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遊啟明，吉林大學行政學院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8年第3期；國政學人
摘要：大國間因權力增長不平衡而出現權力轉移是國際政治的常態。對這種現象進行思考，不僅有利於從理論層面釐清權力轉移現象的本質，也能為發展國家間關係提供啟示。國際政治中的權力轉移理論對該問題進行了持續、深入地探討。作為理論的開創者，奧根斯基在批判均勢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權力轉移理論的核心假設。隨後學者們從概念以及推論兩個層面進一步深化了權力轉移理論。作為一種持續性的理論努力，權力轉移理論對國家目標、大國間權力的動態關係和國際秩序的研究都呈現出進步性，但它也需要深化對權力轉移原因的探討，並改變權力轉移理論的「現狀偏見」「主導國偏見」和「能動型崛起國」缺位問題。中國學界可以批判地利用這一理論框架，提出實現「中國夢」的國際戰略。
關鍵詞：奧根斯基 權力轉移 主導國 崛起國 國際秩序
從１６４８年現代國際體系確立至今，３００多年的國際關係史顯示的是一幅大國權力此消彼長，不斷出現權力轉移的畫卷。在這幅多姿的畫卷中，很多國家有過權力輝煌時期，但這種權力的榮耀往往受時間所限。哈布斯堡帝國、法蘭西帝國、大英帝國、德意志帝國、中華帝國、蘇聯帝國曾經都是歷史上顯赫一時的國家。如今有的帝國已經衰落，譬如大英帝國；有的已經消失不見，比如蘇聯；而有的國家正重新崛起，比如中國。對大國間權力轉移現象進行思考，不僅有利於從理論層面釐清權力轉移現象的本質，也能為國家間關係發展提供啟示。本文將批判性地介紹國際政治中的權力轉移理論對大國間權力轉移的研究歷程。文章共分為四部分。首先，敘述權力轉移理論開創者———奧根斯基的核心觀點；接著將從概念測量和推論細化兩方面論述權力轉移理論的發展進程；第三部分將比較權力轉移理論與均勢論，指出前者的進步之處；第四部分將從權力轉移理論的核心概念出發，論證它的不足與值得進一步發展之處；最後將指出權力轉移理論對實現「中國夢」的指導作用。
奧根斯基（Ｏｒｇａｎｓｋｉ）在批判均勢論的基礎上，開創了權力轉移理論。均勢論主要有兩個核心假設。第一，大國間的互動發生在無政府狀態下；第二，大國能夠根據彼此相對權力的變動來改換立場，以維持權力均勢。奧根斯基批評這兩個假設把「國家設想成一個靜止的物體，它的權力不能從內部得到改變．而且國家出於權力的考量，不會和其他國家有永久的聯繫」。他認為，在國際政治中，大國不是生活在無政府狀態下，而是活動在由主導國創立的等級制國際秩序之中；而且大國間經常發生權力轉移，並影響國際秩序的運行。
（一）權力轉移的歷程
奧根斯基認為大國間的權力對比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是會不間斷地出現權力轉移，這種轉移是由國家處在不同的發展時期所致。他把「潛在大國」「轉移增長」和「權力成熟」歸為權力轉移的三個時期，並認為大國間經歷不同發展時期時，會發生相對權力的升降，從而產生權力轉移。在「潛在大國」時期，一國還處在前工業化階段，它的權力只是潛在的，並沒有發展出來。這時期的主要特徵是：大國在經濟、政治發展上的不發達。經濟上，還是以農業為主，城市化水平不高；而且國家政治發展水平也不高，統治權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治理效率低下。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啟動和加速，一國開始進入權力轉移的第二階段———「轉移增長」時期。在權力轉移的第二個階段，「整個國家的所有人都經歷著生活方式的變化」。這一時期的特徵為：經濟的工業化程度加深、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擴展、人均收入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由於權力的快速提升，國民變得日益自信，對國際事務也很敏感，因此民族主義是這個時期國家對外行為的主要表現。經歷 「轉移增長」時期之後，一國開始進入「權力成熟」時期。這一階段，雖然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等方面還會經歷變化，但總體已趨於穩定和成熟，不會再像第二時期那樣，發生爆炸式的增長。「權力成熟」時期的主要特點是：一國會相對其他正在經歷第二時期權力變遷的國家出現相對衰落，這主要由各國工業化速度不同所致。
（二）權力轉移的舞臺———等級制國際秩序
