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沈從文曾對郭沫若的書法有過二次截然不同的評價，他的這二次評價用語有些意味深長，是褒是貶令人感覺摸不著頭腦。
沈從文第一次談及郭沫若的書法，是在1975年6月，他寫給黃裳的信裡。其中談及他對郭沫若書法的看法。沈從文說：「昨寄幾張習字，想能收到。此道本不『在行』，且擱筆已廿五年。由於社會新，要求嚴，除主席外，作家中死去的有魯迅先生，活著的有郭沫若院長，可稱『並世無敵，人間雙絕』，代表書法最新最高成就，和日本書道家周旋，已綽綽有餘…」在沈從文的這段話中可見，他對郭沫若的書法似乎持讚揚肯定的態度，並認為魯迅與郭沫若的書法代表了當時書法的「最新最高」成就。
但沈從文的這番話很可能並不是他內心真實的想法，因為在短短一年多以後，在1976年10月12日寫給張宗和的信中在談及郭沫若的書法時，他話風一轉，似乎頗有幾分忿忿不平之意。他寫道：「我已快卅年沒有為什麼人寫過一張字，……不寫字冒充假風雅，還有個原因，即覺得這一行死去的既有魯迅，活著的又有郭沫若，「天下定於一」，生死作家都有了一個人，就夠了。我再來附庸風雅，似不必要。可是香港方面熟人辦了個《書譜》，說我是作家中唯一懂書法的人。說的當然近於半開玩笑的好意。其實寫字在歷史上從來多是在當時，誰官最大，誰就寫得最好。」在這段話中，沈從文借別人之口誇耀了自己的書法水平，並在字裡行間隱約表達出對郭沫若等人的書法，是得益於官職地位的原因，才受到眾人吹捧的幾分不屑。
沈從文對郭沫若書法的兩次評價，並未能完全從理智分析出發，也沒有在專業層面說出優劣，反倒透露出一絲酸意，令人不禁感嘆，這些文化名人在評價別人時，也未必能做到客觀公允。
但有人對這件事另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沈從文的說法自有他的道理。那個時期，郭沫若等人的書法受到眾人一致稱讚，他的書法甚至被尊稱為「郭體」，恭敬者眾，卻極少有提出異議者。這種現象在藝術批評的角度來看極不正常，因為任何藝術作品都不會是完美之作。欣賞品評藝術出現眾口一辭的情況只能說是蔽於名人之地位及影響而不敢說出己見，這實乃是書法藝術之哀。而沈從文不管出自何種心理狀態，他肯說出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雖有些偏激，但他文人的那種天真和直率卻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其實，細一考察，沈從文口出此言並不意外，實乃是他性格使然。
沈從文出生於行武家庭，他的祖父年少時以賣馬草為生，後加入清軍，因鎮壓太平軍有功，得到提拔重用，曾當過貴州的提督。沈從文的父親早期投身辛亥革命，曾密謀策划過刺殺袁世凱，事情敗露後逃到山海關外。沈從文的祖父和父親性格皆十分彪悍剛毅，這種氣質也遺傳給了沈從文。沈從文身上的靈性與浪漫更多的來自他的母親。
沈從文十四歲到土著軍隊裡當兵，二十歲時隻身一人闖蕩北京。他到北京後在北京大學旁聽，接觸到了胡適等文化名人，並接受了激進的思想觀點，他曾慷慨發聲呼喊「救救國家」。但他對政治卻不感興趣，他將全部的精力與熱情投入到文學的創作之中，小說《邊城》與《長河》是他的代表作。
沈從文率真浪漫的文人氣質使他口無遮攔，快人快語。而他身上所隱含的剛毅個性又使他在遭到反擊時不願輕易妥協，這就使他吃盡了苦頭。沈從文不贊成作家從政，在他20世紀40年代初的《文壇的重建》《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等文中，他表達了作家應站在大眾的立場，應避免從政的觀點。他認為作家一旦從政，難免「超時討功」、「湊趣幫閒」，會忘卻作家應堅守的文學的道義。
沈從文不但在書法上評論上口無遮攔，在文學藝術上他也敢於直言。他曾在1930年發表《論郭沫若》一文，文中直言不諱地對郭沫若的小說創作提出個人看法，他稱郭沫若不是創作小說方面的人才，他稱「一株棕樹是不會在寒帶地方發育長大的」，他還略帶天真地給出個人的勸告，建議郭沫若放棄小說的創作。客觀來看，沈從文的建議也有道理，郭沫若雖然在小說創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創作了將近三十多篇小說，但卻沒有什麼影響，很少有人提及，與他在其他領域的所取得的成就相比，顯得微不足道。所以沈從文的快人快語雖顯唐兀，也令人略感尷尬，但也基本還算客觀，並未出格。沈從文一而再地對郭沫若的書法文學藝術提出批評，最終引來了郭沫若的反擊，郭沫若在1932年發文，他說：「記得國內另一位大小說家宣言我沒有做小說家的資格，因為我的筆太直，不曲，沒有像魯迅先生那樣曲。是的，這層我是承認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說，那我實在是不配做小說家。」郭沫若將沈從文稱為「大小說家」，也是有挖苦嘲諷之意。
有人將沈從文對郭沫若書法與文學藝術所作的評價稱為是文人相輕，是貶低別人，抬高自己，但從藝術批評的角度來看，卻有著現實的積極意義。
從品評書法的方面來看，郭沫若與沈從文的字各有所長，但郭沫若的書法所顯露出的豪邁藝術氣質，卻是令人印象更為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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