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由於春秋戰國時期頻繁戰爭破壞和秦朝社會體制影響，先秦時期宗族向"平民化"發展的趨勢，一直受到不斷的抑制和打壓。到兩漢時期，察舉制與徵辟制相結合的漢代選官制度出現，才深入促進了平民與貴族間的階級流動，向"平民化"發展的宗族趨勢，才正式進入復甦和發展階段。東漢時期，通過光武中興凝聚起來的宗族不甘寂寞，為了維護自身的特權地位，掌握"鄉論"，開始了向"非士大夫豪族"分化的腳步。此舉，不但加快了東漢時期，宗族向"平民化"的轉變過程，更使得漢代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承與發展。
東漢光武帝劉秀
一、東漢時期宗族的衍變
二、東漢時期宗族"平民化"趨勢的發展
三、東漢時期宗族對鄉間文化傳承的推動
一、東漢時期宗族的衍變
（一）宗族的雛形
宗法制度，是貫穿於我國歷史發展脈絡中的一種重要制度，而宗族則是構成宗法制度的核心要素。現代社會對宗族出現時間地點的追溯，主要的依靠手段就是考古發掘。其在對黃河流域史前墓地進行發掘時，我們發現了以多層次父權為特徵的家族喪葬制度。自此，氏族社會的父系家長制，開始被學術界公認為宗族衍化的雛形。主要特徵表現為："由同一血緣關係的幾個核心家庭構成，出於生存和安全目的，進行社會生生活的組織"。
"宗，尊、祖廟也。族，矢鋒也。" ——《說文解字》
（二）戰爭和政治制度對宗族衍變的破壞
隨著父家長權進一步政治化，宗族組織和國家組織、宗法等級和政治等級，逐漸趨於統一，不同血緣親疏的同族之間，地位也有了明顯的差別。
首先，夏商周時期，開放包容的民族文化和日趨完善的宗法制度，為宗族的發展和向"平民化"的過渡，提供了充沛的給養。如，周代："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等，上層社會王族、貴族，不斷擴散、分裂，向平民趨近。同時，也有部分平民主動要求成為世家大族的附庸。從而，使得不斷滲透入地方的宗族勢力，日漸強盛。
西周宗法制示意圖
其次，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土地所有制發生變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與平民"之間，多重迭代的土地所有制，向國家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轉變。宗族變得鬆散，非血緣宗族雜居普遍，對直系宗族的依附力減弱。
再加上，戰國時期冶煉技術導致的生產力水平提升，與"秦、魏、韓、趙、楚、燕、齊"這七個大國間頻繁的戰爭洗禮，宗族政治作用和影響進一步衰減。
戰國鐵器結構複雜精美
最後，秦與西漢的統治者十分重視來自世家大族的威脅，一方面是嚴格推行什伍戶籍制度，以鄉、亭、裡等基層機構，嚴密掌控基層政權。另一方面則是，嚴苛對待世家大族，通過大規模的遷徙活動，強行遷徙世家大族，隔斷宗族與地方聯繫，以保證對宗族大性控制，宗族向"平民化"發展的趨勢被暫時中斷。
"徙郡國豪傑及資三百萬於茂陵"。——《漢書》
《漢書》
二、 東漢宗族"平民化"趨勢下發展
（一）西漢末年的戰亂，打破了阻礙宗族發展的階級壁壘。
西漢末年，社會動蕩、戰火連綿，出於增強自身抵禦戰亂能力和保存宗族實力的考量。鬆散的宗族勢力，不約而同的選擇了「抱團取暖」，直系血緣的宗族成員與非直系血緣的宗族成員，相互凝聚在了一起。在宗族族長、族老的帶領下，以舉族遷徙或依附強權進行抵抗的方式，渡過戰亂。如，新野的陰識在聽聞劉秀（漢光武帝）起兵後：「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追隨」。
王莽
