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拼音運動的歷史比較悠久。在本文中，作者回顧並分析了在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之前的漢語拼音研究和漢語拼音運動。
Pinyin Research before Publication of Chinese Pinyin Scheme
Feng Zhiwei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nyin movement was relatively long.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gave the review and analysis to Chinese Pinyin research and Chinese Pinyin movement before publication of Pinyin Scheme.
Key words：romanization; Chinese Pinyin Scheme; Chinese Pinyin Movement.
《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已經60年了，現在漢語拼音已經成為拼寫漢語普通話的國家規範和國際標準。《漢語拼音方案》是我國人民探索漢字注音方法的重要成績（馮志偉，1997）。為了給古老的漢字注音，我國人民經歷了長期的探索，從唐朝末年守溫的三十字母開始，至今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在本文中，讓我們回顧一下《漢語拼音方案》之前拼音探索的艱苦過程。
我國原來沒有拼音字母，採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註明漢字的讀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讀不出來。反切，就是用兩個漢字來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反切上字與所注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注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周有光先生稱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這兩種注音方法，用起來都不方便。
敦煌石窟曾經發現署名「南梁漢比丘守溫述」的韻學寫本殘卷。守溫是唐末、五代時期的和尚，根據敦煌石窟的殘卷可以推知，他可能是後漢梁縣（今河南臨汝縣西）的一個和尚。
敦煌石窟的殘卷（上面可見「南梁漢比丘守溫述」的字樣）
守溫熟讀佛經，懂得梵文（Sanscrit），他從漢字中提煉出30個字母，說明當時我國的語音分析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漢字來表示這些聲母。例如，用「不芳並明」來表示唇音，用「端透定泥」來表示舌頭音，用「知徹澄日」來表示舌上音。守溫韻學殘件30個字母如下：
這30個字母的標目和總數與敦煌唐寫本《歸三十字母例》是完全一致的。
有人調整守溫三十字母的順序，增加「非、敷、奉、微、娘、床」6個字母，發展成等韻學裡同行的如下的36字母：
這些用漢字表示的聲母沒有進一步發展成拼音文字。
後來，學者們又編制了韻書，仍然使用漢字來表示漢語音節的韻母，例如，用「東冬鍾江」來表示「東韻」的韻母，大致相當於現代漢語的韻母「ong」，這些用漢字表示的韻母也沒有進一步發展成拼音文字。
元朝時期，忽必烈委託八思巴創造八思巴文。這種文字屬拼音文字，共有41個字母（脫胎於古藏文字母）。下圖是八思巴文的一個印章：
元朝至元六年，八思巴文作為國字頒行全國，其推廣卻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傳統因素外，主要是因為這種文字字形難以辨識，再加之在有的地方使用時還仿效漢字篆書的寫法，這就更加劇了識別的難度。因此雖然元朝政府屢次下令用八思巴文"拼寫一切語言"（也確曾用八思巴文譯寫過一些書籍，還拼寫過漢語，藏語等），但民間還是用漢字，所以，八思巴文最終還是主要應用於官方文件。元代主要流通紙幣，鑄錢比其它朝代都少，且多以漢文錢為主，但也用八思巴文鑄過有限的幾種錢幣。計有元世祖至元年間「至元通寶」,成宗元貞和大德年間的「元貞通寶」和「大德通寶」，元武宗至大年間的「大元通寶」等幾種。這些鑄幣的錢文讀法均為「順讀」，且除較厚大的"大元通寶"當十錢存世尚多外，其餘均很稀見。
忽必烈委託八思巴創造八思巴文，可能是由於當時蒙古人所使用的文字源自回鶻人，而非蒙古人原創的，這樣的字母不能很好地表達蒙古語語音。1352年，是該文字最後用來寫作的可考年份，當然，這樣的文字在後期仍然偶爾被使用，如刻在印章及寺廟碑文上作裝飾之用。
伴隨著蒙元帝國的消亡，八思巴文亦被逐漸廢棄，成為一種"死文字"，但我們今天仍能在各種八思巴文錢幣及其它元代文物上見到它。
《蒙古字韻》成書於1269年至1292年間。它的元刻本流傳至清代道光年間，後亡佚。現僅存一個舊寫本，是由元末人朱宗文（字彥章，信安人）所作的校訂本。
校訂本分為上、下兩卷，上卷34頁，下卷31頁，外加封面3頁、底頁1頁，共69頁。「麻韻目」與卷尾「迴避字樣」有殘闕。本書內容包括劉更序、朱宗文序、校正字樣、蒙古字韻總括變化之圖、字母、篆字母、總目、正文、迴避字樣。正文分為15個韻目：一東，二庚，三陽，四支，五魚，六佳，七真，八寒，九先，十蕭，十一尤，十二覃，十三侵，十四歌，十五麻，各韻順序按收聲類聚，編排清晰。每一韻又分為若干韻類，每一韻類裡面，按照聲類的傳統順序排列同音字組，上冠八思巴字母的字頭，下列所拼漢字，漢字標明平上去入四聲（支、魚、佳、蕭、歌、麻六韻有入聲），共收八思巴字母814個，殘闕處可補約35個；共收漢字9149個，殘闕處可補約302個。序文每半頁 9行，每行12字；正文每半頁10行，每行除所冠八思巴字母外，各16字。
《蒙古字韻》是用八思巴字母拼寫漢語的「通用備檢之本」，它反映了當時漢語共通語語音最為全面、最為系統的面貌，所以成為研究由八思巴字母拼寫漢語的最為重要的文獻資料。
