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還鄉理事，極其風光體面和耀武揚威
公元1578年4月(明神宗萬曆六年)首輔張居正離京，回湖北江陵老家。這一次奉旨還鄉，是為他一年前逝世的父親辦理喪事；誰都有死老子的必然性，但死了老子，竟勞駕皇帝操心，是絕無僅有的特例。衝這一條，張大人此行，可謂極其風光體面，極其耀武揚威。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記述了他的這次回鄉之旅，牛皮得不得了。除了肅靜迴避的儀仗隊，「隨從的侍衛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隊鳥銃手，乃是總兵戚繼光所委派，而鳥銃在當日尚屬時髦的火器。」動用新式武器保鏢，可比時下警車開道，威風得不知多少倍。我估計，張大人此行，不會出現堵車塞車，一路綠燈，是可以肯定的。
最嘆為觀止者，是他此行的座駕，稱得上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公車。黃仁宇對這臺特製的巨無霸，有過一段不失幽默的描寫。「張居正這一次的旅行，排場之浩大，氣勢之煊赫，當然都在錦衣衛人員的耳目之中，但錦衣衛的主管者是馮保，他必然會合乎分寸地呈報於御前。直到後來，人們才知道首輔的坐轎要三十二個轎夫扛抬。內分臥室和客室，還有小僮兩名在內伺候。」明人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也不得不感嘆這臺巨無霸之壯觀：「又造步輦如齋閣，可以 童奴，設屏榻者。」坐在這臺明朝的「勞斯萊斯」或「賓利」級別的高級轎車裡，身份有了，氣派有了，權威有了，牛氣沖天自是更不必說的了。
明、清以來，官員的交通工具為轎，二人抬者曰「肩輿」，四人抬者曰「軟轎」，通常所謂的「八抬大轎」。尤其明朝，對公車使用有極其明確的限制，在《明史·輿服志一》裡，我們看到 「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應乘轎者，以四人舁之。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奏聞。」依此制度，張居正的車肯定超標。不過，作為內閣首輔兼皇帝老師，他有資格不在乎，加之奉旨回鄉料理父喪，他有本錢搞特權。更何況錦衣衛主管，相當於克格勃首腦的馮保，跟他非常之鐵，自然隱惡揚善。所以，由京城出發，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換乘這臺由知府特為他供奉的既舒適，又寬敞的巨無霸，一路往南，經一千多裡的行程，到達湖北江陵。全城人都擁到關廂，歡迎衣錦榮歸的同鄉首輔，無不希圖一睹風採。然而坐在轎中的張居正，影影綽綽，老百姓是看不到真容的。不過這臺巨無霸座駕，著實讓他的家鄉人開了眼。
公車是一張行走著的名片
普通的八抬大轎，總重約300公斤-500公斤，每個轎夫承重50公斤或稍多一點；依此制度，張居正的座駕，至少要有1噸至1噸半的自重，否則不可能分臥室和客室，不可能載有兩位服務生，不可能載有必不可少的衛生設備，以及供沏茶燒水的爐具。從老北京胡同的寬和窄，也可判斷其中住戶富貴和貧窮，權勢和卑賤的程度，凡有王府，官邸，俗謂大宅門者，胡同不得狹於一丈(約兩米)，就是為了方便前四後四的八抬大轎進出。京城有民諺云：「東城富，西城貴，南城貧，北城窮」，因此，東、西城胡同多半寬敞且直，南、北城胡同大都狹窄，而且彎曲，前者因轎的出入而必須講究，後者因市民行走而馬虎隨便。
