式帶來的新實踐。裡維耶爾是第一個處理「生態博物館」（ecomuseum）定義問題的人，認識到這個概念需要一個不斷發展的定義。他很少參與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的辯論，而是與于格·德·瓦裡那（Hugues de Varine）一起為生態博物館研究一種理論，而德·瓦裡那後來接替他成了國際博協總幹事。他們的一些核心思想通過裡維耶爾的學生安德雷·戴瓦雷（André Desvallées）才被介紹給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
20世紀80年代，當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的理論家在哲學和認識論層面上討論斯坦斯基提出的概念思想時，安德雷·戴瓦雷定義和理論化的法國「新博物館學」（Nouvelle Muséologie）運動將成為國際上博物館學思維的一個有吸引力的趨勢。因此，斯坦斯基和戴瓦雷的共同點是對博物館學統一理論的構想。斯坦斯基想要建立一個有理論基礎的博物館學體系，而戴瓦雷同時也辯稱，「在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中，只能存在一個單一的博物館學，既不是舊的也不是新的」。在這一時期，這種不同視角的皈依將成為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研究的核心內容。
20世紀90年代，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繼續為博物館學開發一種專門的詞彙。自《博物館學詞典》（Dictionarium Museologicum）的最初項目開始時，斯坦斯基和其他認同他觀點的東歐成員就致力於為博物館領域創造一個術語體系。後來，1993年，在希臘雅典舉行的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年會上，成立了一個名為博物館學術語的永久性研究項目，旨在建立一個基本術語和概念體系。該項目演變為創建一個博物館學詞庫（Thesaurus Museologicus）的想法，這由法國博物館學家安德雷·戴瓦雷來協調。後來，該項目催生了最近出版的《博物館學關鍵概念》和《博物館學百科詞典》，其中收錄了一些斯坦斯基提出的術語。
20世紀90年代，在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的影響下 ，巴西博物館學理論領域的理論成果日益增多。該領域論文的撰寫以及與國際作品相關的研究項目使巴西的博物館學理論達到了卓越的水平。
1990年，特雷扎·舍納（Tereza Scheiner）和納利·德卡羅利斯（Nelly Decarolis）創建的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分會拓展了葡萄牙和西班牙語理論產生的前景。同時，1997年，由舍納推出的巴西主要博物館課程的新內容將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探索的一些理論主線納入了課程的學科和內容中。
在裡約熱內盧聯邦大學，當時擔任博物館學學院院長的特雷扎·舍納是負責課程改革項目的教授。她構思了一門緊跟博物館學理論學科架構的課程，從當代博物館全景一直到博物館學的哲學研究。這種課程模式更具理論性和跨學科性，目前仍在巴西開設新課程時使用。
在所創建的新學科的項目中，最被參考的作者是：費爾南達·德·卡馬戈·阿爾梅達·莫羅（Fernanda de Camargo e Almeida Moro）、于格·德·瓦裡那—博昂（Hugues de Varine - Bohan）、瓦爾迪薩·魯西奧·卡馬戈·瓜尼埃裡（Waldisa Rússio Camargo Guarnieri）、喬治·亨利·裡維埃（Georges Henri Rivière）、茨比內科·斯坦斯基（Zbyněk Stránsk）以及兩卷《博物館學工作論文》22（1980—1981）、兩本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創始出版物和幾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辦的《國際博物館》（Museum International）。其他與博物館學領域沒有直接聯繫的作者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的許多項目中。其中，包括傳播領域的亞伯拉罕·莫爾斯（Abraham Moles）、符號學領域的翁貝託·埃科（Umberto Eco）、哲學領域的讓·鮑德裡亞（Jean Baudrillard）、教育領域的保羅·弗雷爾（Paulo Freire）。
正如託米斯拉夫·索拉所指出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未來的某個地方，零散的見證和宣告將融合成一個緊湊的系統……」事實上，這是第一代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博學家們的願望，且在多年的辯論和發表的理論論文中都有表達。然而，對彼得·范·曼施和其他許多人來說，博物館學作為一門學科的未來在於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相互關係，或者換句話說，在於理論學家為他們所從事的職業現實作出重要反思的能力。