朱宗文在此書的序言中說：「聖朝宇宙廣大，方言不通，雖知字而不知聲，猶不能言也。《蒙古字韻》，字與聲合，真語音之樞機，韻學之綱領也。」
《蒙古字韻》中的八思巴字母與36個漢字字母對比如下：
這可能是我國最早的用字母來拼寫漢語的拼音文字，所以我們大致可以認為，漢語用字母來拼音是從用八思巴字母開始的，八思巴字母是用字母來拼寫漢語的源頭，從1269年算起，漢語的字母拼音已經有將近750年的歷史了。
600年前，我國部分穆斯林少數民族中曾經使用「小經」文字，這種文字是一種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來拼寫漢語， 這是繼八思巴字母之後，用字母來拼寫漢語的又一次嘗試。「小經」文字共有36個字母，其中4個字母是特有的，不再帶有漢字的痕跡，完全採用拼音字母。「小經」同時也為東鄉、撒拉等民族使用。「小經」最早的實物印證是1339年至1340年間撰刻的石碑，比《蒙古字韻》晚40多年。
上面介紹的拼音，都不是拉丁字母的拼音，而是八思巴字母或阿拉伯字母的拼音。拉丁字母的拼音是從西方傳教士開始的。
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
1605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蹟》，其中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西字奇蹟》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徐春偉， 2018）。
利瑪竇出生於教皇國馬切拉塔（今義大利馬切拉塔），他是中西科技史上絕對無法忘卻的一個人。在東亞，他以科學家、數學家的身份而聞名；而不為大眾所熟悉的是，他同時也是一個出色的語言學家。他和來自那不勒斯的義大利同鄉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是最早用拉丁字母來給漢字注音的人。
明朝時期，隨著歐洲新航路的開闢，大批耶穌會士來到了中國。作為早期來華的西方人，由於漢字和西字大相逕庭，他們首先需要解決語言文字這一難題。
這些耶穌會士認識到，要在中國進行各種活動，首先必須學會中國的語言和中國的漢字。為了能夠掌握漢字發音，他們摸索出一套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方法。最早進行這一嘗試的就是利瑪竇和羅明堅。
1934年，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發現了一組手稿，共189 頁，長23 釐米，寬16.5 釐米，其中第32－165 頁是葡萄牙語和漢語對照的辭典。據考證，這部手稿是利瑪竇和羅明堅1584-1588年間在廣東肇慶完成。中外語言學界一般將此手稿稱之為《葡漢辭典》（楊福綿，1995）。
《葡漢辭典》之手稿（照片來自「新三屆」，謹致謝意）
下面是《葡漢辭典》中的與「水」有關的單詞的羅馬字（也就是拉丁字母）注音：
《葡漢辭典》中給漢字注音的拼音系統，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使用拉丁字母的漢語拼音方案。它的聲韻母拼寫設計尚未定型，有不少混亂和相互矛盾的地方。如「怕」和「罷」都拼成pa，「他」和「大」都拼成ta；「起」有chi、chij、chiy三種拼法，原因在於當時義大利語的i、j、y是通用。可見當時用拉丁文字給漢字注音還是在摸索階段。《葡漢辭典》中的漢字的拉丁字母注音是後世一切漢語拼音方案的鼻祖。
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利瑪竇逐漸對漢語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在義大利人郭居靜（Lfizaro Catfino）的幫助下，他們發現了漢語中存在聲調。他們兩人還參照樂譜音階，根據漢字字音的特點，用五種符號表示不同聲調，改良了《葡漢辭典》中的拼音方案，改良後的方案比《葡華辭典》成熟了許多。1605年，利瑪竇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蹟》，用的就是這套改良後的方案。
《西字奇蹟》原書很早就已散佚，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明末《程氏墨苑》存其中的《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聞實，即舍空虛》《淫色穢氣，自速天火》《述文贈幼博程子》4篇文章，文中所有漢字皆附有拉丁字母注音。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將這些文章重印，並取名為《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
《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 （照片來自「新三屆」，謹致謝意）
《西字奇蹟》利瑪竇落款（照片來自「新三屆」，謹致謝意）
《述文贈幼博程子》的拉丁字母注音（照片來自「新三屆」，謹致謝意）
語言學家羅常培曾經根據漢字和拉丁字母對照，整理出一個包括26個聲母和44個韻母的明末官話音系。較之《葡漢辭典》的方案，改良後的方案的最大的進步有兩點：一是標出了輔音送氣符號，避免了「怕」「罷」不分。二是創造了5個聲調符號來區別聲調。這體現了利瑪竇等人對漢字字音認知的深化。
然而利瑪竇的《西字奇蹟》只是幾篇文章，還不能稱之為漢語拼音的專著。
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年），生於西屬尼德蘭佛蘭德斯杜埃（今法國杜埃），故自稱比利時人。他和上述諸人一樣，同屬耶穌會，1610年秋來到中國後，即跟從郭居靜等人學習漢語。1621年春，金尼閣「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視察教務。翌年赴杭州被難；1623年，往河南開封開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陝西。1626年在關中大儒王徵的協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資》三卷（徐春偉， 2018）。
