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拼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頒布的漢字注音拉丁化方案，於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時被原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現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制定。該拼音方案主要用於漢語普通話讀音的標註，作為漢字的一種普通話音標。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公布該方案。1982年，成為國際標準ISO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部分海外華人地區如新加坡在漢語教學中採用漢語拼音。2008年9月，中國臺灣地區確定中文譯音政策由「通用拼音」改為採用「漢語拼音」，涉及中文音譯的部分，都將要求採用漢語拼音，自2009年開始執行。
漢語拼音是一種輔助漢字讀音的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十八條規定：「《漢語拼音方案》是中國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獻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並用於漢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領域。」根據這套規範寫出的符號叫做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也是國際普遍承認的現代標準漢語拉丁轉寫標準。國際標準ISO 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8年2月11日）正式通過的漢語拼音方案，被用來拼寫中文。撰寫者按中文字的普通話讀法記錄其讀音。」
我國原來沒有拼音字母，採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註明漢字的讀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讀不出來。反切，就是用兩個漢字來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反切上字與所注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注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周有光先生稱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這兩種注音方法，用起來都不方便。
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1605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Ricci,1552-1610)應用他和另外幾位傳教士擬訂的用羅馬字給漢字注音的一套方案寫了4篇文章,送給當時的制墨專家程君房, 由程君房編入所著墨譜《程氏墨苑》中。4篇文章的前3篇都宣傳天主教教義，由教會單獨合成一卷，取名《西字奇蹟》，複製本現存羅馬梵蒂岡教皇圖書館（在中國，習慣上把上述 4篇文章稱作是《西字奇蹟》
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經」用阿拉伯字母給漢字拼音稍晚，「小經」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給漢字拼音的嘗試。
來看看漢語拼音的時間線。從古至今，國人對漢字進行注音的努力一直都有，拉丁字母也從來不是唯一的選擇。比如唐代有過用漢字本身標拼音的嘗試（這種方式叫直音），少數民族也曾用阿拉伯文字標註漢語讀音。
語言的傳播往往依賴強制力，英語能全球流通就伴隨著血淋淋的殖民黑歷史。當蒙古人統治的元被明朝取代之後，漢人就開始了推倒蒙古注音的工程，當時官方頒布了《洪武正韻》，採用的是反切的注音方式，就是將聲母、韻母音調分開用漢字標示。
1867年，英國大使館秘書威妥瑪(ThomasF.Wade)出版了北京語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他設計了一套拼寫法，用拉丁字母來拼寫中國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稱，叫做「威妥瑪式」。
1931年到1932年間，有兩個外國傳教士提出了「辣體漢字」，這是一種根據《廣韻》設計的、以音節為單位的漢語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幾乎都有不同的拼寫法，拼寫的是方言。
這些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案，為以後的漢語拼音運動提供了經驗。