不同於均勢論把大國間互動背景設定為無政府狀態，並認為它們不會產生永久性聯繫，奧根斯基認為大國間會在國際等級秩序中發生持久聯繫。他認為，由於工業化時代的經濟、軍事和社會情況的改變，大國間的關係比前工業化時代變得更持久。經濟上，市場經濟的發展、自由貿易的加深，大國間形成了相互依賴關係，這導致它們因需要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而保持穩定的聯繫。軍事上，現代戰爭的致命性與昂貴性，使得大國軍事同盟的制度化水平不斷加強。它們需要標準化彼此的裝備系統、轉移武器以及建造和維護軍事基地，這一切會使同盟國的關係保持穩固。社會上，隨著大國內部政治參與範圍擴大、民主化程度加深，民眾對一國外交事務的影響越發顯著，這使各國的政策制定者因害怕高昂的 「觀眾成本」而不敢輕易改換在國際政治中的「陣營」。奧根斯基認為，大國間的這種持久聯繫發生在由主導國創建的等級秩序中。因為大國工業化速度不同，所以大國間權力增長也會各異，最終會出現一個在軍事、經濟和科技上具備全球一流權力，處於超群地位的主導國，而且該主導國會利用自身強大的權力，創建國際政治中的規範、規則和原則，形成一定的等級秩序。主導國之所以會組建國際秩序，不僅因為其在全球活動產生的廣泛利益，要求其創立一種能維護這些利益的國際秩序；還因為當主導國創立國際秩序後，它就成為秩序的「壟斷者」，這種「壟斷者」地位能為其提供不成比例的「壟斷租金」。當國際秩序建立後，由於不存在有足夠實力挑戰主導國的國家，此時的國際秩序處於穩定狀態。在該秩序下，國家間可以保持穩定的關係，它們行為也有章可循。
（三） 權力轉移的影響
奧根斯基認為，均勢不能帶來和平。相反，當大國間權力差距逐步縮小並趨於平等時，崛起國可能因不滿守成國獨自壟斷國際秩序的做法而尋求變革國際秩序，這會與守成國保持現狀的目標衝突，最終可能導致彼此關係和國際秩序不穩。然而，不穩定不等於戰爭。奧根斯基把權力的接近度＋崛起國對已有國際秩序的滿意程度（以下簡稱滿意度）視為決定權力轉移後果的核心變量。當崛起國的權力遠不如主導國時，國際秩序將保持穩定，因為崛起國沒有挑戰主導國及其所建秩序的能力；即使當崛起國的權力接近主導國時，但只要它對國際秩序感到滿意，國際秩序依然可以保持穩定；只有當崛起國不但在權力上接近主導國，而且它還不滿於現有國際秩序時，才會爆發大國間的戰爭並波及已有國際秩序。雖然強調了權力接近和滿意度兩個變量，但奧根斯基還指出了其他能夠影響崛起國和主導國關係的幹擾變量。首先，崛起國的潛力。當崛起國潛力太小以至於無法與主導國相比，或潛力很大能夠在相對權力上超越主導國很長距離時，兩國都可以實現權力和平轉移。其次，崛起國的發展速度。崛起國發展得越快，不穩定性就會越高。因為，雙方都沒時間應付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彼此角色重新調整的挑戰。再次，主導國的靈活性。在面對崛起國時，主導國越是能靈活調整自身的政策，越有助於穩定，反之也成立。最後，崛起國與主導國的關係。假如崛起國與主導國沒有歷史的敵意，兩國也依然可以保持權力轉移的穩定。
（四）觀點小結
可以把奧根斯基的核心觀點總結如下。第一，他把權力轉移理論聚焦於大國間的權力轉移及其影響，並認為權力的接近度以及崛起國的滿意度是影響權力轉移穩定與否的核心變量。第二，奧根斯基認為大國間的權力轉移主要由內部發展所致。第三，他認為國際政治中存在等級秩序，該秩序由一定時期內的主導國創建。
由於理論源於實踐，它只能從自身發展以前的時代抽象出對現實的理解，而不能精確指明事態將來發展的過程，因此理論具有時代性。雖然權力轉移理論主要研究工業革命時期的國際政治實踐，但隨著歷史的發展，該理論的有些論點也需要修改甚至拋棄。奧根斯基規劃出權力轉移理論的總體框架後，隨後的權力轉移論者或努力在經驗層面上驗證這些核心觀點，或聚焦於理論的細化。本部分將主要從概念測量和推論細化這兩個理論層面梳理權力轉移理論的發展歷程。
（一）概念的測量
正如上文所述，權力接近度和滿意度是權力轉移理論的兩個核心概念，因此細化和測量這兩個概念自然而然地成為權力轉移理論後續發展的重點。如何定義和測量權力是第一個理論難題。開始時，奧根斯基認為，大國權力由人口規模、政治組織的效率、經濟發展度、大國道德、資源和地理六部分組成。出於測量方便，最終他把大國權力主要縮減成前三個構成要素，並用國民生產總值（ＧＮＰ）代表大國經濟發展程度，但他並沒有給出政治組織的效率的測量方法。隨後，他與合作者決定，把ＧＮＰ作為大國經濟發展和政治效率的主要指標，這樣不但使ＧＮＰ作為大國權力的唯一構成要素，還成為其唯一的測量指標。最近，學界把大國戰爭能力指數作為大國權力的主要組成要素，把一個大國的軍事、人口以及經濟能力視為大國戰爭能力和大國權力的測量指標。然而有學者指出，大國戰爭能力雖然可以囊括大國權力構成要素，但它運用的算術測量方法會掩飾或誇大大國間的權力轉移。因此，為了精確地衡量大國間的權力轉移程度，應該用幾何式計算方法來測量大國的實際權力以及大國間的權力對比。儘管幾何式權力測量方法確實能夠精確、穩定地反映一個大國權力的實際狀況，但它把大國權力的組成部分集中在軍事、經濟和人口這些硬實力指標上，卻忽視了權力轉移論者一直強調的政治效率這一重要的軟實力指標。所以如何準確測量大國政治效率應成為未來的研究重點之一。