關於《西儒耳目資》成書地點有兩種說法，一是浙江杭州說，另一是陝西西安說。結合金尼閣生平，加上中方合作者王徵是西安府涇陽縣人，故後者可能性較大。王徵是明末著名的科學家、語言學家，有我國第一位機械工程學家的美譽。王徵和金尼閣合著《西儒耳目資》，算得上是我國語言學史上一段中外合作的佳話（潭慧穎， 2008）。
《西儒耳目資》書名很有意思：「西儒」說明作者本人是喜歡中國文化的西方人；「資」有幫助之意；耳朵可聽字音，但不見字形，本書可從音查出字，這就補充了耳朵的欠缺，此即「耳資」；眼睛可看字形，但不聞字音，本書可從字查到音，這就彌補了眼睛的缺陷，即「目資」。自序說：「幸至中華，朝夕講求，欲以言字通相同之理，但初聞新言耳鼓則不聰，觀新字目鏡則不明，恐不能觸理動之內意，欲救聾瞽，舍此藥法其道無由，顧表之曰耳目資也。」
自序還說：「亦述而不作。敝會利西泰(瑪竇)、郭仰鳳(居靜)、龐順陽(迪我)實始之。愚竊比於我老朋而已。」作者很是謙虛，明言自己不是此漢語拼音方案的發明人，只是繼承了利瑪竇的拼音方案。故而後來的語言學家把他們的方案稱為「利、金方案」。
《西儒耳目資》作者自序落款（照片來自「新三屆」，謹致謝意）
《西儒耳目資》的編撰目的，據他自述在使中國人能在三天內通曉西方文字體系。全書共分三卷：一是《譯引首譜》，為總論，將編撰經過和音韻學的基本知識；二是《列音韻譜》，以音查字，按拉丁字母順序排列漢字；三是《列編正譜》，是以字查音，按漢字部首排列。
《西儒耳目資》通過引入中國音韻學知識介紹拼音方案，大大方便了中國讀書人了解西洋拉丁字母；《西儒耳目資》的拼音方案，在利瑪竇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改進。下面是這個拼音方案的聲母（同鳴字父）、韻母（自鳴字母）和聲調表。
《西儒資耳目》拼音方案（照片來自「新三屆」，謹致謝意）
例如，在聲母設計上，利瑪竇常常「一音多號」，即用多個字母表示一個音；而金尼閣幾乎做到了「一音一號」。這個固然是由於金尼閣對漢字字音較前人有了更深層次了解，當然也離不了中方合作者王徵的貢獻。兩人在成書過程中，多有討論，相互質證，細加評核。
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拼音方案比較（照片來自「新三屆」，謹致謝意）
「利、金方案」的出現對當時中國的音韻學者有很大的啟發。我國傳統注音方法是採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註明漢字的讀音，如果同音字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讀不出來。反切是古代最主要和使用時間最長的注音方法，它是用兩個漢字來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反切上字與所注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注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然而，由於古今音變會影響反切注音的準確性，並且學反切先要學漢字，使用反切來教學漢字並不方便。。
「利、金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設計的，適於拼寫北京語音。這種新穎的用拉丁字母來拼音的方法給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啟迪。
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倪海曙， 1950）。清朝學者楊選杞看了《西儒耳目資》之後，很受啟發，他敘述道：「辛卯戶餬口舊金吾期翁家，其猶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餘，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凌遠徵， 1995）。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廣為傳播。
利瑪竇、金尼閣等西方學者，是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第一批人。但在之後的兩三百年間，由於清朝雍正之後的閉關鎖國政策，只有極少數國內語言學家知道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方法，這種注音方法並沒有在中國廣為傳播。
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版的《西儒耳目資》（照片來自「新三屆」，謹致謝意）
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被迫允許洋人定居開放口岸，客觀上來講，也重新打開了西學東漸之門。從此，大批傳教士就此蜂擁而至，其中的佼佼者和領事館漢學家一樣，成長為重要的漢學家群體——傳教士漢學家。他們也和利瑪竇、金尼閣一樣，採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美國人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年），他編寫了最早的寧波話學習教材《鄞邑土音》，用拉丁字母給寧波話注音（王文兵，2008）。
丁韙良為了和當地人交流，必須掌握寧波方言,他自己研製了一套拼音，並將這一套拼音向其他傳教士介紹，得到了他們的支持，並於1851年1月組成了一個學社，宗旨是「為了確定一個用以把寧波口語寫下來的拼音系統。」這個系統就是寧波話教會羅馬字，最早的寧波話學習教材《鄞邑土音》就採用這個拼音方案。
丁韙良的漢語拼音雖然和「利、金方案」不同，但在實踐層面上，還是對利瑪竇等前人的繼承，他也影響了整個在華西方漢學家群體。1870年止，寧波出版的羅馬字書籍達50種以上，作者涉及22人。從出版物數量、內容、作者群計，可以說寧波的羅馬字書籍是整個吳語區甚至全國的引領者。