聖保羅藝術博物館 The Photographer/ CC0
反思性博物館：走向多元化，跨文化博物館學
博物館學的最新出版物存在於兩個專業領域之間：實踐，但不一定限於博物館的經驗世界；反思性理論，這使博物館專業人員（或博物館學家）成為真正的「思想家」而不僅僅是技術人員。
這是由於歐洲的博物館學家和非歐洲國家的博物館學家在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成立後的頭幾年就在一個真正的網絡內合作，這也使得對博物館實踐和博物館學理論的多元方法的討論成為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思考的一個組成部分。
自國際博物館協會對歐洲博物館學的引進模式提出了第一批問題，便開啟了一扇對「博物館」這一廣義術語下所定義的多元文化體驗進行批判性反思的窗口。包括1972年，由國際博物館協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的標誌性的智利聖地牙哥圓桌會議等活動，呼籲在歐洲的方法和概念不斷受到挑戰的情況下，提高其他博物館學的能見度。
博物館學作為所謂的人文學科中的一個反思性領域，逐漸拓展到博物館現實和多重體驗的各種不同認知。在為國際公認的新興學科建立了理論基礎之後，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受到挑戰，被敦促去認知這些其他的博物館學，而這些其他的博物館學沒有某些理論家曾試圖捍衛的博物館學那麼絕對。
為回應國際博物館協會的章程及其權力下放和區域化的要求，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於1989年建立區域分會納入了其三年規劃。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分會很快成立，並由特雷扎·舍納和納利·德卡羅利斯領導。很快其他分會也在歐洲和亞洲建立，如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西伯利亞分會和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亞太分會。
這些區域組織在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的指導下，根據博物館實踐的多樣性，發展博物館學的理論思維。
事實上，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分會促進了該地區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理論文本的流通。該分會形成了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網絡的一個重要部分，讓經驗和專業人員（其中主要不是學者，而是不同級別的博物館工作人員）對歐洲作者的理論建議進行自己的詮釋。
從一方面說，斯坦斯基對博物館科學地位的假設被逐步接受並被一些思想家進一步發展——其中包括特雷扎·舍納、納利·德卡羅利斯、諾瑪·羅斯科尼（Norma Rusconi）。從另一個方面說，影響了多重實踐的特定博物館經驗可能導致了一種作為演化中的理論思維基礎的實驗性博物館學的產生。
今天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已經從博物館實踐的規範性領域轉移到用於多元實踐、批判性研究的反思性領域。因此，我們能夠提出理論性問題，以引發真正的社會變革。在這些問題中，我們感興趣的不再是事實或人類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所說的事實問題，而是問題本身或是「關切問題」（matters of concern）。在這個新的「科學」中，科學家的作用很重要，而且不存在脫離政治的科學領域。
巴西聖保羅人博物館 JoséMarcos Oliva/CC BY-SA 4.0
反思性博物館學因此可被認為是博物館學的「永恆覺悟」（permanent consciousness），是用於對博物館實踐和博物館化的有覺悟的觀察。
這一新的反思改變了巴西的博物館學領域。今天，在巴西國內已有20多門相關課程。理論和學術領域制度化的需要，使巴西的環境成為現代博物館學的一片沃土。今天，巴西的博物館學涵蓋了許多潮流和趨勢，這些潮流和趨勢標誌著新知識生產和學術學科的豐碩成果：社會博物館學、實驗博物館學、批判性博物館學……在巴西的案例中，這些學科是理論與當地實踐碰撞的結果，也是後殖民地時期的反思和行動碰撞的結果。
博物館學是由博物館的專業思想家和實踐者建立的一個領域。博物館學在以學術研究和不同博物館學之間的跨文化合作為基礎，在今天，為有關自身術語、概念和範式的爭議搭建了一個專門的平臺。
來源：新華號 《藝術博物館》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