大國對國際秩序的滿意度是權力轉移論者關注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作為開創者，雖然奧根斯基強調了滿意度的重要性，但並沒有提出測量這一概念的方法。隨後，有學者把大國的軍事努力視為滿意度的一個指示器，並認為，當一國經歷權力增長的同時還伴隨著大量的軍事投入時，就表明它是國際秩序的不滿者。然而，這種測量指標存在缺陷。首先，大國軍事努力的提升並不是單方面行為，而是大國互動的產物。其次，根據權力轉移理論的推論，當大國間經歷權力轉移時，滿意國更傾向於加強軍事能力，因為這樣可以使自己的權力高於崛起國，從而使自身所創造的國際秩序保持穩定。有學者把大國的結盟目錄作為滿意度的指標。並認為，當一國與主導國的共同盟友的數量越多時，該國對國際秩序的滿意度就越高；相反當它們的共同盟友很少或沒有時，該國的滿意度就會很低。這種測量指標也存在不足。因為，盟友數量只是大國戰略能力的一種表現，並不是態度的表示；而且，有的國家是完全中立國，並沒有同盟，比如瑞士，但不能以此就斷定其是國際秩序不滿者。鑑於以上兩個測量指標的不足，有學者把一國參與國際組織的程度（包括政府間和非政府間）視為其滿意度的反映。因為，國際秩序主要表現為各種國際組織的集合，所以當一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數量越多時，就表明其對國際秩序很滿意，反之也成立。經驗數據顯示了該指標的準確性。德國是一戰和二戰的主要修正國。當時的數據也表明，在那兩個時期，相對其他大國，德國參與的國際組織的數量確實是最少的。雖然，參與國際組織的程度能夠很好地反映一國的滿意度，但也需要注意幾個問題。首先，這種測量方式可能先驗地假定國際組織是中立的，它不會拒絕任何想加入其中的大國，可是有些國際組織會主動否定有關大國加入的可能性。比如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之前，美國就一直拒絕中國重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其次，有些中立國，比如上述的瑞士，雖參加了很少的國際組織，但不能把其視為不滿者。因此在以後的發展中，對大國滿意度的測量還存在值得細化之處。
（二）推論的細化
奧根斯基提出權力轉移理論時把該理論的研究層次聚焦於全球層面的大國間權力轉移；並把大國內部的發展差異視作權力轉移的主要原因。隨後，他的後繼者們進一步研究了地區間權力轉移、聯盟的作用、權力轉移戰爭和權力轉移理論在新領域應用問題。
１．多元等級秩序說
萊姆克（Ｌｅｍｋｅ）發展出的多元等級模型把權力轉移理論的應用範圍延伸至地區間國家權力轉移。他認為，國際等級秩序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地區等級秩序，這些地區等級秩序內嵌在由大國所組成的全球等級秩序之中。在沒有大國的幹擾下，地區等級秩序的運行機制與全球等級秩序的運行機制相同。在該秩序下，不僅存在著地區主導國和其創建的地區秩序，還存在潛在的地區崛起國；地區的和平與戰爭也由地區主導國和潛在崛起國的權力接近度以及崛起國對地區秩序的滿意程度所決定。提出主要理論假設後，萊姆克利用中東、遠東、南美以及非洲地區的經驗數據，驗證了多元等級模型的論點的正確性，成功拓展了權力轉移理論的研究層次。
萊姆克放寬了奧根斯基的兩個核心假設。他不但把權力轉移理論對準發展中國家間的權力轉移，還把該理論的分析層次聚焦於地區層面。正如他所強調：
「多元等級模型提供了與權力轉移理論一樣的假定，但它不僅面向發達大國，還聚焦於發展中大國」。核心假設的放寬使萊姆克的模型不但囊括了權力轉移理論已有的成果，還使權力轉移理論涵蓋了更多的研究領域。因此，多元等級模型是權力轉移理論的成功發展。然而，因為領導國在全球範圍內都存有地緣利益，它會密切關注每個地區內國家間權力轉移的態勢對自身領導地位的影響。所以，在聚焦於地區層次的國家間權力轉移時，多元等級模型忽視了全球與地區兩個層面的國家間權力轉移的互動研究。
２．聯盟轉移理論說
奧根斯基把大國內部的發展差異當作權力轉移的根本原因，而貶低聯盟的
重要性。但金姆（Ｋｉｍ）認為，在分析權力轉移時，「不僅要考慮大國內部的權力，還需考慮其盟友的潛在支持」。為此，他在修正權力轉移理論假設的基礎上，提出了聯盟轉移理論。該理論的核心推論是：大國間權力轉移是內部發展差異和外在聯盟綜合作用的結果，這兩者再加上大國對國際秩序的滿意度是決定大國間權力轉移穩定與否的關鍵變量。因此，可以將聯盟轉移理論的因果關係表示如下：大國自身權力差異＋大國聯盟間權力差異＋大國國際秩序的滿意度→權力轉移的後果（戰爭或和平）。隨後，金姆利用經驗數據成功驗證了其理論的可靠性，並得出結論，「當潛在挑戰大國得到盟友的支持，開始趕上主導國的權力，並有強烈的願望改變已有國際秩序時，就很有可能爆發大國間戰爭」。