1815年到1823年之間，在廣州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934年）編了一部《中文字典》，這是最早的漢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設計的拼音方案來拼寫漢語的廣東方言，實際上是一種方言教會羅馬字。接著，在其他的方言區也設計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中廈門的「話音字」1850年開始傳播，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5萬冊讀物，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大約還有10萬人左右使用這樣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傳播，主要用來傳教。
1867年，英國大使館中文秘書威妥瑪(Thomas F.Wade)出版了北京語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他設計了一套拼寫法，用拉丁字母來拼寫中國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稱，叫做「威妥瑪式」。起初只是作為英國大使館人員學習漢語的注音工具，後來使用得越來越廣，成為了音譯中國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稱的通用字母。不但外國人使用「威妥瑪式」，當時中國對外出版物上的漢語譯音也大多數採用「威妥瑪式」。
1931年到1932年間，法國和加拿大的兩個外國傳教士提出了「辣體漢字」，這是一種根據《廣韻》設計的、以音節為單位的漢語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幾乎都有不同的拼寫法，拼寫的是方言。
這些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的方案，為以後的漢語拼音運動提供了經驗。
中國近代的漢語拼音運動是從清朝末年的切音字運動開始的。
（一）早期的切音字運動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挽救民族危亡和振興中華的熱情，激發著一些愛國知識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國的主張。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沈學、盧戇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漢字的繁難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場「切音字運動」。
康有為提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變也必簡」的看法，主張「以字母取音，以簡易之新文」來書寫「中國名物」（倪海曙， 1959）。梁啓超在《沈氏音書序》中指出：「國惡乎強？民智斯圖強，民惡乎智？盡天下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譚嗣同在他《仁學》中也提倡拼音文字，他提出「盡改象形為諧聲」（也就是拼音）的主張（倪海曙， 1959）。沈學說：「歐洲列國之強，……有羅馬之切音也。人易於讀書，則易於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講求富強」（倪海曙， 1959）。盧戇章說：「以切音以識漢文，……全國皆能讀書明理，國家何致貧窮？人民何致魚肉？」（盧戇章，1956）。王照說：「列位啊，咱們個人都要點兒強吧，瞧瞧咱們中國都成什麼樣兒啦？」「中國政府非注意下層教育不可，欲去下層教育的障礙，非制一種溝通語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王照， 1957）。
盧戇章(1854-1928年)是我國第一個創製拼音文字的人。
1892年，他在廈門出版《一目了然初階》，公布了他創製的「中國切音新字」。
他在《一目了然初階》的扉頁上寫道：「一目了然，男可曉，女可曉，智否賢愚均可曉；十年辛苦，朝於斯，夕於斯，陰晴寒暑悉於斯」，反映了他研製中國切音新字的目的和工作的辛苦。
他用拉丁字母及其變體來拼廈門音，聲韻雙拼，左右橫寫，聲母在右，韻母在左，另加鼻音符號和聲調符號，增加聲母後還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
後來盧戇章曾經在臺灣居住三年，受日文假名字母的影響，放棄了變體拉丁字母方案，設計了中國切音字母，包括25個聲母和102個韻母。
盧戇章並不要求廢除漢字，他主張「切音字與漢字並列」，通過切音字「可無師自識漢文」。後來，他又編寫了《中國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和《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用切音字來拼寫官話（盧戇章，1956）。
盧戇章的《一目了然初階》開啟了延續20年的切音字運動。幾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現，如吳敬恆的《豆芽快字》，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勞乃宣的《增訂合聲簡字》等。這些切音字方案多數是聲韻雙拼式的漢字筆畫式字母方案，大多數只在小範圍內傳習，沒有廣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話字母和勞乃宣的合聲簡字推行較廣。
