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的一系列代表作如《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話》、《鼠疫》、《正義者》，全面涉及人的生存狀態、存在意識與存在方式，是關於人之存在荒誕性的哲理。
加繆的一系列代表作如《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話》、《鼠疫》、《正義者》，全面涉及人的生存狀態、存在意識與存在方式，是關於人之存在荒誕性的哲理。《正義者》之後，他又寫了一部專題理論著作《反抗者》來全面闡釋他關於反抗問題的理論體系。
加繆首先是一個大寫的人，而後他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理解了作為人的他，也就理解了作為思想者、作為作家的他。他幾乎完全像我們熟知的高爾基那樣，是來自社會的底層，在殖民地阿爾及爾的貧民窟長大，不同的是，他接受了完整而良好的中學和大學教育，成為了一個具有高度文化水平與精神境界的現代知識分子。清貧的生活狀況，使他受到了多方面的歷練，生存的壓力使他必須在現實生活中跋涉前行，而現代精神文化的思維與見識，則引導他奔向明確高遠的境界，滲透著磨練苦汁的精神層次與心智境界也就具有了一種貼近大地的實實在在，這就形成了一個務實求真、充滿活力的智者。加繆既是博古通今的現代文化大家，又絕非一個在書本中討生活的書齋學者，絕非一個靠邏輯與推理建立起自己理論體系的理論家，他的理論形態充盈著生活的汁液，如果他不是從實際生活與書本知識兩個方面汲取了營養，他怎麼能寫出既有深遠的精神境界、又充滿了對人類命運與現實生活的蒼涼感的作品與論著？這是加繆使中國讀者容易有親切感的一個重要方面。
作為「無產者」的基本生存狀況在加繆身上導致的一個主要印記，就是他的左傾以及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這種關係幾乎可以說是天然的、必定的。事實上他曾經是共產黨內一個非常積極並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動家。後來，他又積極參加了反法西斯鬥爭與反殖民主義鬥爭，在二戰中，他更是地下抵抗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從事過不少秘密工作，特別是情報工作與地下報紙《戰鬥報》的籌備工作與領導工作，由於在鬥爭中的突出貢獻，他於1945年被授予抵抗運動勳章。
應該看到，加繆的世界觀與行為，並非純理性與意識形態的結果，而是自己在悲慘世界中學會的結果，他對這個世界截然不同於理論與概念的現實複雜性有充分的理解，而且，他是在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這樣一個特定的環境中生活與成長起來的，這裡不同種族、不同利益的矛盾與衝突，特別是他精神上對法蘭西與對阿爾及利亞的二元歸向的矛盾體驗與痛苦思索，更使他學會了任何理論學說都無法給予的東西。於是，在共產黨學說、社會主義思潮風起雲湧的20世紀，他成為了一個杜絕了抽象精神、狂熱理論、偏激學說、狹隘黨派利益的真正左傾思想家，一個從實際出發、保持了精神獨立與自由人格的思想家、一個不跟任何學說主義、路線政策隨波逐流，不附著於任何實體陣營的自由的左傾思想家。他的這個方面是應該為中國讀者所容易理解的，也許是要以較大的包容度去理解的。
