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大爺的新片上映了，片名是從小就耳熟能詳的那首《兩隻老虎》。在新片裡，葛大爺扮演了一個被綁架的人質，但卻反客為主，綁架者反而成了「被綁架」、被利用的一方。劫匪為他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提到綁架者與被綁架者之間的「同盟」關係，就要談談一個常會被提到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來自於一起真實的綁架案件：1973年8月，兩名劫匪劫持了位於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並綁架了一男三女共四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在與警方對峙130個小時之後，劫匪放棄了掙扎而被捕。但在之後事情卻發生了翻轉：被綁架的四名銀行職員，拒絕指認這些綁匪甚至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職員們不但不憎恨綁匪，甚至對他們的照顧表示了感謝，其中一名被劫持的女職員甚至與劫匪之一相愛，並在他服刑期間結婚。在這之後，心理學家們開始研究「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在被綁架的過程中，人質發展出的與綁匪的心理同盟關係，並對解救者（往往是警察）持有負面情緒和態度。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形成包括了人質、劫匪、雙方關係、時間和環境等多方面因素。從生理的角度，被挾制狀態下的高應激狀態產生的荷爾蒙，容易激發產生新的依戀關係。比如有動物研究發現，雄性田鼠在實驗室中受到極大壓力（長時間強迫遊泳）之後與其他田鼠合籠，更容易出現結伴行為。這可能是由於在壓力狀態下釋放皮質酮有關：田鼠在注射皮質酮之後，結伴行為也會增加。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形成，往往需要人質與劫持者之間有較長時間的持續接觸，在這個過程中劫匪首先對人質進行過生命威脅，但之後又對人質展現善意（比如滿足人質的起碼需求）或者沒有傷害人質。人質可能將這種「友善行為」誤解為人與人之間的積極聯繫，並將「死裡逃生」的感覺轉化成了對劫持者的感恩戴德。與此同時，解救者在解救過程中使用暴力會讓人質感到恐懼和不安，反而催化了人質對劫持者的信任和依賴。「生存本能」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核心：將劫持者的「友善」解釋為好心，會給人質的心理上帶來生的希望，也更能克服被劫持的困境和恐懼。
綁架和被綁架其實是一種權力極其不平等的人際關係狀態，綁架的一方佔有絕對權力、凌駕於被綁架一方之上；被綁架的一方一切都掌握在綁架者手中、生死由人。因此也有人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應用到其他的虐待關係中，比如家庭暴力或者童年暴力的受害人和加害者之間。也有人指出，那些會在暴力關係中發展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人，可能與曾有的虐待關係有關。
比如兒童或青少年受害者更容易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他們在認知上將讓自己「受苦」和讓自己「活著」進行了區分，而對「讓自己活著」的人產生依賴的情感。受害者與施暴者的依賴關係還可以由於與外界隔離而形成，在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中，施暴者是唯一能讓自己活下去的人。
不過「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並不是劫匪與人質關係的常見形態，而是一種非理性的表現。一項對1200名曾被當做人質的受害者的調查顯示，超過九成的受害者並不會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對於絕大多數人質來說，被劫持是一種威脅到生命安全的創傷事件，其反應就跟經歷恐怖襲擊和重大災難類似，常見的反應包括生理、認知、情緒、社會功能等方面。
在生理方面，失眠在曾被劫持的人當中很常見。
在認知方面，則可能出現記憶偏差、注意問題和闖入式思維等症狀，高警覺和高喚起也屬於常見症狀。
在情緒方面，焦慮、恐懼、無助、絕望這些負面情緒都可能出現，有些人則會出現情感麻木或快感缺失的情況，還有些人則會有羞愧、自責的情緒。
在社交和行為方面，不願與他人接觸、不耐煩、迴避都可能在事後發生。像是《兩隻老虎》裡，葛大爺能反客為主利用劫匪的人質，大概也只能存在於電影當中。
作者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王日出
本文來自：中國數字科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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