王照(1859-1933年)曾參加戊戌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是清政府通緝的政治犯。他在日本期間，受日本假名的啟發開始擬定漢語拼音字母。1900年化裝成「臺灣和尚」秘密回國，以「蘆中窮士」的筆名發表《官話合聲字母》，採用漢字筆畫作為字母基礎，聲韻雙拼，並且，主張以北京話為標準官話。他說：「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佔幅員人數多者」。他並不主張廢除漢字，他說：「有力讀書，有暇讀書者，仍以十年讀漢文為佳」，「漢文俗話並行，互相補助，為益更多」。他主張拼音方案可以「士民共用」，他說，「此字母雖為貧人及婦女不能讀書著而設」，「然若讀書人習之以備教人，且與下等人通書信亦甚便也」（王照， 1957）。1903年，王照在北京設立「官話字母義塾」，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獄，得到釋放後全力推行他的官話字母，開辦「拼音官話書報社」「官話字母第一號義塾」。「十年之中，堅忍進行，傳習至十三省境」，編印書籍達六萬多部，成立推行官話字母的團體達數十個。其精神令人欽佩。
勞乃宣(1842-1921年)是音韻學家，他積極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話字母的基礎上補充方言字母，擬定了南京、蘇州、福建、廣東等方言的方案，製成《增訂合聲簡字譜》，統稱「合聲簡字」。推廣這種「合聲簡字」的成績十分顯著。「不識字之婦女村氓，一旦能閱讀書報，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視，其欣快幾乎無可名狀」（黎錦熙，1990）。勞乃宣主張先學方言拼音，然後再學官話拼音，統一國語。他說，「中國之用舊字數千年，用方言亦數千年，今欲數千年之方言，一旦變為官音，聞著鹹苦其難，望而卻步」，「故莫若即其本音而遷就之，俾人人知簡字之易學，知簡字之誠可代語言，然後率而導之於國語之前途，則從之如流水，趨之如大道矣」（倪海曙， 1959）。
1906年，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中，提出了中國人自己制定的第一個音素制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這個方案只用了26個拉丁字母和5個倒放字母、1個橫放字母，沒有其他的自創字母。朱文熊提出，「與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採用世界通行之字母」（倪海曙， 1959），這個觀點成為後來拉丁化拼音運動的一個原則。
切音字創製者的目的，雖然不想用它來代替漢字，但是，他們希望切音字能夠成為一種拼音文字，與漢字分工，並行使用。然而，他們的願望沒有實現。
在切音字運動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種多樣、琳琅滿目的，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大系：
（1）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採用漢字部首作為拼音符號。1901年盧戇章的《中國切音字母》一書中提出的字母（包括25個聲母和102個韻母），1901年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等都屬於假名系。
（2）速記系。採用速記符號作為拼音符號。1896年到1897年兩年間出版的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速記系。
（3）拉丁系。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符號。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 年黃虛白的《拉丁文臆解》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拉丁系。1892年盧戇章的《一目了然初階》一書中提出的「中國切音新字」，採用了變體拉丁字母，也屬於拉丁系。
（二）注音字母運動
1913年2月，讀音統一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審訂一切字的國音發音」和「採定字母」。會議開了3個多月。在這次會議上，審訂了6500個漢字的讀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確定了「標準國音」；對於字母方案，會議爭論激烈，有偏旁派、符號派和拉丁字母派，最後決定把章太炎過去設計的「紐韻文」加以改造，篆書楷化，擬訂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個，這套字母採用漢字筆畫式，字母選自古代漢字，音節採用聲母、韻母和聲調的三拼制，對雙拼的反切法進行了改進，其用途僅在於標註漢字讀音，不作為拼音文字。這套注音字母後來減為37個（聲母12個，韻母13個，介母3個），比雙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幾乎減少了一半。會議對於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決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給漢字注音，不能與漢字並行使用。黎錦熙明確指出，注音字母的職能是「伺候漢字，偎傍漢字」。
注音字母通過之後，擱置了5年，才於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國各地陸續開辦「國語傳習所」和「暑期國語講習所」，推廣注音字母，全國小學的文言文課一律改為白話文課，小學教科書都在漢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還成立了注音字母書報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讀物，還辦了《注音字母報》。1928年，在北京天安門的西牆上，張貼了注音字母表，鼓勵大眾學習和使用。從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國使用了近40年的時間。這對於統一漢字讀音、推廣國語、普及拼音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當時政府的上層官員中有人覺得「注音字母」的名稱不好，改稱為「注音符號」，以強調這不是一種與漢字並行的文字。