聯盟轉移理論是對權力轉移理論的成功拓展。首先，金姆把聯盟也看作大國間權力轉移的一個重要原因，放鬆了奧根斯基只把內部發展視為權力轉移原因的核心假設，這樣使權力轉移理論能夠解釋大國間聯盟與戰爭的關係。其次，聯盟轉移理論不僅關注工業時代的大國間權力轉移，還把其應用到前工業化時代和現當代的大國間政治研究中，使該理論超越了奧根斯基只把權力轉移理論限定在工業化時代的假定。
３．權力轉移戰爭問題
權力轉移理論者在接受國家間的權力轉移加上挑戰者的不滿會導致戰爭爆發這個核心論斷的基礎上，對可能的戰爭的發生時間、發起者以及具體的觸發機制進行了深入研究。
權力轉移論者對可能的戰爭的發生時間存在分歧。創建理論時，奧根斯基認為，當崛起國與主導國真正發生權力轉移之前，即崛起國的權力快接近主導國，但還沒超越主導國時，會發生大國戰爭。在隨後的經驗調查中，奧根斯基改變了原來的立場，認為當崛起國與主導國發生權力轉移之後才會爆發戰爭。因為，只有在這時，崛起國及其盟友的權力才超過了主導國，所以具備了戰爭勝利的可能性。可是，他把盟友作為決定戰爭時機的做法卻與先前把其排除在核心假設之外的做法相矛盾。因此，戰爭時機問題成為後續研究的一個爭論點。金姆認為，在權力轉移過程中，當崛起國的權力大致接近主導國時會爆發戰爭。
因為，此時主導國與崛起國的戰爭成本利益分析會導致雙方把戰爭作為解決彼此矛盾的一種合理機制。雖然金姆利用模型分析指出雙方權力接近時會爆發戰爭，但並沒有具體指出大體接近在數量上的表現。最後，有學者利用數據分析指出，當崛起國的權力佔到主導國權力的７０％及以上時就會爆發戰爭，因為這時崛起國有能力也有意願通過戰爭表達自身的不滿。a。因為，首先權力轉移理論主要想說明大國間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不確定性會給它們的關係帶來影響，它主要強調了權力轉移的動態性；其次，實踐中的國務活動家可能根本就沒有掌握學者們事後所總結的大國間權力對比的具體數據，如果在戰爭爆發的具體時間上過於糾纏，就會顯示理論對現實的藐視。所以，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理解權力轉移的動態過程中。
權力轉移論者都認為崛起國是可能的權力轉移戰爭的發起者。奧根斯基認為，因為主導國創建了符合自身利益的國際秩序，它不可能主動發起戰爭摧毀自身所建並符合自己利益的國際秩序，所以只有崛起國才會通過戰爭尋求改變現有國際秩序。儘管歷史上沒有發生過主導國主動攻擊崛起國的事件，比如１９世紀的英國沒有主動攻擊崛起中的德國和美國，２０世紀的美國也沒有攻擊過崛起中的蘇聯。但如果崛起國會理性地等待時機，以便在權力對比向自身傾斜時主動攻擊主導國，那麼，從邏輯上看，主導國也可以選擇當權力對比還有利於自身時發起預防性戰爭，主動攻擊崛起國。例如王國欣等人把決策科學中的前景理論帶入崛起國與守成國的互動研究中。他們認為，當守成國把它與崛起國之間的權力轉移框定為損失時，守成國會為了避免損失的進一步擴大而向崛起國發起預防性攻擊。而且，理論界也一直在關注國際政治中的預防性戰爭問題。如科普蘭的動態差異現實主義就認為，在一定條件下（國際格局的極性，戰爭的成本效益對比），當一國面臨相對衰落時，它會利用預防性戰爭來延緩甚至扭轉相對衰落的進程。因此，權力轉移論者不能忽視大國權力轉移過程中預防性戰爭的可能性，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崛起國與主導國的互動關係。
權力轉移論者也開始關注可能的權力轉移戰爭的具體發生機制問題。雖然，權力轉移論者都強調權力轉移戰爭來源於權力轉移（不管是大國間還是聯盟間）和對國際秩序的不滿，但這兩個變量只為權力轉移戰爭的發生提供了背景性條件，而沒有說明戰爭發生的具體機制。隨著戰爭理性模型的建立，權力轉移論者開始利用該模型解釋權力轉移戰爭的具體發生機制。戰爭理性模型認為，戰爭是各國無法通過談判解決爭端的替代選擇，戰爭雙方之所以無法成功地進行談判，是因為彼此都無法有效向對方保證會遵守可能達成的談判協議。這種承諾難題可能來自雙方信息的不充分、權力對比不明確、談判所涉及利益的不可分割或盟友的羈絆。權力轉移論者也認為，崛起國與主導國的權力轉移在本質上涉及雙方對彼此權力和影響的談判，而談判成功與否會影響兩國間關係的穩定。崛起國想從主導國那裡獲得讓步，以實現自身權力增長與影響提升的同步發展；而主導國想從崛起國那裡得到保證，不會對其進行無止境的敲詐甚至攻擊。有學者認為，如果崛起國能夠向主導國保證不濫用自身不斷增長的權力，或者不引發特定的權力轉移，比如開發特定的武器系統、接近某些重要戰略區域，就能有效實現和平的權力轉移。有學者進一步深化了此觀點並認為，在權力轉移過程中，崛起國的軍事決定及其透明度是影響大戰爆發的主要因素。當崛起國不進行大規模軍事建設（該學者沒有具體指出規模的測量方式）或者在透明度高的情況下進行建設，甚至在不透明情況下進行小規模建設時，主導國就不會感受到威脅，並能實現權力和平轉移；而當崛起國隱蔽地進行大規模軍事建設時，守成國的威脅感會提升，兩國爆發衝突的可能性會升高。