中國的漢語拼音運動是從清朝末年的切音字運動開始的。而其目的，是為了減少文盲、學習西洋文化。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挽救民族危亡和振興中華的熱情，激發著一些愛國知識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國的主張，梁啓超、沈學、盧戇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漢字的繁難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場「切音字運動」。
梁啓超在《沈氏音書序》中指出，「國惡乎強？民智斯圖強，民惡乎智？盡天下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沈學說：「歐洲列國之強，……有羅馬之切音也。人易於讀書，則易於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講求富強」。盧戇章說：「以切音以識漢文，……全國皆能讀書明理，國家何致貧窮？人民何致魚肉？」王照說：「列位啊，咱們個人都要點兒強吧，瞧瞧咱們中國都成什麼樣兒啦？」「中國政府非注意下層教育不可，欲去下層教育的障礙，非制一種溝通語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盧戇章(1854-1928)是我國第一個創製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廈門出版《一目了然初階》，公布了他創製的「中國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變體來拼廈門音，聲韻雙拼，左右橫寫，聲母在右，韻母在左，另加鼻音符號和聲調符號，增加聲母後還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認為，漢字「或者是當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難者」，而切音新字「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這樣一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盧戇章並不要求廢除漢字，他主張「切音字與漢字並列」。後來，他又編寫了《中國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和《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用切音字來拼寫官話。
勞乃宣(1842-1921)是音韻學家，他積極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話字母的基礎上補充方言字母，擬定了南京、蘇州、福建、廣東等訪言的方案，統稱「合聲簡字」。推廣這種「合聲簡字」的成績十分顯著，「不識字之婦女村氓，一旦能閱讀書報，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視，其欣快幾乎無可名狀」。
切音字創製者的目的，雖然不想用它來代替漢字，但是他們希望切音字能夠成為一種拼音文字，與漢字分工，並行使用。然而，他們的願望沒有實現。
五四運動之後，於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的文章，提出了「廢孔學」、「廢漢字」的主張。他說：「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甚至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提出：「廢漢文之後」，「當採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語）」。
這顯然是一種非常激進的言論，而且把漢語和漢字混為一談，分不清語言和文字的區別，在學術上是錯誤的，因而受到了陳獨秀的批評。陳獨秀指出，語言和文字「此二者關係密切，而性質不同之問題」絕不能混淆，所以，是「僅廢中國文字乎？抑並廢中國語言乎」還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書之」的意見。
在民國初年的注音字母運動中，由於這個運動的倡導者只是僅僅用注音字母來給漢字注音，因而對於分詞連寫的問題幾乎沒有涉及。所以，我們可以說，注音字母運動對於拼音正詞法是沒有什麼貢獻的。
1917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一文，促進了人們對拼音化問題關注。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了特刊《漢字改革號》，發表了錢玄同的《漢字革命》、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的研究》、黎錦熙的《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等論文，開始了國語羅馬字運動。1928年9月26日，由政府正式公布了國語羅馬字方案，作為注音字母的第二式。這個方案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用字母來表示聲調，考慮的比較周密，已經接近拼音文字。但是，沒有很好地得到推廣。