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高度評價了注音字母的作用。他說：「辛亥革命之後產生了注音字母，這是中國第一套由國家正式公布，並且在中小學校普遍推行過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對於識字教育和讀音統一有過一定貢獻。儘管今天看來，注音字母還有不少缺點（例如，作為各少數民族的共同基礎和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顯然遠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歷史上的功績，我們應該加以肯定。對於近40年來的拼音字母運動，注音字母也起了開創的作用」（周恩來， 1983）。
（三）國語羅馬字運動
五四運動之後，於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四卷第四期上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的文章，提出了「廢孔學」「廢漢字」的主張。他說：「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甚至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提出：「廢漢文之後」，「當採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語）」。這顯然是一種非常激進的言論，而且，把漢語和漢字混為一談，分不清語言和文字的區別，在學術上是錯誤的；因而，受到了陳獨秀的批評。陳獨秀指出，語言和文字「此二者關係密切，而性質不同之問題」絕不能混淆，所以，是「僅廢中國文字乎？抑並廢中國語言乎」還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書之」的意見。這個意見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持。胡適贊同陳獨秀的意見，他說,我以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文字，然後再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錢玄同也接受陳獨秀的意見，一同倡導國語羅馬字，開始了國語羅馬字運動。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了《漢字改革專號》，採用羅馬字的呼聲達到高潮，國語羅馬字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錢玄同發表《漢字革命》，否定漢字，說「處處都足以證明這位老壽星的不合時宜，過不慣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時代的新生活」，「所以，漢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絕對可能的事」，「惟有響響亮亮的說漢字應該革命！如此，則漢字改革的事業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不滿足於注音字母，認為「漢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應該採用羅馬字母。黎錦熙發表《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提出「詞兒連書」的問題，對於這個重要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他認為，詞類連書是漢字革命軍通向拼音文字的一條大道。趙元任發表《國語羅馬字母的研究》，提出了「國語羅馬字的草稿」，使用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用字母表示音節的聲調，不造新字母，不加新符號，並提出了系統的「詞兒連寫」規則。
1923年8月，教育部召開國語統一籌備會，決議組織「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員和一些語言學者自動組織「數人會」，主要成員是劉復、趙元任、林語堂等，提出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1928年9月，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正式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用於給漢字注音和統一國語。布告中說，「羅馬字母，世界通用，辨認拼切，已成為國民常識之一」，因此，「定此《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與《注音字母》兩相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此後增修《國音字典》，即依校訂之國語標準音拼成羅馬字，添記於《注音字母》之後，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須用羅馬字時，即以此種拼音法式為標準，以昭劃一而便通行」⑥。在國語羅馬字運動中，出版了一些讀物，如《國語留聲片讀本》等。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彙》，用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兩式對照。