張首輔的前八後八，左八右八的三十二抬巨無霸，估計那轎子當不小於現在的「考斯特」。所以由真定起駕，也是有其道理的，第一，在北京城裡，怕有的路段未必轉悠得開；第二，京城人多嘴雜，張居正不想招搖過市，免遭物議。不過，明朝中後期，政治腐敗，舉國貪瀆成風；官吏無能，唯知橫徵暴斂。但首輔的座駕，能從本地路過，那是千載難逢，送上門來的巴結好機會，除非白痴，誰能放過。因此首輔此行所經河北、河南兩省驛道，全程是否都能保持四米寬度，是大有疑問的，因此，修橋鋪路，大興土木。後來，有一位名叫楊四知的御史，在參劾張居正的奏摺裡，說他「歸喪沿途，五步鑿一井，十步蓋一廬。」自然是落井下石的誇大之詞，但中國官員之馬屁功夫，堪稱絕活，沿途州縣一二把手，為了這臺巨無霸順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動用工匠，加寬橋梁，以討好元輔，自然是少不了的。
據黃仁宇文：「他從陽曆四月中旬離京，七月中旬返京，時間長達三個月。即使在離京期間，他仍然處理重要政務。因為凡屬重要文件，皇帝還要特派飛騎傳送到離 「京一千裡的江陵張宅請張先生區處。」我想，張居正乘用這樣的坐騎，也有其公務在身，隨時需要替年輕主子料理國家大事的理由。唯其如此，這臺巨無霸座駕，「行經各地，不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當地的藩王，也打破傳統出府迎送，和首輔張先生行賓主之禮。」《玉臺叢語》甚至說：「居正奉旨歸喪，所經由藩、縣、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
因為公車是一張行走著的名片，官有多高，權有多大，車也就有多好，這大概也是大多數官員對座駕十分在意，十分在乎的原因。張居正是個強人，強人的缺點，在得意時常常想不到不得意時，坦然接受沿途官員跪迎跪送，以為坐在這臺巨無霸裡，為皇帝辦事就等於是皇帝了。《萬曆野獲編》裡如此說過：「江陵以天下為己任，客有諛其相業者，輒曰我非相，乃攝也。」這個「攝」字，對他來講，倒也是事實。但從他自己嘴裡說出來，就有點狂妄了。沈德符接著說：「『攝』字於江陵固非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庚辰之春，決意求歸，然疏語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歸政』，則上固儼然成王矣。」清人紀昀在《四庫全書題要》中，說他「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也是這個意思。強人再強，不可能永遠如日中天，公車再棒，總會有坐不動的時刻，從江陵料理父喪回京的第五年，公元1582年，張居正病逝，享年57歲。在皇帝的授意下，一場反攻倒算，差一點點就要將他從墳墓裡挖出焚屍揚灰。
如何應付他那口味尖刻的舌頭，則更是一路經過的大小衙門，傷透腦筋的事
他肯定沒有預料到萬曆皇帝的秋後算帳，來得這麼快，這麼狠，《萬曆野獲編》為明人撰，應該可信其真實。「今上(即萬曆)癸未甲申間，籍故相張江陵，其貽害楚中亦如之。江陵長子敬修，為禮部郎中者，不勝拷掠，自經死。其婦女自趙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門時，監搜者至，揣及褻衣臍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間搜宮掖事。其嬰稚皆扃鑰之，悉見啖於飢犬，太慘毒矣。」
那臺巨無霸自是張居正許多罪狀中的一條。
要知道，皇帝未必不小人，而且說不定非常之小人。在《萬曆野獲編》卷九裡，有一則《貂帽腰輿》的記載，我們看到因座駕之張狂躐等而倒黴的，不光張居正一人。「嘉靖中葉，西苑撰元諸老，奉旨得內府乘馬，已為殊恩。獨翟石門、夏桂洲二公，自製腰輿，舁以出入。上大不懌，其後翟至削籍，夏用極刑，則此事亦掇禍之一端也。」讀到這裡，我想那些坐豪華公車的官員，會不會為此而慎之戒之呢！