４．權力轉移理論在國內政治研究中的應用
冷戰結束後，出現了「戰爭與和平的新樣式」。一方面，傳統的大國間戰爭消失，出現了「大國無戰爭」現象；另一方面，一些國家內戰不斷，族群衝突此起彼伏。如何理解國家內戰或族群衝突的起因成為學者們的關注重點。國際政治研究中，「安全困境」模型是研究這兩個問題的主要框架。而隨著權力轉移理論在理論與實證檢驗上的精細化，研究者「延伸了權力轉移理論的邊界」，開始應用該理論來研究國家內戰和族群衝突。
班森（Ｂｅｎｓｏｎ）利用權力轉移模型研究了國家內戰。她認為，當一國政府與反政府集團的權力接近平等時———政府權力大小主要以其提取的財政稅收的數量來表示，該國爆發內戰的機率就會很高。伴隨班森的努力，學者們深化了利用權力轉移理論研究國內政治的努力。達菲（Ｄｕｆｆｙ）利用權力轉移理論研究了族群衝突。她利用該理論的論證邏輯分別驗證了族群間人口數量發生轉移以及數量增長的種族對現有秩序的不滿對族群衝突的影響。最終通過經驗數據檢驗，她發現，當族群間相對人口數量接近平等時，族群衝突的爆發機率很高。臺灣學者平思寧利用權力轉移理論研究了「資源詛咒」問題。他把一國自然資源收益（自然資源收入減去成本）佔一國ＧＤＰ的比重視作該國的自然資源租金，並利用自然資源租金作為代理變量，連通權力轉移理論的主要論點，以此解釋國家內戰。他認為，一國的自然資源租金越高，人民的不滿就越大，並且叛亂集團的權力就會越接近政府，最終該國就越容易爆發衝突。因此，「越仰賴自然資源的國家，越容易發生內部衝突」。
在差不多６０年的發展過程中，權力轉移理論充分展現了與實踐經驗的吻合性，證明了自身理論假設的合理性。該理論的這些進步主要來自對均勢理論的揚棄，因此分析兩種理論的異同是探討權力轉移理論進步表現的主要切入點。（一） 權力轉移理論與均勢論的相似處
因為兩種理論都屬於國際政治研究中的現實主義範式，所以它們共享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首先，兩種理論都認為國家特別是大國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為體。因為，國家在國際政治中擁有最豐富的行動資源，其他行為體需要通過影響國家才能實現自身的倡議。大國對國際政治又有不一般的影響力，它們互動的結果會塑造整個國際政治環境，影響其他國家和國際行為體的後續行為。其次，兩種理論都認為國家是理性行為體，它們在國際政治中會根據現實情況合理地行動。再次，兩種理論都認為國際環境充滿競爭，一國的權力有著重要作用。均勢論認為，處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需要權力保護或提升自己。雖然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家生活在一定的等級制之下，但它也同意權力對國家在等級制的國際秩序中的地位的影響。最後，兩種理論都強調國際政治中國家間特別是大國間權力分配的重要性。然而，均勢論看重權力均勢，而權力轉移理論卻強調權力的不平等分配。
（二） 權力轉移理論對均勢論的超越
權力轉移理論是在批判均勢理論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它取得的理論進步主要源於對均勢理論核心假設的修正，這些修正主要體現在對國際秩序、大國目標和大國間權力關係的不同假定上。
１．權力不等說超越均勢說
權力轉移理論注意到了大國間權力關係的不平等性。均勢論視大國間權力均勢為常態。摩根索就認為，權力只能通過權力來制衡，權力均衡則是「由無政府狀態下追逐權力的各國自動生成的」。華爾茲也認為，如果國際政治存在什麼理論的話，它就是均勢論。大國間均勢是無政府狀態下，大國為維護自身生存的自動產物。然而，權力轉移論認為，大國間的相對權力會由於內部發展的差異而產生不平衡增長。這種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僅導致一定時期內國際政治中會出現一個主導國，還使得大國間權力此消彼長，從而出現權力轉移。權力轉移理論的大國權力不平等說，不但指出了國際政治中大國間權力轉移的動態差異，它還為該理論的大國目標多元說奠定了理論基礎。
２．目標多元說超越單一說
權力轉移理論假設大國目標具有多元性。不管是人性均勢論，還是結構均勢論，兩者都認為大國目標是相同的。人性均勢論認為，統治欲是每個大國的根本特徵，國際政治的大國和小國都追求最大權力，希望能統治它國而不是被統治，這種欲望是「規律性」表現。 摩根索更直接表明，權力欲是人性使然，只要人性不發生變化，大國的權力欲也不會改變。 而結構均勢論認為，維護國家安全、保持自身的生存是大國的普遍目標。華爾茲認為，由於大國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追求其他目標，因此可以把保持安全設定為所有大國的目標。與此不同，權力轉移理論認為，那種把大國目標設成單一因素的研究有過分簡化的嫌疑。該理論認為，儘管每個大國都需要一定的權力以維持生存，但大國的目標並不是單一的，每個大國都可以追求權力、財富、文化福祉以及和平這四種基本國家目標。至於大國具體會追求哪些目標，則由它的國際地位、國內政治以及歷史經歷等多種因素決定。而且，大國也不必為了自身的權力和安全而犧牲它國的權力和安全，它們也能夠實現安全共享和經濟聯合。權力轉移理論的大國目標多元說使其可以進一步修正均勢論的無政府狀態，發展出自身的國際等級秩序論。
