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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rren Haber, Psy.D., M.F.T.
翻譯：鄒柳
本文刊載於2019年IAPSP會刊
親密的陌生人：阿爾貝·加繆與精神分析中的荒謬(I)
親密的陌生人：阿爾貝•加繆與精神分析中的荒謬（II）
（……接上文）
當然，精神分析領域存在著優良的反叛傳統，這讓新理論、新觀點、新機構得以建立。和主體間系統理論家們一樣，加繆強調從專制的思想體系中解放出來；在《西西弗斯》中，他對有限性的模糊的陰影進行了基於人性的反抗，為了找到一個人獨特的自我表達，「克服（一個人的）幻覺，更接近赤裸裸的現實」。
西西弗斯不斷重複的命運就像我們自己疏離的退縮或者受挫的期望，可能帶來創傷性的「魔法鑰匙」portkey* (Rowling, as cited in Stolorow, 2007)或者感覺狀態。加繆說，儘管命運如此，西西弗斯依然保持著自由，去探索他的任務以及折磨和徒勞的意義。加繆(1942/1983)在這本書的最後說，「我們必須想像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以抵制喪失真實的可能性。
加繆自己的童年是在被法國佔領的阿爾及利亞度過的，他被要求要忠誠地保護他貧窮的、沒有受過教育的家庭，後來他才承認，他對於這個家庭深感羞恥。創傷性的有限很早就出現了，他的父親Lucien在一戰時去世，當時加繆還是個嬰兒。這種無法言說的喪失讓他的整個人生和事業都蒙上了陰影（再加上家庭的貧困，在一個由阿拉伯裔阿爾及利亞人組成的殖民世界裡，他們對法國人十分警惕），這從一開始就為他帶來了一種幾乎是根本的疏離感。這還不包括虐待他的祖母和那麻木、冷淡的母親。
和前面提到的主體間性理論家們一樣，加繆同調於生動的情感性的意義：「就像偉大的作品一樣，深刻的感情總是比他們有意識地說出來的更有意義」。個人化的世界的概念personalized worldhoods (Stolorow, Atwood, and Orange, 2002)和加繆(1942/1983)的觀察有相似之處：
偉大的情感有他們自己的世界…用他們的熱情點亮一個專屬的世界。這個世界充滿了抱負和自我中心。…特定的感受…更像是由荒謬引起的情感。
正是加繆描述的情感性荒謬幫助分析師表達出了各種空洞的臨床「關鍵時刻」，包括臨床中那些尷尬的時刻，和患者、甚至和自己的理論疏離的時刻——當督導師接地氣的指導也奇怪地變成了「各種自相矛盾和無稽之談」 (Camus, 1942/1983)的時候。或者換個說法，那些渴望或者發展的希望以一種意料之外卻又熟悉的方式受到威脅的時刻，就像兩個參與者或者其中一人被「魔法鑰匙」帶進了孤立無援的沮喪的永恆陷阱，出去遙遙無期。
對於分析師來說，這種不斷重複的體驗可能會威脅到分析關係，如同前述Tish的個案——可能嚴重影響到她的福祉，我自己的共情能力，新的臨床實踐等等（恐懼主要源自於我自己的前反思性創傷），我要以某種方式「讓她失望」。
Stolorow (2015)描述過一些時刻，荒謬或者對於我們作為普通人的脆弱性的驚人提醒會剝奪我們「對於日常世界的寧靜的幻覺」。（當）基本的…每天日常的防禦性目標…失敗時」。這是加繆所說的我們麻木的繭（或被束縛住的思想）無法運作的原因之一，即使我們無法不去尋找它們。和西西弗斯一樣，我們拒絕承認我們必然的命運。與此同時，任何超越有限性的「勝利」都是「我永遠不會獲得的勝利」(Camus, 1942/1983)。
但加繆依然保持著樂觀（略帶諷刺意味），強調持續的專注、生動的體驗而不是保護性的觀念或者意識形態。當然，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我們執著於這些概念，直到關係的荒謬向我們揭示了它們。事實上，這種存在性的錯誤可能會把我們綁在類似或者共同的渴望上：「在這個脆弱的宇宙中，人類或者僅屬於人類的一切都有生動的意義。…這些才是真正的財富，因為它們是短暫的。」
* Portkey：哈利波特系列小說中出現的一種可以將人迅速從一個空間轉換到另一個空間的魔法鑰匙。（譯者注）
和加繆一樣，Brandchaft(2010)也鼓勵對於來自古老系統的權威指令的共情的反叛，走向「冒險的」真實。他和加繆都用囚室prison cell來隱喻存在的禁錮。他們二人都注意到解放所需的艱苦努力，因為系統也在保護囚室——這本身就是一種荒謬，是分析過程中深度的挑戰。
