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汪曾祺先生是同鄉。
作者：陳永平
1995年本文作者（左）、攝像記者劉軍（右）與汪曾祺先生的合影
1995年，我在高郵電視臺當記者，一天，臺長命我到北京給汪先生做個電視專訪，留些視頻資料。那時，汪先生的身體已大不如前，當我提出採訪請求時，他有點遲疑，不過最終還是答應了。我知道，是自己沾了高郵的光。
汪先生將小說視為對生活的回憶，題材大都取自故人往事，真實性強。這促使我在完成汪先生的專訪後，又對幾位人物原型本人或是他們的子女進行更深入的採訪，從而以文學的角度來探尋，究竟是什麼樣的故事使汪先生「不用記也記得」？他對這些故事是怎樣醞釀、咀嚼和取捨的？
一
1995年初秋，我和攝像記者劉軍提著兩隻野鴨，到北京拜訪汪先生。兩隻野鴨勾起汪先生的回憶：「《大淖記事》裡不是有個沙洲嗎？沙洲上面可以拾到野鴨蛋。」我順勢開始了採訪：「您執筆改編京劇《沙家浜》，那是『三突出』的作品，很難想像《沙家浜》的作者會寫出《受戒》。」汪先生解釋，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有個祝詞，鼓勵作家解放思想，他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創作的《受戒》。汪先生說：「我為什麼要塑造小英子（原型名大英子）這個形象？我感覺農村的小姑娘比城裡富庶人家的女兒少一點束縛，比較爽朗。她另有一種健康的美。我的表姐、表妹、女同學都忸怩作態，農村的女孩子沒這一套。有人問，你這篇小說寫的是什麼？我說就是寫人的美，人的健康的美。」抗戰初期，汪先生與家人為了躲避戰亂，暫住高郵縣城東北的庵趙莊慧園庵。汪曾祺的弟弟汪曾慶尚幼，大英子到汪家幫忙帶孩子。汪先生回憶說：「我住在那兒的時候，也就是《受戒》裡明子那個歲數，跟她一起去打場，一起插秧，『崴』荸薺。」
後來，大英子嫁給了界首鎮王家河村的一個農民，兩人婚後子孫滿堂。小說裡小英子的美，深入人心、清新雋永；可在現實生活中，大英子的美卻是十分短暫的——被血吸蟲病困擾幾十年，脾臟摘除，肝臟受到嚴重損傷。也許是緣分吧，汪曾慶恰巧在血防站工作，大英子到城裡看病時，汪曾慶還幫助過她。
採訪《受戒》的人物原型是在汪先生妹婿金家渝、妹妹汪麗紋、弟弟汪曾慶的幫助下進行的。北京專訪結束後，我立刻開始了尋訪工作。深秋的一天晚上，金家渝急匆匆找到我，告知大英子病重，我急忙叫上攝像記者，和金家渝、汪曾慶連夜趕往王家河村。車到王家河村時已是深夜，雖然大英子的大兒子張俊生跟汪家人很熟，但對深夜造訪還是頗感詫異。聽明來意後，他嘆氣搖頭：「母親已經『擱床』，就在早晚。」看來採訪是無法進行了……
兩天後，大英子去世，這成為我巨大的遺憾。在此之後，我曾數次聯絡大英子的兒孫，想通過他們了解老人更多的經歷，無奈他們大都訥於言。一次，老人的一個孫子拿來一份有關祖母的材料，很像是人物鑑定，有「正名」之意，我讀後不知如何是好，轉而希望看看大英子的照片，仍求之不得。最近我看到一張大英子老年時與兒媳們的合影，老人端坐在椅子上，面目清癯，神態安詳；三個兒媳站在身後，面色紅潤、體格健碩，散發著高郵女子健康的美。
上世紀80年代以後，汪先生三回故鄉，高郵電視臺得以留下少量的視頻資料，其中一段記錄的是汪先生參觀極樂庵的場景。在與僧人交談時汪先生告知，他寫了釋迦牟尼故事，僧人卻主動聊起《受戒》：「你寫的《受戒》，我們小時候也有這個過程，想跟明海一樣戀愛。但有人這麼想，沒人敢這麼說。」汪先生拊掌仰頭，朗聲大笑……
二
汪曾祺家的正門開在科甲巷，門朝東，有六七十個房間帶一個花園。後來的汪曾祺故居是汪家的偏房，堆柴草用的，門朝西，開在竺家巷。竺家巷短且窄，卻有兩座酒樓——如意樓和得意樓，生意紅火。汪先生寫過一篇小說《歲寒三友》，說的是一年的年三十晚上，靳彝甫、王瘦吾、陶虎臣三個人打算在如意樓「醉一次」。靳彝甫外出「行萬裡路」三年，回家後見二位友人瀕臨絕境，便賣了自己珍藏的三塊田黃石，得兩百洋錢，分成兩份給他們救急。在北京專訪時汪先生告訴我：「這三個人跟我父親是朋友，我父親跟王瘦吾、陶虎臣特別好。陶虎臣的原名叫陶汝，在草巷口拐彎兒的地方開店賣鞭炮；陶汝的女兒賣給別人，他自己上吊，這個故事有。本來這三個人的故事並不在一起，我通過他們的遭遇，特別是陶汝女兒的遭遇，把故事捏合在一起……自從《雞鴨名家》之後，我有意識地從這些人身上發現美，不把市民寫成市儈。這些人有他們非常可貴的地方。」