３．等級秩序說超越無政府秩序說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際政治是種等級狀態。均勢論認為，大國間秩序是種無政府狀態，這種無政府狀態的產生是大國間互動的系統效應，並不是有意為之。正如華爾茲所說：「結構產生於大國的共存。結構將對大國的行為形成制約，但沒有哪個大國想要參與對結構的塑造。與經濟市場相似，國際政治系統在本源上是個人主義的，它是自發形成，而非人為地有意創建」。 均勢理論還認為，國際政治的互動原則不同於國內政治。在國際無政府政治狀態下，國家之上沒有統一的政府權威協調彼此的關係，每個國家都需要自助；而且在此種秩序下，國家間關係平等、功能相似，只有權力大小不同。相反，國內政治是種等級秩序，國家權威性地實施治理規則，每個治理單位間的功能並不相同，關係也不一定平等。然而，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大國間關係是種等級秩序，這種秩序是大國有意為之。h在這種契約下，小國通過依附於大國來換取大國的幫助，這樣國家間就會出現「功能分化」，形成一種等級關係。最終，在大國與小國的有意互動下，就會形成一種關係不等、功能各異以及權力大小不同的國際等級秩序。而且，權力轉移論者還認為，國際秩序與國內秩序有相同的治理原則。兩種秩序下都會有某種權威實施治理規則。在國內，政府是規則的主要實施者；而在國際等級制下，主導國會實施由自己設立的行為規則。權力轉移論的國際等級秩序假設不僅使其能夠捕捉到國際政治的一些豐富現實，還使其能在等級秩序而不是無政府秩序下探討崛起國與主導國的關係，並得出一系列不同於均勢論的理論推論。
雖然權力轉移理論已慢慢發展成一項「科學研究項目」。不斷有新的學者投入到該理論的研究中，新的理論創新也不時出現。但該理論依然存有不足之處。目前，已有學者從其他理論範式對權力轉移理論進行了批判，以下將主要從權力轉移理論本身的假設出發，指出其存在的缺點及未來的發展方向。（一）對權力轉移的原因研究不充分理論初創時，權力轉移理論假定，源於國內政治、經濟以及人口發展速度的不同是大國間權力轉移的主要原因，但最終該理論只把權力轉移的原因化簡為大國間ＧＤＰ差異，卻忽視了政治的重要作用（當然，學界也應該討論人口因素的影響，此處主要分析政治的作用）。可是，作為一種「操作性權力」，不容忽視政治對一國權力的影響。首先，政治權力對大國權力具有乘積作用而不是簡單的相加作用。當一國的政治權力為零時，該國的權力將因無法使用而為零。其次，政治發展也對大國間權力轉移有重要影響。在國內，一個大國內部的動蕩會削弱它的權力進而反作用於大國間權力對比。蘇聯解體，不僅意味著這個曾經的超級大國不復存在，而且還導致兩極體系瓦解。在國際上，大國對外政策的成功與否也會影響自身的權力，從而影響大國間的權力對比。以中美關係為例。冷戰結束後，美國成功遏制住蘇聯的意識形態擴張，成為世界首強，國際體系也從兩極一變為單級。小布希時期，美國濫用自身權力，陷入兩場戰爭的泥潭，極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國力，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更是使美國元氣大傷。在此期間，中國對內積極改革，對外實行開放、自主、和平的外交戰略，經濟得到飛速發展，經濟實力有了巨大提升，經濟總量躍升到世界第二位。即使在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也保持了百分之八的經濟增速，「中國模式」成為世界熱議的話題。如今，中美之間的權力差距在逐步縮小。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間，中國的ＧＤＰ增長率平均為１１．２％，美國為０．９％；這期間中國ＧＤＰ總量佔美國的比重從１７．９％上升至４０．２％，兩國經濟差距在逐步縮小。中美間在經濟上之所以會出現權力轉移，與兩國對外政策不無關係。因此，在將來的發展中，權力轉移理論應該深入研究政治權力對大國間權力轉移的影響。
