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阿貝爾·加繆（ Albert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
「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要展示即使是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裡，也能夠產生豐富的行為方式，獨自處於宇宙中的人仍然能夠創造他自己的價值。我認為這就是，這個時代擺在我們面前的唯一問題。」阿貝爾·加繆在二戰後提出的這個問題，仍然擺在我們這個時代面前。
1913年的今天，加繆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從小就在貧民區裡嘗盡了生活的艱辛。年少時，加繆曾患肺結核，痛苦不堪。病痛的縈繞以及二戰、冷戰的影響，讓加繆對死亡和生存有著更為獨特的思考和把握，在《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話》等作品中，他的思考聚集在這些主題上：自殺、苦難、荒謬......
陽光和苦難一直是加繆書寫的兩大主題，它們包括了「生存」和「死亡」在內的各種命題。在散文集《反與正》中，年輕的加繆寫下了各種人物生而在世的孤獨，以及對死亡的恐懼。無論是寧願成為他人的負擔也不願離去的老婦人、還是沒人傾聽自己叨嘮的老頭，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都只想著逃避，以博取更多的生活的光與熱。如果說《反與正》的底色是沉重陰鬱的「黑」，那《婚禮集》則充滿著溫馨愉悅的「白」。神靈的居住地「提帕薩」那燦爛的陽光與湛藍的海洋、阿爾及爾夏天的幸福光景，都暗示著那時以「陽光與海濤之子」自居的加繆內心的寧靜與和諧。
1938年，加繆開始醞釀「荒謬」系列作品。無論是這系列的第一部《卡裡古拉》、還是成名作《局外人》，以及《西西弗的神話》，加繆都在其中闡述了他的「荒誕」哲學思想。認識到人們麻木不仁的生活，從而決心做「荒謬」真理的傳播者的卡裡古拉表面上是個暴君，實際上，他想用暴行讓人們擺脫虛無，在真實中生活；默爾索看來極其冷漠，沒有血性，但他卻有著十分簡單而真誠的靈魂。
那麼，什麼是「荒謬」？它是對於人類被拋到這個世界上的處境和命運的清醒洞察。就像被罰永遠一遍又一遍地推著巨石上山的西西弗一樣，我們的日常生活，「有時，諸種背景崩潰了。起床，乘電車，在辦公室或工廠工作四小時，午飯，又乘電車，四小時工作，吃飯，睡覺；星期一、二、三、四、五、六，總是一個節奏，在絕大部分時間裡很容易沿循這條道路。一旦某一天，『為什麼』的問題被提出來，一切就從這帶點驚奇味道的厭倦開始了......在某一段時間內，這也就足以概括認識荒謬的起源。一切都起源於這平淡的『煩』。」
這樣一個「荒謬」的世界是可怕的，我們該如何面對？西西弗——加繆式的英雄——沒有選擇在肉體上消滅自己，也沒有在精神上逃避現實，他努力抗爭，「藐視神明，仇恨死亡，對生活充滿激情」，「他完全清楚自己所處的悲慘境地：在他下山時，他想到的正是這悲慘的境地。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識同時也就造成了他的勝利。不存在不通過蔑視而自我超越的命運」，「他爬上山頂所要進行的鬥爭本身就是足以使一個人心裡感到充實。應該認為，西西弗是幸福的」。
因為反抗，這個被永久性流放的人，徒勞而無休止地重複著這毫無意義的苦役，但卻是幸福的——正如同臨刑前的默裡索所感受到的，這個結論令人震撼。
荒謬不僅不會導致虛無主義，相反，能夠承認荒謬的人，在道德上會更加誠實。在他的後期著作《鼠疫》中，加繆從荒誕的絕境之上發展出一種誠實的、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義，他借醫生之口說，「我決定拒絕接受促人死亡的，或認為殺人有理的一切，不論它是直接的或間接的，不論它有理無理。 無疑，從塔魯與鼠疫抗爭的事實看來，鼠疫無疑就是毫無理由促人死亡的東西。」加繆自己也在生活中踐行了這一點。