在這次戰亂中冉冉升起的東漢王朝，不但使得宗族大姓憑藉著在"光武中興"，立下的軍功，再度擠入政治中心，宗族政治作用和影響不斷加強，如，東漢功臣：鄧禹、李通、耿純等，都是宗族大姓出身。更使得，大量的平民和小宗族，也能夠憑藉軍功從鄉間躋身廟堂，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的上下流動。
"大體上說，到東漢年間，宗族經過六國戰亂之後，業已復甦，逐漸恢復活動。出現許多宗族和世家大族，使一部分貴族、官僚、平民有了宗族活動"。 ——《中國宗族史》
（二）東漢為宗族"平民化"的發展營造了寬鬆的社會環境。
東漢王朝的建立，離不開宗族大姓的支持。因此，東漢歷任的統治者，對扶植過自己的宗族可謂是極盡優渥。漢章帝建初四年，班固等數十位經學家，更推出了一本《白虎通義》，繼承了董仲舒的唯心主義思想，以五行、陰陽為基礎，解釋社會、倫理等，從理論上肯定了宗族的重要性。
同時，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號召下，也積極倡導尊祖敬宗，鄉裡間的宗族祭祀、飲宴禮等宗族活動得到加強，宗族勢力快速發展、擴散，對民間影響力進一步深化，"平民化"趨勢加強。
天津孟氏家族在祭祀先祖誕辰
（3） 東漢時期構成鄉間宗族的四種類型。
一是由官僚轉化而成。主要由：辭官（如："去郡歸鄉裡"，從太守職務上回歸鄉間的蘇謙）、罷官、棄官（如：因董卓之亂，"棄官歸鄉裡"的荀彧），回鄉間頤養天年的官僚階級組成。由於以往的政治履歷和自身的政治影響，使得自家族，在鄉間有較大的政治作用和話語權，並形成鄉間大姓。
二是由沒落貴族組成。部分貴族，在較久的傳承時間中，逐漸沒落，喪失貴族身份後，轉化為鄉間成為大姓。如，韓氏家族，就是在王莽末年，喪失掉了貴族地位，才轉化為鄉間大姓的。
"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韓暨傳》
三是本就紮根鄉間的新興姓氏。東漢期間，有不少不少善於經營農業、手工業或商業的姓氏，憑藉其出色的經濟實力，成為鄉裡中的大姓。
"世以貨殖著姓。"——《後漢書》
四是士大夫豪族和非士大夫豪族的宗族分化形成的"非士大夫豪族"。西漢政局的穩定，使得宗族大姓不能再依靠軍事力量，來獲取尊崇的地位和權利，為了維護好現有特權，宗族大姓開始了官僚化的過程。而察舉制與徵辟制相結合的選官制度，使得宗族要實現官僚化，必須首先獲得舉孝廉資格。
舉孝廉
由此，宗族開始進行"非士大夫豪族"和"士大夫豪族"分化。首先，使自己宗族的一部分人員，專司鄉間事物，擔任縣吏、鄉官的職務，並經濟互助、道德教化，確立自身在鄉間的絕對地位，幹涉"鄉論"，牢牢把握住推舉孝廉的資質，這就是宗族中的"非士大夫豪族"。之後，便利用自身掌握的"鄉論"優勢，推舉另一部分宗族人員為孝廉，幫助他們出任州郡吏，甚至中央政府官員，這就是宗族中的"士大夫豪族"。
（四）"非士大夫豪族"推動了宗族"平民化"發展趨勢
"非士大夫豪族"，也是構成宗族的一個重要部份。但是，被家族選為擔任縣吏、鄉官後，很顯然的，以後升遷機會有限，政治生涯也基本到此為止。因此，這部分宗族中掌握鄉間權力的"非士大夫豪族"們，往往會選擇深化自身在鄉間的實力，既然提升不了官職的高度，索性提升自己權利的寬度。
於是就大量佔用農田，蓄養許多奴婢，奴役依附自己的平民，享受奢靡的生活。這時，散居在鄉間的異姓宗族們，為了尋求庇護，往往也會選擇依附於同鄉中的大姓。由於，鄉間的平民百姓們在經濟和生活上對這部分"非士大夫豪族"們依賴較深，再加上同鄉中宗族之間頻繁的聯繫與互動，使得宗族與鄉間的溝通不斷加深，宗族平民化趨勢更為深入。而到了東漢末年，宗族進一步坐大，甚至還會豢養私兵，《三國志》中就有一段對東漢時期宗族實力的描繪：
"富室強宗，飄揚雲會，萬裡相赴。 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沒"。——《三國志》
三國袁紹，即出自東漢的汝南袁氏家族
三、東漢時期宗族對鄉間文化傳承的推動
（一）宗族是品德的勸勉者。