1928年國語羅馬字正式公布之後，就開始做推廣的工作。當時正值土耳其政府頒布《新文字法》，大力推廣拉丁化的文字改革運動，這對於國語羅馬字的推廣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可惜當時的國民政府對於推行國語羅馬字並不熱心，加之國語羅馬字的拼寫規則煩瑣，不容易掌握，難於在民眾中普遍推廣，國語羅馬字始終沒有走出知識階層的圈子，它的影響遠不如注音字母。1934年以後，國語羅馬字的推行就進入低潮了。
臺灣一直在使用國語羅馬字。1984年，臺灣發表國語羅馬字修訂草案，徵求意見之後，於1986年1月28日正式公布，名稱為《國語注音符號第二式》，改用與《漢語拼音方案》相同的符號標調法來表示聲調。
（四）拉丁化新文字運動
在國語羅馬字運動稍後，我國還開展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
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創製的，其目的是在蘇聯遠東的10萬華工中掃除文盲，今後在條件成熟時，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漢字，以解決中國大多數人的識字問題。當時的蘇聯政府把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工中掃除文盲也列為蘇聯本國的工作任務。於是，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等人與蘇聯漢學家龍果夫、郭質生合作，研究並創製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寫成《中國拉丁式字母草案》，於1929年由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國拉丁化字母》一書，引起很大反響。1931年5月，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科學會議主席團對中國拉丁化字母的方案進行了審訂，並批准了這個方案。
1931年9月26日，在蘇聯海參崴召開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又通過了書面方案——《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其主要內容是：（1）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則（13條）；（2）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規則（包括:字母、拼寫規則、寫法規則）。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國語羅馬字的基礎上制定的，在標調方式上與國語羅馬字不同，國語羅馬字對於所有的音節都要標聲調，而拉丁化新文字規定：原則上不標聲調，只是在極有必要或極易混同的情況下才標聲調。例如，「買」和「賣」容易混同，「買」寫為maai,「賣」寫為mai。於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正式開始。這個運動推動了中國語文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拉丁化新文字的創製者和國語羅馬字的創製者之間曾經進行過激烈的論戰，前者叫做「北拉派」，後者叫做「國羅派」。後來他們都發現，兩派在一些根本問題的認識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個別枝節問題上有分歧。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說：「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是中國人自己創製的拉丁字母式的漢語拼音方案中比較完善的兩個方案。在談到現在的拼音方案的時候，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功勞」。（周恩來， 1983）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過後，首先在華工中推行，出版書籍47種，刊印10多萬冊，許多華工學會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讀書寫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紹到國內。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介紹拉丁化新文字的書籍。接著，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後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甚至在海外華人中也成立了這樣的拉丁化新文字團體。據統計，從1934年到1955年的21年間，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總共有300多個。
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還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熱情贊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陳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表文章——《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其中說：「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們必須教育大眾，組織起來解決困難。但教育大眾的工作，開始就遇著一個絕大難關。這個難關就是方塊漢字。方塊漢字難認、難識、難學。……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倪海曙，1950）。這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一份革命宣言。