由於這三個人都已作古多年，金家渝幫我找來了他們的子女——靳彝甫的兒子靳林，王瘦吾的女兒王乃英，陶汝的兒子陶鈞。1995年，他們都已七十多歲。陶鈞一隻眼有傷，因子承父業，做鞭炮不慎所致。他們三個人雖然沒有讀過汪先生的作品，但與我聊天時講的故事，與《歲寒三友》多有重合。王乃英說到陶鈞的父親陶汝放焰火時，眉飛色舞：「他放焰火逼真。放『蘆蜂追癩子』，像個漂亮法子呢！」陶鈞解釋：「扎個人像個癩子，焰火哧啦哧啦地轉。還有個變化——大老爺變烏龜啦，和尚變驢子。這搭的是兩層架子，上層是軟架子，大老爺放完往下一掉，火就上去了。」王乃英補充說：「放到最後『請駕回宮』四個字出來，大家就紛紛走了。」《歲寒三友》中，陶虎臣在陰城放了兩臺焰火，一臺是「炮打泗州城」，另一臺就是「蘆蜂追癩子」。汪先生用文學的語言，將其描寫得豐富細膩、生動傳神，放完焰火的「閒筆」更如神來：「『二丫頭，回家咧！』『奶奶，等等我，我鞋掉了！』人們摸摸板凳，才知道，呀，露水下來了。」每每讀到此處，強烈的畫面感立刻把我帶入童年的情境，讓我感動，又有些惆悵。
《歲寒三友》中三位友人的子女大都住在人民路，即汪先生所稱的「東頭街上」，父輩的友誼一直延續到他們這裡。
三
《徙》中的主要人物也是真名實姓，高北溟、汪厚基、高冰、高雪……故事大都真實發生過。高北溟是汪曾祺和汪厚基的國文老師，他的二女兒高雪有一飛沖天的志向，但因生活所困蟄居小城，嫁給了汪厚基。小說裡說她患憂鬱症而死，是為了烘託悲傷的氣氛，其實她得的是肺病。高雪嫁過去時，汪厚基已有一兒一女，可以想見他追求小師妹的難度；而汪厚基對高雪的呵護，如汪先生所說，「含在嘴裡怕她化了」，小說裡有真切而細緻的描述。
汪厚基先開米店，後學中醫，小說和現實的情況高度契合。在專訪時汪先生回憶：「高雪小時候長得也不怎麼好看，女大十八變，她上師範以後就很好看了。金實秋聽說汪厚基隨身帶了高雪的照片，很好奇，還要過來看。」
《徙》中人物原型當年仍健在的有兩人：高雪的姐姐高冰和汪厚基。
高郵城有一條巷子叫焦家巷，巷子兩側各有數條向裡延伸的小巷，中段一條小巷曲徑通幽，盡頭有一小院，高冰就住在那裡。高冰對汪先生的作品尤其是《徙》非常熟悉，採訪時，她也提到了照片的事情：「1980年，我遇到了我家妹婿汪厚基。他說我希望你能給我一張高雪的照片，我就給他一張，是她病得很厲害的時候拍的，面容已經十分憔悴。他拿到之後很高興，過幾個月又跑來，說高雪的照片已經弄好了，你看看。我看那是個皮夾子式的，用緞子糊起來，周邊繡了花兒，裡面還題了兩句話。他說我以後將永遠擺到身上，隨時隨地可以拿出來看。」
汪厚基在高雪去世十年後再娶戚寶英女士，老兩口退休後與女兒一起生活。我見到汪厚基時，他已經八十歲了，步履遲緩卻溫文有禮，一看就是有學養之人。戚寶英非常豁達，對丈夫懷念前妻很理解，親自裝裱高雪的照片。照片裝裱後可以開合，打開，左邊是高雪的遺照，右邊是兩排八個字：形雖超脫，影則長隨。汪厚基說：「高雪死了，超脫了，有一種佛意；影子就是她的照片，長時和我在一起。弄好照片以後，我是天天擺到身上。」汪厚基八十三歲時仙逝，想來高雪的照片也隨他駕鶴西去了。
我對汪曾祺先生的專訪，對汪先生筆下人物原型的尋訪，多是1995年秋冬進行的。後來，我將專訪整理成文字，是為《汪曾祺訪談錄》，編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
人走了，作品在——這是作家所追求的終極目標。
謹以此文紀念汪曾祺先生百年誕辰。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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