漢朝的國策就是以孝治天下，漢初即延續了秦朝的鄉間基層的"鄉三老"制度，並增設"縣三老"，東漢又增設"郡三老"和"國三老"。東漢時期，三老與穡夫、遊檄，分別掌管教化、收稅、緝匪職務。
"大率十裡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遊徼徼循禁賊盜。"——《漢書·百官公卿表》
劉邦要求"鄉三老"的擔任者，必須要"能者率眾"，就是在鄉間要有威勢、要有話語權。因此，就算是到了東漢年間，"三老"職務的擔任者，也多出自德高望重的鄉間宗族大姓。其主要職責就是：教育鄉間晚輩要孝順、教育婦女守貞潔，教育平民多做善事。
"三老"本身就是出自地方大姓，擔任"三老"的職務後，更是可以直接處理鄉裡事物。平時在鄉間，也更是要以身作則，多行善舉，表彰身邊有德行的人。此舉，一方面自是提高了本宗族的在鄉間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則是其掌管"教化"的權威形成，也有助於"善、孝、仁、義"等美好品德在鄉間的推廣和勸勉百姓"崇好儒雅"、"讓財救患"。
同時，在古代鄉間，百姓們相互遇到什麼矛盾或者糾紛，不會選擇到官府申訴，一般都是找德高望重的鄉老尋求仲裁。這種選擇，無疑是對鄉老以及宗族"公正無私"品質的肯定。
宗族祠堂，舉行宗族會議的地方
（2） 宗族是風尚的踐行者。
《後漢書》中就記載了這麼一則事跡：
"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裡落化之。"——《淳于恭傳》
什麼意思呢？就是北海淳于恭，家中的山田上種植有果樹，有人前來偷盜，淳于恭非但不生氣，反而幫助偷自己東西的人，採摘水果。之後，偷盜的人，又跑來偷盜，淳于恭看到後，怕偷東西的人見到自己這個物品主人後會心生愧疚，就趴在草叢裡藏起來，等偷到的人離開了，方才出來。
宗族大姓出身的淳于恭，遇到偷盜的行為，並沒有嚴加斥責，反而是以一種，友善的態度，對待偷盜者。利用個人的品行，在看似"無為"的行為中，利用自身言行薰陶他人，最終達到在鄉間廣泛形成良好風尚的目的。可想而知，淳于恭這件"因伏草中"趣事的流傳，將會對鄉間風氣的轉變，產生好的影響。而宗族族人，在踐行良好社會風尚時，潛移默化的也會催使鄉間社會風氣發生好的轉變。
（三）宗族是文化的傳播者。
有著文化底蘊的宗族，落戶鄉間，無疑會把文化的種子，在居住地周圍進行傳播。而精通經學的鄉間宗族們，必不甘心一身學問被埋沒，也會通過"鄉間講學、廣收學徒"等途徑，將儒家"仁、孝"的思想觀念，用到實踐當中。如，《後漢書》中記載：
"後歸鄉裡，屏居教授"。——《王充傳》
會稽人王充，就曾在歸鄉之後，在鄉間講授經學，擔當起文化傳播的使者。當然，王充也並不是鄉間開設講壇的個例，《後漢書》中，還記載了汝南蔡衍、敦煌張奐等人，都在回鄉後選擇了"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裡"的講學歷程，對文化鄉間文化傳播產生的影響不容忽視。
不僅，幫助了更多平民，接觸到了漢代社會文化核心的"儒學"，更對漢代文化大一統，以及對社會文化的傳承，俱都起到了重要貢獻。
總結
東漢王朝的建立者劉秀："吾理天下，欲以柔道治之"，此句一出，即奠定了東漢政府對宗族發展採取"懷柔"心態的總基調。
到了東漢末年，隨著地方宗族勢力的逐漸坐大，強大的地方勢力和衰頹的中央政府間難免出現利益衝突。當這些利益衝突，大到成為不可和解的矛盾，終將導致東漢末年群雄逐鹿的局面，宗族也不免會成為瓦解東漢王朝的重要力量。
不過，此舉在東漢建立之初並無差錯。在"國家利益"與"宗族利益"趨於一致時，鄉間宗族制度的復甦和發展，確實是幫助了東漢王朝極大的增強了基層政權的穩固性，"儒學"與"選官"兩者的緊密結合，也驅使著宗族大姓，成為了文化傳承的有力載體。同時，在宗族"平民化"趨勢的衍變發展中，對傳統文化的傳播和發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