權力轉移理論也需要進一步拓展對經濟發展的研究。既然權力轉移理論把國內經濟發展速度的差異視為大國間權力轉移的原因，那就應該具體研究一國經濟發展的原因，從而在細節上更清晰地了解大國間權力轉移的過程。可是權力轉移理論並沒有研究過這些問題。鑑於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已經很成熟，因此可以借鑑它的理論成果來豐富權力轉移理論的研究。經濟學家對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重點，已經從單純地重視經濟發展要素過渡到強調製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上。不管是奧爾森所重視的「權力對繁榮」的影響，還是諾斯所看重的「開放型政治秩序」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或是阿西莫格魯等人新近所強調的「包容性政治、經濟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效用，他們都強調政治制度對經濟繁榮的作用，這對權力轉移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有重要啟示。第一，如果政治對經濟發展有如此重大作用，那就更不應該忽視政治因素而只重視經濟發展對大國間權力轉移的影響。第二，假如經濟發展有一種政治決定的傾向，那麼能否用政治權力去統合權力轉移理論所指出的大國權力構成三要素呢。目前，學界已有人研究一國政治能力對該國人口增長的影響，從而整合了權力組合中人口與政治兩種要素。第三，既然國內政治會影響一國經濟的發展，就可以設想，國際秩序也能夠影響大國經濟發展，並最終作用於大國間權力轉移。這又有利於對權力轉移理論的兩個核心自變量，權力轉移和對國際秩序的滿意度，進行交互研究，探討它倆的互動作用對權力轉移後果的影響。
（二）權力轉移理論的「現狀偏見」
權力轉移理論有一種「現狀偏見」，認為秩序建立後就有利於所有國際行為體，而任何對該秩序的不滿都反映出了抱怨者的野心。可是，存在不等於良好，國際秩序有時也會因運行不良而需要改革甚至重建。以如今的國際秩序為例，它是美國創建的一種「霸權自由主義」秩序，主要體現為美國所創建的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經濟、安全和政治國際制度。雖然，該秩序在一定時期內發揮了重要作用。如經濟上，世界在戰後經歷持久平等的繁榮；安全上，大國之間沒有爆發衝突進入「大國無戰爭」時代。 但是，在當代，要求改革該秩序的呼聲也很高。因為，它不但忽視了一些新興行為體的利益，也長期忽略了國際政治中的一些地區的發展，比如非洲；而且，在解決全球面臨的氣候變暖、經濟公平增長等挑戰時，該秩序的治理能力也捉襟見肘。正如有學者指出，美國世界秩序正走向 「終結」，需要用「多元協調」秩序替代。因此，權力轉移理論也需要動態地研究國際秩序，而不是一味地堅持，一旦建立後，國際秩序就永遠會運行良好不需要改革或重建的觀點。
（三）權力轉移理論的「主導國偏見」
權力轉移理論強調，一旦建立了國際秩序，主導國就會一直是該秩序的滿意者。這種觀點忽略了主導國修正國際秩序的可能性。其實，主導國也會修正國際秩序甚至從自身建立的國際秩序中退縮。因為，主導國依據自身的利益、理念創建了國際秩序，所以，當主導國的利益、理念發生變化，或者國際秩序獲得了自主性而獨立於主導國的控制時，主導國就會對已有國際秩序感到不滿，並試圖修正已有國際秩序。而且，當主導國由於內外等一系列原因而出現國力下降時，它也可能對控制國際秩序感到有心無力，從而從自身構建的國際秩序中退縮。還以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為例。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由於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國內經濟經受通脹的折磨，因此尼克森上臺後，他從美國利益出發，突然宣布廢除二戰後由美國主導創建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給世界帶來了「尼克森衝擊」。冷戰結束後，美國從自身的利益出發，隨意地修正已有國際秩序，積極在全球推行與自身價值觀相符合的民主政體、市場經濟。小布希時期，美國忽視國際秩序中的主權觀念，甚至提出「先發制人」的戰爭理念，成為最大的「修正主義」大國。川普上臺後，美國對自己建立的國際秩序更是表現出退縮態度。他不但對聯合國表示出不滿，認為其不利於美國的利益，而且也揚言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且還廢除了ＴＰＰ協議，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所有這些都表明，主導國也會成為國際秩序的不滿者和退縮者。（四） 「崛起國偏見」