在國語羅馬字運動中，黎錦熙明確地提出了「詞類連書」的問題，並且擬訂了「複音詞類構成表」，提出了正詞法的初步規則。1928年黎錦熙的《國語模範課本》和1929年趙元任的《最後五分鐘》，通過拼音讀物，對國語羅馬字作了較為系統的試驗。肖迪忱於1934年，孫先六於1936年曾經擬訂了國語羅馬字的分詞連寫條例，但都不夠完整，不夠系統，不夠成熟。
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陳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表文章《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其中說：「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這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一份革命宣言。
之後，毛澤東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1941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員會」，正式宣布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XinWenziBao》（《新文字報》)第一期上，發表了毛澤東的題字：「切實推行，愈廣愈好」；朱德也題了字：「大家把實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國去」。
大家聊天中說起臺灣人和家人發信息常常會打一些ㄆ，ㄑ什麼的，看不懂。其實這些是舊式的拼音，民國時就是這樣學習發音的，注音符號舊稱為「注音字母」，為漢字注音而設定的符號，1913年由中國讀音統一會制定，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共計39個字母，排列以「ㄍㄎ」開頭；1920年改訂字母順序，增加一個字母「ㄜ」共計達40個。注音初期以讀音統一會所定字音為標準，故有「萬（v）、兀（Ng）、廣（Gn）」三個字母，後以北京音為標準，「萬、兀、廣」只作注方言之用，目前仍使用的有37個（聲母21個，韻母16個）。1930年中華民國政府把注音字母改稱為「注音符號」，正式的稱呼是國語注音符號第一式。相對於漢語拼音來說，注音符號有時簡稱注音。1935年，中國國語推動委員會制定新國音為中國的統一語言規範，而使用的拼音符號即為注音符號。而該拼音方式，也在臺灣沿用至今。
這些字母其實也源於中國漢字，如：ㄆ 說文解字：「攵，小擊也。」即手執竿輕敲，讀「ㄆㄨ」(撲) 取其「ㄆ」聲；ㄇ "冪"的本字。遮蔽覆蓋之意，古音「ㄇㄧˋ」 取其「ㄇ」聲；ㄈ 說文解字：「匚，受物之器。」古代一種盛物的器具，讀「ㄈㄤ」(方)或「ㄒㄧˇ」（喜） 取其「ㄈ」聲；ㄉ 古之「刀」字，讀「ㄉㄠ」 取其「ㄉ」聲；ㄊ 古之「突」或「凸」，讀「ㄊㄨ」 取其「ㄊ」聲；ㄋ 古之「乃」字，讀「ㄋㄞˇ」 取其「ㄋ」聲；ㄌ 古之「力」字，讀「ㄌㄧˋ」 取其「ㄌ」聲；ㄝ 古之「也」字，讀「ㄧㄝˇ」 取其「ㄝ」韻；ㄞ 古之「亥」字，讀「ㄏㄞˋ」 取其「ㄞ」韻；ㄟ 「流」也，讀「ㄨㄟ」(威) 取其「ㄟ」韻；ㄠ 說文解字：「么，小也。」「麼」的本字。小也，細也。讀「ㄧㄠ」 取其「ㄠ」韻；ㄡ 握於手之象形字，讀「ㄧㄡˋ」(又) 取其「ㄡ」韻；ㄢ 說文解字：「ㄢ。艸木之華未發然」。花苞之象形，其意「含」也。讀「ㄏㄢˊ」 取其「ㄢ」韻；ㄣ 古之「隱」字，又作"乚"：匿也。讀「ㄧㄣˇ」 取其「ㄣ」韻……
由於當前盛行的白話文是根據口語寫成的，字詞都必須按照口語的念法，所以語音也就是「白話音」。舉例來說，「白日依山盡」中的「白」應讀ㄅㄛˊ，「白花花的銀子」中「白」應讀ㄅㄞˊ。同理，當我們說「公共汽車」時，「車」應念成ㄔㄜ；遇到「安步當車」，「車」便應念ㄐㄩ。
在抗日戰爭的最緊急年代裡，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形成一個與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的前所未有的群眾性文化革命運動。這場運動不但沒有被戰爭的炮火摧毀，反而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裡在全國各地到處開花結果。新文字在陝甘寧邊區推行，效果很好。據吳玉章說，「延安縣市冬學中，不到三個月，就掃除了1500餘文盲，他們學會新文字，能寫信、讀書、看報，收到了很大的成績」。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一直延續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時為止，歷時近30年。它對中國的文字改革事業，對制定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1955年10月15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舉行。葉籟士在發言中說：「從1952年到1954年這個期間，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主要進行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經過了三年的摸索，曾經擬定幾種草案，都放在《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初稿》（漢字筆畫式）裡頭」。這次會議上印發給代表們六種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種是漢字筆畫式的，一種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種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會議之後，當時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向毛澤東報告，他說，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難以得到大家都滿意的設計，不如採用拉丁字母。毛澤東同意採用拉丁字母，並在中央開會通過。