作為首輔，執政近15年，張居正確實做出了政績，為世公認。《明史》稱他：「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幹濟才。」然而，他的人格，品德，作風，政聲，也有很多為人所不齒的地方。與他同科進士的大文人王世貞，就對他很不以為然的。在文章裡曾嘲笑過，一位當朝宰相，竟然下作到以「晚生」的帖子，遞過去以取悅於太監馮保，雖偶一為之，也頗令人作嘔。無非因為這個太監能左右太后和皇帝，他不得不依靠他，不得不拍他馬屁，即使如此，也不必卑躬屈膝啊！據明代的文人焦的 《玉堂叢話》，說到他奉旨歸葬，從北京出發到湖北江陵，其作威作福的排場，真是令人嘆為觀止。最難侍候的，沿途州縣如何供應他老人家的吃，讓他吃得開心，如何應付他那口味尖刻的舌頭，則更是一路經過的大小衙門，傷透腦筋的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為無下箸處。而錢普無錫人，獨能為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僅得一飽耳。』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為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而歸。」一百道菜上來，張居正眉頭緊皺，舉筷躊躇，簡直沒有他可吃的，其舌頭之刁鑽，其嘴巴的挑剔，可想而知。
他的成功，由舌而起，他的失敗，也與舌有關
要是從明代沈德符的 《萬曆野獲編》的一則記載看，這一家人的味覺神經，也夠登峰造極的了。「江陵歸葬公還朝，即奉上命，遣使迎其母入京。比至潞河，舁至通州，距京已近，時日午，秋暑尚熾，州守名張綸具綠豆粥以進，但設瓜蔬筍蕨，而不列他味，其臧獲輩(家奴廝役之類)則飫以牲牢(肯定五星級待遇)，蓋張(這個馬屁精)逆知太夫人途中日享甘肥，必已屬厭，反以涼糜為供，且解暑渴。太夫人果大喜，至邸中謂相公曰：『路煩熱，至通州一憩，始遊清涼國。』次日，綸即拜戶部員外郎，管倉、管糧儲諸美差。」
張居正的舌頭一動，解決了一批無錫廚師的就業問題；老太太的舌頭一動，使得通州運河邊上小小七品縣官，一步登天，擢升到中央政府工作，這就屬於舌頭的第二功能了。但最後，想不到這位既位高權重，不可一世，也卑汙輕賤，曲節事人；既治國有方，政聲蜚揚，也好色腐敗，貪刻殘酷；既轟轟烈烈，位極人臣，也碧落黃泉，慘遭滅門的張居正。他的成功，由舌而起，他的失敗，也與舌有關。明代沈德符的 《萬曆野獲編·江陵始終宦官》說：「江陵之得國也，以大？馮保力……而最後被彈，以致籍沒，亦以屬司禮張誠，豈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乎！」當年，張居正舌頭一動，斷送了高拱，拉攏了馮保；現在，一個更得寵的太監，在萬曆身邊，張誠舌頭一動，把罪狀一條條呈給皇帝耳邊；而那個高拱，別看敗在他手，臨死之前，趁舌頭還能動，又搞了一份《病榻遺言》告上去，歷數張、馮的罪惡，火上加油，促使萬曆下了決心，在張居正死了兩年以後，終於被抄家奪爵，總算留一點面子，沒有戮屍。
這一切的是是非非，無一不是舌頭在興風作浪，想到這裡，真有一點不寒而慄呢？但一代文豪王世貞先生，也不是什麼好樣的，在張江陵如日中天的時候，曾經起勁地去巴結過的，甚至洋洋灑灑，寫過吹捧他雙親的祝壽文章，想討他的好，希望得以引薦，躋身朝廷，求得朱紫。奈何張居正認為，閣下文章好，未必適宜做官，還是當你的文人算了。也許由於未能滿足欲望，現在，你死了，你倒臺了，你完蛋了，我反過來敲打兩句以洩憤，也是情理之常。所以說，文人的舌頭，通常是靠不大住的，一會兒向這邊拐，一會兒向那邊拐，那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李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