「我在上高中時第一次讀到加繆。在我遍遊歐洲之時，我把他放在我的行囊裡。我帶著他開始（並結束）每一段戀愛，我也帶著他進入（並走出）人生中的困難時期。」在關於加謬的最新傳記《阿爾貝·加繆：一個生命的要素》中，作者羅伯特•澤拉塔斯基說出了他與加謬的第一次「接觸」。從這之後的三十年裡，羅伯特一直更新著他對加謬的認識，並在這本書的寫作之際，坦言自己現在對他的看法與三十年前很少有相似之處。這背後的原因更為複雜、也更有批判性。
與按時間順序講述人物生平的方式不同，羅伯特選擇了加繆生前的4個大事件來追溯他的思想與經歷，聚焦作為一位作家、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以及作為一個人的加繆的印跡。羅伯特寫這本書不是為了還原歷史真相，也不是從「為加繆寫本更好的傳記」出發，而是為了提醒人們重新認識加繆的意義，並思考加繆何以能代表一個時代的聲音，又何以對今天的我們仍然重要。
（摘選自羅伯特•澤拉塔斯基《阿爾貝·加繆：一個生命的要素》）
「人是懷著幾個熟悉的觀念活著的。兩到三個，」加繆曾經寫道，「我們根據社會和碰巧遇到的人，來修正並改造它們。一個人通常要花十年才會形成真正屬於自己的思想——一種我們能夠談論的思想。」
根據同樣的理由，很久以來，這個世界對於《局外人》《西西弗神話》《鼠疫》和《反叛者》的作者也懷有幾個熟悉的觀念。有一種觀念認為，加繆是探究了有關自由和正義概念的人，他反思了這兩種概念變為絕對訴求的危險性，努力調和它們相互衝突的特性。另有一種觀念認為，加繆書寫了被祖國——對於他是法屬阿爾及利亞——和被一個失去了上帝的世界所放逐的本質。還有一種觀念認為，加繆表達了沉默的全部譜系：孩童天真無邪的沉默，政治犯或者被剝奪公民權的本國人的沉默，悲劇衝突的沉默，以及一個宇宙的沉默——它對於我們對意義的需要漠不關心。
當我們關注他人時，我們傾向於聆聽，而不是對話。因此，「關注」這枚硬幣的另一面就是「沉默」。加繆的藝術造詣和道德，部分地由這種「沉默」表達出來。有些沉默，如同阿爾及利亞單調的景色中海市蜃樓閃耀的微光，還有他筆下眾多人物在直面世界時，沉浸其中的那種沉默。另有一種沉默，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法屬阿爾及利亞突陷戰火時，加繆陷入的沉默。加繆在阿爾及利亞出生，接受的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價值觀。在敵對且終究難以調和的法帝國主義與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的訴求之間，加繆忍受著分裂之苦。最後，在1957年，他宣布他將永遠不在公開場合談論這場戰爭——除了兩次例外，他遵守著這個誓言直到三年後去世。
自那以後，諸般喧擾就不可避免地旋繞著這種沉默。對於在加繆最後的幾年間，縈繞著他的一種不同尋常的沉默，情況同樣如此。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加繆感到窒息和空虛；他擔心自己已陷入沉默，因為作為一名藝術家，他已無話可說。 加繆的哲學論文集《反叛者》（The Rebel）在他和薩特之間引發了激烈的公開爭論，最終不僅終結了兩人之間的友誼，也加劇了加繆本人對自己作品的疑惑。正如他對一位朋友所說：「我感到自己就像被一團紙吸乾了的墨水。」他後來出版的小說《墮落》(The Fall)減輕了這種疑惑，但僅僅是暫時的。
當加繆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一些評論家認為，對於這項獎項來說，他有些太年輕了（他剛年滿44歲）。然而對於另一些人，加繆又太老了，而且事業也已經到頭了。他們總結說，諾貝爾獎證明，加繆只是一個文學遺產，他已經無話可說。加繆本人也有這些疑惑：在短篇小說《喬那斯或工作中的藝術家》（Jonas，or the Artist at Work）中，加繆描寫了一位藝術家，他的生命漸漸流失了創造力，最後淪落到只能眼睜睜地盯著一張空白的畫布。儘管這篇小說幾年前就已經完成，卻直到1957年才在他的短篇小說集《放逐和王國》(Exile and the Kingdom)中發表，它清晰地說明了加繆所處的困境。