在中國制定拼音方案的時候，蘇聯已經不再搞拉丁化，改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國也向蘇聯一邊倒，有人主張採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在文字上結盟。蘇聯派到中國的語言學家謝爾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議。據說，蘇聯的一位副總理來中國訪問時，曾經向陳毅副總理說，希望中蘇兩國都採用相同的字母。陳毅副總理回答說，中國文化必須跟東亞和東南亞聯繫，東亞和東南亞都習慣用拉丁字母。這樣，中國才沒有採用斯拉夫字母。如果我國當時採用了斯拉夫字母，我們今天使用計算機將會遇到更多的困難。中國政府當時在字母選擇上的決策，是非常正確的。
1951年，毛澤東曾經指示：「文字要在一定的條件下加以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直到1984年2月1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給國務院關於文字改革工作座談會情況的報告裡還說：「會議認為，我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要堅持文字必須穩步進行改革的方針，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這並不影響漢字的繼續存在和使用。」拼音化方向一直是我國語言文字政策的一個內容。
劉導生的報告沒有提毛澤東指示的「拼音化方向」，只是談到擴大拼音方案的應用範圍。這意味著，漢字是正宗的、法定的文字，而拼音不是法定的文字。因此，自1986年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以來，拼音與漢字就不再處於平起平坐的地位，拼音的地位是從屬於漢字的，它不再是準備將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
漢語拼音全表
在1986年5月31日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關於《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紀要》中更進一步明確地指出：「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漢字仍然是國家的法定文字，還要繼續發揮其作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幫助學習漢語、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有效工具，進一步推行並擴大其使用範圍，但它不是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可以用於漢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關於漢語拼音化問題，許多同志認為這是將來的事情，現在不忙於作出結論。」這個紀要明確地說明了拼音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用不用拼音完全取決具體情況的需要，絕對不是強制的，而漢字是法定文字，漢字的使用才是強制的。
茅盾說得更明白，他說：「我希望，至少我們的孫兒孫女這一代能夠兩條腿走路，既能用漢字寫，也能用拼音字母寫，聽報告作筆記，用拼音字母寫，會比漢字寫得快。如果可能，還能用上拼音字母的打字機。這樣該是多麼幸福呢！我並不幻想，在不遠的將來，就可以廢除漢字（方塊字）；然而即使在百年之內或在百年之後還要用漢字，讓我們的子孫的一代能用『兩條腿走路』又有什麼不好呢？」
綜上所述，現在看見的「漢語拼音」，是對漢字進行注音的一種方法，主要應用於學習漢字讀音和音調，雖然起初是1918年錢玄同提出的「廢孔學」、「廢漢字」的主張，雖然1951年毛澤東曾經指示：「文字要在一定的條件下加以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但畢竟漢字就是漢字，是一個民族的文明，如同現在已經無人能識別的埃及古文，代表著一種文明、也承載著這種文明的延續；歷史最終選擇了方塊漢字的留存，幸甚幸甚！
延伸閱讀：
躋身英文報導的漢語拼音
1.Shanzhai 山寨
其實「shanzhai」（山寨）對於歪果仁來說早就不是什麼陌生詞彙了。君不見，不少來華外國友人為追尋山寨三星、山寨ipad、山寨LV而來，常常以假貨市場為必逛景點。