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之後，親自寫信給蔡元培說：「讀《新文字意見書》，赫然列名於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見我敬愛之孑民先生，發表了嶄然不同於一般新舊頑固黨之簇新議論，先生當知見之而歡躍者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黨，必為無數量人也！」（凌遠徵，1995）。毛澤東對於當時新文字運動給以了極大的讚賞。毛澤東對於新文字運動是積極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1941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員會」，正式宣布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 Bao》（當時《新文字報》的拼寫形式)第一期上，發表了毛澤東的題字：「切實推行，愈廣愈好」，朱德也題了字：「大家把實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國去」。
在抗日戰爭的最緊迫年代裡，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形成一個與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的前所未有的群眾性文化革命運動。這場運動不但沒有被戰爭的炮火摧毀，反而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裡在全國各地到處開花結果。新文字在陝甘寧邊區推行，效果很好。據吳玉章說，「延安縣市冬學中，不到三個月，就掃除了1500餘文盲，他們學會新文字，能寫信、讀書、看報，收到了很大的成績」（倪海曙， 1950）。
下圖是當時出版的《北方話新文字兩用檢字》。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一直延續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時為止。歷時近30年。它對中國的文字改革事業，對制定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在《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和施行六十周年的日子，我寫本文來回顧一下漢語拼音運動走過的歷史道路，評說這個運動的利弊得失，分析這個運動的酸甜苦辣，以此作為對《漢語拼音方案》六十周年的紀念。
1. 馮志偉．語言文字規範化對於語言信息處理的作用[Ｊ]．中國語文，1997年，第5期，總第250期。
2.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M]，上海書店，1990年12月版。
3. 凌遠徵，新語文建設史話[M]，河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4. 盧戇章，一目了然初階[M]，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
5. 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M]，時代出版社，1950年版。
6. 倪海曙，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7. 潭慧穎，《西儒耳目資》源流辨析[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
8. 王文兵，丁韙良與中國[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11月。
9. 王照，官話合聲字母[M]，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10. 徐春偉，《漢語拼音方案》頒布60年了，它的鼻祖是傳教士寫的這些書[J]，《澎湃新聞》，2018年2月9日。
11. 楊福綿，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J]，《中國語言學報》，1995年第5期。
12. 周恩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節錄）[A] //文字改革出版社編輯．《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和應用——《漢語拼音方案》公布25周年紀念文集[C]．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國際漢語教師500強
International Forum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2021年 · 1月號
顧問
Don Starr（司馬麟）（英國杜倫大學）
李宇明（中國 北京語言大學）
總主編
王維群（群主，英國 諾丁漢大學）
美編總監
海常慧（中國 鄭州輕工業大學）
版式／美編
鄒佳樂（中國 鄭州輕工業大學）
「國際漢語教師微信群」之學術公眾號
所有文章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投稿、公眾號、報刊等轉載請聯繫授權：teaching.chinese@outlook.com
本群和公眾號常年法律顧問：
田明（中國 北京天悅專利代理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