加繆在其藝術作品和政治生活中對沉默的強調，反映了他決意替那些出於不同原因而被迫沉默的人代言。他在諾貝爾獲獎演說中宣稱，藝術的崇高之處根植於「對於我們明知之事決不說謊，以及對壓迫進行抵抗」。加繆描述了法屬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的困境，譴責大多數法國公民對此置若罔聞。戰後不久，他同樣猛烈地攻擊法國對阿爾及利亞實施的折磨。讓他震驚的是，不久前尚處於德國人壓迫下的法國人，如今竟已變成阿拉伯人的壓迫者。接下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頭幾個月，他又固執地同法國政府的審查官進行了鬥爭，堅持不懈地批判那種「認為一個民族要振奮精神，必須以失去自由為代價的詭辯論點」。這種論調，以及加繆對法蘭西共和國在宣戰後取締共產黨的譴責——「法律關乎所有人」，決不能區別對待——不但適用於加繆時代的危機，也同樣適用於我們在當今時代所面臨的危機。加繆的呼籲所具有的緊迫性仍然要求我們對此關注，而他的洞察力仍是我們的榜樣。
一些評論家正確地觀察到，加繆固執的人道主義在今天顯得尤為突出。然而，如果我們不夠仔細，我們就可能忽略，他的立場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都如此非同尋常。這並非說加繆是一位聖人——相反，他的同僚、朋友和家人都證明他身上有很多缺點。回顧他和薩特的爭論，薩特在《現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上對這位曾經的友人的攻擊令我們感到害怕，而加繆那些被薩特正確指出的智識與個性上的缺陷則令我們感到不安，這兩種情緒撕扯著我們。矛盾的是，加繆的一些德行也模糊了他的重要性。他與極權主義的鬥爭在當時是大膽之舉，自此之後卻成為了正統。他對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即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LN）的厭惡，被後來的歷史證明不無道理——阿爾及利亞成了一黨專制的國家。他欲為道德奠定一個基礎的努力，曾經被他的一些同代人視為異類，但從那之後，許多思想家也加入了進來。現如今，有誰會對加繆為直接、真誠的對話之必要性作出的辯護提出質疑？某種程度上，這個世界——或者說，至少那些傾其一生分析這個世界的人——已經趕上了加繆的腳步。
然而問題在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對這種地位頗感滿足：我們的道德準則和我們的人道主義似乎都是很容易習得的，而非通過努力爭得的。如果加繆仍然在世，當他面對那些聲稱是受他啟發的新自由主義者，或者新保守主義者時，他是否會感到坦然？我對此是有疑問的。相反，他仍會是一個流亡者，一個局外人——一位道德主義者，如同託尼·朱特評論說，是一位天生就與自己、與自己的世界合不來的人。在某種程度上，這來源於加繆對生命基本性質的洞察。他的作品涉及神秘——不管是好是壞，他稱之為「荒謬」——人類處境的神秘，以及這種神秘對意義的抵抗。導致這種荒謬的，是人類與世界的對抗，而非世界本身固有的某種東西。「荒謬，」加繆在《西西弗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中寫道，「既取決於人，也取決於世界。」在這種時刻，我們涉入了自認為很熟悉的一片海洋，卻突然被一種形上學的激流所擊倒。
加繆強調說，荒謬不會導致一種虛無主義的人生。相反，要獲得承認荒謬的能力，需要在道德上作出努力。「我所能做的一切，」他在「二戰」之後不久說，「就是要展示即使是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裡，也能夠產生豐富的行為方式，獨自處於宇宙中的人仍然能夠創造他自己的價值。我認為這就是，這個時代擺在我們面前的唯一問題。」
如今這仍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問題之一。加繆的作品已成為受困擾者的指引——那是一種讓加繆感到不安的身份。「我並不為任何人說話，」他強調說，「我替自己說話就已經夠難了。我不知道，或者只是朦朧地知道我前進的方向。」這裡雖然有過分自謙的因素，但其中仍有一份深切的真誠。加繆成為人生節奏極快的一代人的發聲者：194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說《局外人》（The Stranger）。戰爭時期，他又以抵抗運動和存在主義的代言人身份出現。大約十年後，1957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獎。