作為一個獲最高成就獎(註：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家，加繆使人感到驚奇的是，他完全從事文學創作的歲月並不長，他英年早逝，在有生之年又長期、大量地從事了政治社會實踐活動，且健康情況並不理想，從他開始寫作的1935年到逝世，正如馬爾羅（註：法國小說家、評論家）所說，不過二十多年，但他達到了世界文學成就的頂峰，這個不長的攀登軌跡應該說是相當輝煌的。眾所周知，他並非出自詩書之家，他也沒有從小就吟哦詩韻、擺弄格律的經驗，相反，他完全是從一個在文化上、精神上赤貧的底層之家出來的，他是文化狀態從零突破的「第一個人」。他靠什麼攀登到了世界文學成就的高峰？我曾在拙著《從選擇到反抗》中把加繆概括為法國20世紀文學史上的一道「巨型的靈光」，要發射出強度的靈光，首先自己就必須是思想的、精神的火炬，而這正是加繆作為文學家首要的資質與品格。他巨大的、無窮的精神力量，就來自他根植於人類歷史上最強大、最久遠的精神傳統人道主義，特別是繼承了法國17世紀大思想家巴斯喀關於人類生存與命運的哲理，把它加以發揚光大、豐富深化，特別難得的是，不僅使之具有了完整深邃的理論形態，而且還表現在、充盈在生動豐滿的文學形象中，凝現為一部又一部傳世不朽的文學傑作。這完整的理論形態，不妨直白簡單稱為關於人之存在荒誕性的哲理，它全面涉及人的生存狀態、存在意識與存在方式，而這一系列文學代表作就是《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話》、《鼠疫》、《正義者》與《反抗者》。它們無一不是充分、完整、有力地展現了加繆哲理的類母題。
在《局外人》中，一個並不複雜的過失殺人案在司法機器的運轉中，卻被加工成為一個「喪失了全部人性」的「預謀殺人案」，被拔高到與全社會全民為敵的「罪不可赦」的程度，必須以全民族的名義處以極刑。主人公是死於意識形態、世俗觀念的肆虐，死於把當事人完全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使之淪為「局外人」的現代司法的陰險性，他之所以被妖魔化而遭極刑正是由於他一系列再平常不過的生活細節被觀念、習俗的體系特別挑選出來，並被精心編織成一個十惡不赦的犯罪神話。主人公默爾索不僅是司法荒誕的承受者與認知者，而且，也感受了人類生存狀況的尷尬與無奈。面對所有這一切，他自然也就剝去了人生生死死問題上一切浪漫的、感傷的、悲喜的、誇張的感情飾物，而有一種清醒的徹悟意識，即使面對自己的命運，也保持了最冷靜甚至看起來冷漠而無動於衷的情態，似乎是在冷眼旁觀自己命運的一個局外人。小說以深邃的有力度的現代哲理內涵與精練凝聚、富有感染力的古典風格，從問世之初就贏得了全球的讀者，成為了20世紀世界文學中的經典名著。
寓言劇《卡利古拉》是加繆戲劇創作中最為成功的作品，它雖然帶有很強的思辨性，但對人類存在這個課題的觸及不僅沒有弱化，反倒更有強度。加繆讓卡利古拉明白地宣示了巴斯喀哲理，體現了面對生存荒誕與世界荒誕的清醒認識與徹悟意識，明確認定「這個世界在目前的狀態下是讓人無法容忍的」，為此，就有必要促使世人對所有這一切，先要認清與看透。這個劇本寫作於上個世紀30年代末，出版於1940年代上半期，無疑是針對當時的史達林主義的破壞與德國法西斯的暴虐橫行，帶有鮮明的反專制、反暴政的傾向。
在加繆整個文學創作中，作為精神核心與思想基礎的，是他著名的論著《西西弗神話》。這部論著從荒誕感的萌生到荒誕概念的界定出發，進而論述面對荒誕的態度與化解荒誕的方式並延伸到文學創作與荒誕的關係，這一系列論述構成了20世紀西方文學中最具有規模、最具有體系的荒誕哲理。在加繆看來，人類對理性、對和諧、對永恆的嚮往與渴求跟自然生存的有限性、跟社會生活的局限性之間的斷裂，人類的作為、人類的奮鬥跟徒勞無功這一後果之間的斷裂，就是荒誕，這幾乎就是他全部文學創作的思想基礎。