與視主導國為國際秩序的永久滿意者相同，權力轉移理論認為，一旦發生權力轉移，崛起國就會因權力增長而對國際秩序表示不滿，卻忽視了崛起國充當國際秩序維護者的可能性。權力轉移理論之所以會把崛起國視為最大以及最有可能的不滿者是因為，它假設崛起國的崛起過程獨立於主導國所建立的國際秩序，而當發生權力轉移時，崛起國的利益會擴展至已存國際秩序中。所以為維護和提升自身的利益，崛起國會對現存國際秩序感到不滿，並尋求重塑該秩序，直到重塑秩序的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為止。這種假設有其現實有效性，比如美蘇冷戰時，蘇聯的發展就是通過獨立於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實現的，並且在實現發展後，蘇聯也謀求推翻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然而，這種假設卻忽視了一國通過融入現存國際秩序來發展自身並成為國際秩序維護者的可能性。當今中美權力轉移的最大特點就是，中國通過主動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持續提升。儘管基於自身實力的新發展，新一屆中國領導人自信地承認中國已經越來越接近全球舞臺的中央，並決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但中國依舊堅持融入現存國際秩序中，做國際秩序的融入者、改革者和引領者。例如，當「逆全球化」思潮在全球很多地方不斷湧現，從而威脅到二戰結束後所建立的國際經濟秩序時，中國審時度勢，從負責任的大國地位出發，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創建了「亞投行」，積極地為全球經濟的健康、綠色和可持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五） 「能動型崛起國」的缺位
權力轉移理論把崛起國對現存國際秩序的滿意度作為決定權力轉移後果的決定因素之一，卻忽視了崛起國能動地實現權力和平轉移的可能性。在權力轉移過程中，崛起國需要面對兩個重要問題：是否需要成為主導國以及怎樣實現主導國地位轉換。假如，隨著權力的增長，崛起國不想成為主導國，那麼就不會涉及主導國地位轉換問題，也不會產生權力轉移過程中的緊張甚至衝突。當然，崛起國也許不可能永遠保持低調。因為，權力的增長，不僅意味著崛起國的國家利益在國際體系中的擴散，還預示著它的脆弱性也在上升，最終也許只能選擇成為主導國，崛起國才能有效地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而且，就算崛起國不想做首強，它也面臨著向已有主導國做出可信的「戰略保證」問題，甚至還會面臨主導國制衡自身的挑戰。最終，雙方的互疑可能會把崛起國推向成為首強的道路。所以，怎樣實現權力轉移以獲得主導地位就成為崛起國的首要關注。已有學者指出，崛起國可以通過內修仁政以保持權力持續增長，外行王道以獲取外部支持的方式來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雖然，這種王道崛起戰略還只是一種初步的戰略設想，但它打破了以往研究中的「崛起國缺位」問題，指出了崛起國在權力轉移過程中的能動性。因此，未來需要在研究中進一步明確崛起國的權力轉移戰略類型，並探討每種類型對權力和平轉移的可能影響。
結 語經過一個甲子的發展，權力轉移理論已成為國際政治研究中的「顯學」。通過上文對權力轉移理論的詳細梳理，不僅能分解出該理論的核心論點，還能把握其優點與不足。學界可以批判性利用該理論框架來為實現「中國夢」的國際戰略出言獻策。正如中國共產黨１９大報告中所指出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不懈追求。在國內，「中國夢」意味著在不斷解決新時期主要矛盾的過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國際，「中國夢」的實現過程必然意味著中國權力地位的不斷提升甚至最終取得國際領導地位，這也必然導致中國與當今世界主導國———美國，發生權力轉移。為此，學界可以利用權力轉移理論框架，精確評估中美權力轉移的現狀、準確認識中國對現存國際秩序的滿意度併合理提出中美權力和平轉移的舉措。首先，學界可以利用權力轉移理論已經提出的測量國家間權力轉移階段的指標和方法，結合中美兩國具體的權力對比狀況，清晰地描繪中美權力對比的現狀和趨勢；其次，學界能夠在借鑑權力轉移理論評估國家對國際秩序滿意度的指標的基礎上，全面、客觀、公正地闡述中國對現存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滿意度；最後，學界應該清醒地認識權力轉移理論的缺陷並重視大國間權力轉移過程中的不穩定性，為中美權力和平轉移以及新型國際關係的建立貢獻出「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