之後，1960年1月4日，他死於一場車禍，當時他駕駛的汽車在法國南部偏離了道路，撞在了一棵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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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遇難時，在他隨身攜帶的一個文件夾中，裝著一份近150頁的手稿。那就是《第一個人》的文稿，是他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不久傾力創作的一部小說。在這部未完成小說的開端，主人公雅克·高麥利，和加繆一樣，一個中年法屬阿爾及利亞人——造訪了聖布裡厄布來頓鎮的一片軍人公墓。在守墓人的指引下，高麥利找到了他此行的原因：一塊刻著「亨利·高麥利，1885—1914」字樣的普通墓碑。當他的父親死於馬恩河戰役時，雅克·高麥利才一歲大。當他凝視著墓碑時，高麥利「不由自主地計算了一下：二十九歲。一個念頭擊中了他，撼動了他的存在本身。他今年四十歲。這塊墓板下埋葬的父親比他現在還要年輕」。
這一刻，高麥利和加繆都開始尋找他們的過去。儘管《第一個人》是加繆最為個人化的作品，但在這一點上它卻不是獨一無二的。縱觀他作為一名作家的短暫一生，加繆的自我和他的藝術密不可分：在他尖銳而入木三分的言辭背後，悸動著強有力的記憶、經驗、關注和激情。他的密友之一讓發現，加繆在其第一本散文集《若有若無之間》中太過頻繁地用到第一人稱代詞「我」——加繆接受了這一溫和的批評：他承認，作家「必須處於幕後」。1958年，在他為這本文集的新版所寫的序言裡，加繆強調了這些文章的個人特質：「這本小書作為證言擁有巨大的價值。」就此而言，他最後的作品《第一個人》也同樣如此。就像其他人寫回憶錄那樣，加繆通過寫這本書，將他的過去澆鑄成了有意義的形狀。
加繆曾經承認他「從來沒有」從他艱辛而困厄的童年中「恢復過來」。加繆一家住在阿爾及爾的貝爾庫社區的一間公寓樓裡，有三個小房間和一個廚房。沒有管道系統，沒有電，樓內只有一個三戶人家共用的衛生間。他同祖母、母親、哥哥和舅爺一起住在這裡，度過了從嬰兒到高中的整個時期。至於父親呂西安·加繆，他和亨利·高麥利一樣，死於1914年的馬恩河之役。他的遺孀唯一保留下來的只有一張照片，以及一塊奪去他生命的彈片。加繆和哥哥呂西安擠在一張床上，這張床和母親的床塞在同一間屋子裡。屋子唯一的窗戶朝著內院。祖母有自己的一間屋，而她的兄弟、加繆的舅爺艾蒂安睡的房間同時也用作餐廳。在懸吊式油燈昏沉的黃光下，是一張孤零零的桌子。全家人在上面吃飯，孩子們在上面寫作業，艾蒂安則在上面擦拭他的獵槍，並替他的狗「鑽石」捉跳蚤。這一切都處在祖母惡狠狠的注視之下。
大海賜予加繆及其友人的，正如哈德遜河賜予紐約年輕人的一樣：使他們得以躲避城市夏日灼人的熱浪。戰後訪問紐約期間，心臆難平的加繆看著濱河大道上的車輛，又想起那片大海：「川流不息的車輛發出沉悶而渺遠的聲響，和波濤的聲音一模一樣。」如果某部作品中沒有滲透加繆對地中海恆久的愛，那倒是非常罕見的。他創造的文學人物，從《局外人》中的默爾索到《鼠疫》中的裡厄，把大海當作遠離社會喧譁與騷動的暫避之地。當然，加繆也是如此：只有當他在水中暢遊，坐在地中海的沙灘上時，才會與這個世界融為一體。在太陽底下，他「不用戴面具」。 地中海既是一個物理意義上的地區，也是一塊哲學領地。加繆把地中海升格為一種象徵，它代表著人類價值與思想的遠古世界，世俗，且與大地不可分割；加繆樹立起這個世界，是為了反抗那些不斷擴張、了無生氣的意識形態，它們讓他想起歐洲灰色的都市景觀。
事實上，加繆發現了兩個世界：一個是物質貧困的世界，依附于貝爾庫那稀缺而破敗的家產之上；另一個是精神富足的世界，存在於遠處激蕩的波浪裡和掠過他頭頂的那布滿群星的天空中。他感到他的工作和生活充滿了張力：匱乏與完滿、社會與自然的疆域之間的張力。他清楚地認識到，他橫跨著這兩個領域。夜晚，年輕的加繆會從朝向大街的公寓窗口向外凝視：儘管縈繞著他的，是身後「發臭的走廊」難聞的氣味，以及對身下開裂的座椅的觸覺，但在同時，「他抬起眼，沉醉在這純淨的夜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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