既然荒誕是一種必然，因此就有一個採取什麼態度、如何面對荒誕的問題。加繆從荒誕哲理的高度把人的態度概括為三種，並明確否定了前兩種即生理上的自殺與哲學上的自殺，實際是對逃避人生的行為與精神上的自我麻醉以及一切有神論、宗教世界觀神秘哲學進行了徹底的清算。他所主張的是第三種態度，即堅持奮鬥、努力抗爭。他把這種奮鬥抗爭的人生態度，概括濃縮為西西弗推石上山的神話。西西弗得罪了眾神，被判處承當推石上山的苦役，巨石由於本身的慣性總要滾下山來，於是，西西弗又得把石塊再推上山去，如此反覆，永無止境。然而，西西弗卻不斷推石上山，周而復始，堅持不懈，永不停頓。加繆把希臘神話故事加以借用，以它構成了他的名著《西西弗神話》中的中心形象與最重要的一章，作為整個人類生存荒誕性的縮影，但同時又作為人類與荒誕命運抗爭精神的突現。人在荒誕境況中的自我堅持、永不退縮的勇氣、不畏艱難的奮鬥，特別是在絕望條件下的樂觀精神與幸福感、滿足感，所有這些都昂揚在《西西弗神話》的精神裡。我們與其說《西西弗神話》是20世紀對人類狀況的一幅悲劇性的自我描繪，不如說是20世紀一曲勝利的現代人道主義高歌，它構成了一種既悲愴又崇高的格調，在人類文化領域裡，也許只有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在品位上可以與之比美。
在《西西弗神話》之後，加繆又更進一步上升到新的高度，把他的荒誕哲理與人類20世紀重大的正義鬥爭使命結合起來，創作出《鼠疫》與《正義者》，把人類存在這一個重要的課題闡述得更為完整深刻、更為充分酣暢、更為鮮活生動，以至他作為一個哲人作家，在同一個思想領域裡，其影響大有超過一代宗師馬爾羅與薩特之勢。
真正引發加繆創作《鼠疫》的是1939年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德國法西斯勢力在全歐逞兇肆虐的嚴酷歷史現實，小說與時代歷史的貼切程度猶如影之隨形，不論是在歷史的真實上還是在歷史的走向上都是如此。鼠疫狂襲、人群大批死亡的阿赫蘭城，正是納粹陰影下的歐洲的真實寫照，阿赫蘭城裡的人們在面臨毀滅的危機中奮起與鼠疫作鬥爭、團結一致、齊心協力的篇章，則是1940年代國際民主陣營與法國抵抗力量全力抗擊法西斯奴役的生動反映，最後阿赫蘭城的人們戰勝了鼠疫則昭示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因此，完全有理由說，《鼠疫》一書是人類20世紀一次命運攸關的歷史鬥爭的縮影，是一個時代人性力量戰勝邪惡勢力的史詩，在這部小說裡，關於人應該如何面對荒誕的哲理，顯然比加繆以往任何一部作品表現得更為明確清晰、有力度。
反抗荒誕、反抗惡的主題，在稍後的劇作《正義者》又有了延伸與發展。劇本取材於1905年的俄國革命，帶有十分具體的歷史確定性，在這裡，荒誕就是黑暗的沙皇統治，就是充滿了奴役、追捕與殘殺的暴政，人物對荒誕的反抗鬥爭也是具體而明確的，那就是通過暴力反抗，推翻專制制度，解放俄羅斯。劇本表現的重點並非暴力反抗的故事，而是反抗者的精神境界與人格力量，特別是將革命行動與人道關懷結合在一起的理想。這種新人形象在法國20世紀文學中顯然是不可多得的，他們肯定會大大縮小加繆與中國社會主義的思想距離。
在反抗的主題上，加繆繼《鼠疫》與《正義者》之後，又寫了一部專題理論著作來全面闡釋他關於反抗問題的理論體系。既然存在著荒誕，就應該有面對荒誕的反抗，加繆在《反抗者》中，明確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我反抗故我在」，把反抗視為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標誌與條件。在加繆看來，反抗者應該是突破了個人存在，超越了自我，擺脫了一己私利，遵循在一定社會範圍裡為人群所認同的價值觀，具有巨大的活力並在反抗過程中有助於人群，總之，反抗是有理性的、有價值標準與社會效益、有意義的社會行為，而反抗者則是大寫的人、理想的人。
（作者系翻譯家，本文是2010年為紀念加繆逝世50周年而寫，此次發表略有修訂。）
錄入編輯：王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