最近，路虎起訴江鈴汽車抄襲一案即將開庭，shanzhai再登外媒。在《華盛頓郵報》一篇名為「西方汽車製造商欲叫停中國假貨」的報導中，「shanzhai」的解釋為「高級造假」。該文稱，山寨是中國製造業完成最好的方式：掉過頭來設計外國產品，不用花費大量研發經費，就能進入市場。不過文中也提到，其實在美國早期，像班傑明·富蘭克林這樣的大家也曾經無視版權，山寨英國人的作品。
在華盛頓郵報看來，中國汽車公司的山寨路還能走多久？這篇報導從中國智慧財產權法執行不力、汽車產業尚不發達、地級區級法院對本土公司的偏袒、以及消費者的名牌情結等角度分析，暗示國際汽車品牌在中國的維權之路，還任重道遠。
2.dama 大媽
中國「大媽」們早就因為2013年哄搶金子乃至左右國際金價，在國際上打響知名度。《華爾街日報》：「大媽的形象就是中年女子，孜孜不倦地追求家庭財富，死死盯著珠寶店裡的金價。」
路透社：「大媽用來指代熱衷打折促銷的中年女子。」
「大媽」對漢語詞彙引入英語作出的貢獻可以稱得上是首屈一指。「Square dancing」在英文中原本指「方塊舞」， 一般由不同移民民族的舞蹈融合而成，是美帝人民最古老的舞蹈之一。然而，再古老的舞蹈也擋不過中國大媽們的攻勢——square dancing後來又被賦予了「廣場舞」的意思。路透社說了，一說到大媽，大家就能想到一群中年女子伴隨響亮的音樂聲在公共場合翩翩起舞……嗯，確實很形象啊。
路透社：讓「dama」們名揚海外的除了「操控金價」、「廣場舞」（square dancing），甚至還有「阿姨強拆隊」（auntie demolition team）。而對於「阿姨強拆隊」，路透則援引中國媒體消息，稱「大媽們每人收200元，砸窗砸門」。
路透對大媽強拆隊的報導
3.chengguan 城管
「chengguan」也是外媒上的中式英語熟臉，每每城管犯事，引發人們廣泛熱議，「chengguan」一詞也會見諸外媒報端。比如，2011年貴州鄧啟國被城管毆打致死的事件就驚動了不少外媒，《金融時報》、《泰晤士報》、美聯社等紛紛報導。外媒報導城管時，常常會添加city management officers/ city managers作為註解，但與此同時，外媒給城管搭配的形容詞往往還有「notorious」（聲名狼藉的）、「reviled」（眾矢之的）等。
《金融時報》給城管的定義為：近似警力，管乞丐、小攤販和小混混的，以殘忍腐敗出名。而《紐約時報》在2014年報導浙江靈溪城管打人事件時，則不遺餘力地報導了事件引發的混亂衝突，對城管源起上世紀90年代、職責介乎停車管理人員和警察之間、逐漸形成施暴者形象進行了全面勾勒，還援引了環球時報對城管的開脫（人們對城管工作缺乏理解，城管缺乏相應培訓、權威們不替城管說話造成城管千夫所指）。
紐約時報對中國城管的報導
其實，除了這些較為傳統的詞語，像 tuhao（土豪）、straightman cancer （直男癌）、rotten women（腐女）、 leftover women （剩女）、budget husband（經濟適用男）、geilivable（給力）這些網絡流行語往往也成為了外媒一窺中國百態的窗口，而「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見）、「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好好學習、天天向上）、「Go and look」(走著瞧)這些習慣表達法，也在慢慢浸染歪果仁的表達習慣，甚至被收錄進英語詞典。
英國電訊報對「直男癌」的報導
BBC對「剩女」的報導
漢語拼音入駐英文：
小詞語 大意味
不論是這次的Wang Hong，還是之前的guanxi、chengguan改成geilivable，外國媒體都是用漢語拼音直接來表示而沒有翻譯。雖然這種處理方式讓外國讀者第一眼看到的時候可能一頭霧水，但是當明確標識了外來語的身份，令讀者通過解釋明白了詞語的含義之後，相對來說也會把其描述方位約束得更加精確，儘量減少完全因為中英差異而造成的笑話、歧義甚至是誤會。畢竟，嚴復先生早就說過，在翻譯時「信、達、雅」中應當先注重「信」即意思準確無誤，而我國翻譯家曾胡先生也曾說過「蓋譯事之難首推信，不信則愈雅愈荒唐」。
而在這種為了精準表達、囊括語境的翻譯考慮之上，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某種隱喻：西方也正在試圖從中國的角度去理解中國，而非僅僅是依照自身的邏輯對語言系統中發生在中國的種種現象進行歸納和品評。隨著近年來越來越多漢語詞彙進入西方報導甚至是外文字典，漢語、漢字和拼音所承載的信息量和被國際社會認可的程度也在悄然增長，雖然尚未與英語的國際地位相抗衡，但不得不說，二者之間的距離正在不斷縮減。
無可否認的是，正是因為中國引人矚目的發展和豐富的文化、社會現象吸引著世界的眼光，我們的語言才有更多進入國際視野的機會，我們話語權的提升也自然會在漢語拼音越來越多的「拋頭露面」中反映出來。從語言本身的角度理解話語權，乍一聽上去好像過分簡化了這一複雜的國際政治概念，但是事實上，正是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在為中國形象的建立添磚加瓦。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對語言的尊重，其實就是對於話語權的給予； 而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說，對語言的堅守，其實也就是對於我們自身話語權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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