此外，Brandchaft也承認一個人獨特的自我的神聖不可侵犯。Doctors(2017)在最近的一篇很有幫助的文章中指出，Brandchaft熱情地倡導分析師要為了患者獨特的自我反思過程和觀點而努力。這呼應了加繆的勸勉：為了自己獨特的真實性而奮鬥。
然而這裡依然隱藏著荒謬：加繆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來寫他自己早年的情感毀滅，因為他要保護一個讓他同時感到羞恥的家庭，這是不可能的古老的要求。同樣，分析師在渴望找到自己的臨床心聲的同時可能會發現已經陷入了移情聯結的困境（包括和理論或者督導的移情性聯結）。
臨床中的荒謬可能還包括對於被否認的創傷的令人驚訝的、不對等的挑釁，在這種情況下，患者發展性的疏離會不知不覺地與分析師看不見的適應accommodations相契合。當然，在這樣的時刻表現出來的可能只是患者簡單地拒絕配合我們衷心的治療計劃。
荒謬還存在於為患者提供不確定持續時間或者費用的分析性的解放，這常常會引發某些患者一直在竭力避免的對於依賴或者各種束縛的恐懼(Brandchaft, 1991)。這還不包括不可避免的分析性「失敗」，這些「失敗」會帶來再次創傷，讓分析師的手上沾滿Ferenczian (1932/1988)的鮮血，不知不覺地重複了「從前對患者長期施加的謀殺行為」。
我們開始意識到分析師自身共情性支持的重要性。加繆也強調同輩情誼和兄友情誼的價值，這不僅是因為他珍視的民主理想，還因為他長久地被隔絕，以及童年令人窒息的情感匱乏。
加繆十幾歲時染上了肺結核，在那個年代，這無異於被判了死刑。他活了下來，但斷送了想成為一名職業足球運動員的希望，他在足球方面很有天賦；這一喪失讓他抱憾終身(Lottman, 1997)。他的醫生常常讓他一個人在山裡呆很長一段時間。這可能是他熱愛足球和劇院所具有的群體活力的原因之一，他也通過政治上的激進主義和新聞工作來尋求這種活力。父親般的導師的支持對於他的創作過程也至關重要；畢竟，加繆(1942/1983)想要勾勒出空洞的輪廓，因為「荒謬的創造者……必須為空洞賦予色彩」。
這種空洞在二元情境中也會來到前臺，通過雙方參與者的希望不對等地破滅表現出來。當患者意識到與其「刪除」那危險的創傷性情感，他們必須與其隔絕，分析師實際上會把他們直接帶進野獸的巢穴（同時要收費！），他們可能會開始感到孤立甚至是幻滅。在這裡，我們感受到了不可通約的世界(Stolorow & Schwartz, 2002)，一種意義體系的衝突，對患者來說可怕的東西對分析師來說卻近乎神聖般的重要。每個參與者如何定義治療在一開始都是不相通的，荒謬仿佛就在那裡等著我們。
這可能會引發分析師的重複性焦慮，這些分析師受到Atwood(2015)所稱的「小心理治療師」the little psychotherapist情景的影響。小心理治療師是在早年就被徵募用以「支持和維持抑鬱或者有情緒困擾的父母」的兒童。Atwood引用了Alice Miller (1979)對「天才兒童」的描述，這是一種禁錮，包括「對於孩子的個性……的隔離，因為孩子不被允許成為他或她可能成為的人」 (Atwood, 2015)。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孩子的主體性在一個有害的系統中變得「有毒」的荒謬。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這成為了典型的關係性荒謬：一個負擔過重的孩子(Brandchaft, 2010)努力「管理」或者規範他人的主體性，甚至是整個系統，因為她自己的發展性自我被雪崩般的需求所淹沒了。當這種創傷的經歷在分析中「重複」（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聯結就會被破壞，因為參與者雙方或者其中一方都害怕或者恐懼會讓對方失望，暴露出「令人羞恥的」主體性缺陷。
事實上，加繆本人就是一個天才兒童，他對他那孤僻、沉默的母親的持久的適應可怕地應影響了他的一生，讓他經歷關係性的挫折和絕望。加繆在早年的日記中寫道「兒子對母親奇怪的感受構成了他的全部情感」，並補充道「注意到這一點的人自身會感覺到罪疚」(1963/2010)；這種罪疚感暗示了渴望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的危險——這是「拋棄」受傷的養育者。同時，加繆的傳記作者也描述了他會在整個漫長而沉悶的下午什麼也不做，只是注視著他那憂鬱地盯著街道看的母親(Lottman, 1997)。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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