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畢生躬行「師道」，畢生追求理想的社會之治。他在為師目的上，強調教育救世，希望建立「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理想社會；在為師要求上，強調一個人要「修身立本」，具備「學為人師」的育人資格；在教育方法上，注重案例式、啟發式的講學創新，形成「百姓日用之學」的治學特色；在教學對象上，堅持「有教無類」，開創教育人民性先河。
「泰州學派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第一個啟蒙學派」 ，其創始人王艮（字汝止，號心齋，1483.7～1541.1）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平民思想家、哲學家，而且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由於他矢志不渝地躬行師道，使得自他而始的泰州學派啟蒙思想教化活動對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潮乃至近現代的啟蒙運動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今就王艮先生的「師道」做一探討，就教於方家。
王艮生活的明代中葉，正處於階級矛盾不斷激化的「天崩地裂」時期。由於奸佞當道，宦官橫行，封建統治殘酷，廣大人民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並不斷進行著反抗。他的家鄉泰州安豐鹽場（今屬東臺）「地處海濱，乃鹽鹼性不毛之地。居住者皆以煮鹽為業。」惡劣的生存條件以及不斷的旱澇天災與人禍，使王艮從小就嘗盡生活的艱辛。他7歲入師塾，11歲輟學「就理家政」。在14歲上，王艮的母親去世。19歲上，為了改善惡劣的生活狀況，王艮奉父親守庵公之命，去山東販賣私鹽。因他富有經營之才，21歲時就「家道日裕。遂推其所餘以及鄰裡鄉黨。」年輕的王艮此時已開始思考怎樣才能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狀況，幫助鄉親們過上好的日子。23歲上，他在又一次山東經商時生病，「既愈，乃究心醫道。」目的是想通過行醫幫助他人，解除百姓的苦難。25歲上，他在山東「過闕裡，謁孔聖及顏曾思孟諸廟」時，心中豁然開朗，「瞻拜感激，奮然有任道之志。」他覺得自己已找到了一條拯救社會的道路，這就是師法孔孟，做一個教師，通過儒家學說的思想教化，「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使整個社會「上下皆趨於德行，躬行實踐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間」，最終實現「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理想社會。
為了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王艮回家後一邊經商，一邊攻讀儒家經書，「日誦《孝經》《論語》《大學》，置其書袖中，逢人質義。」 他在經過「默坐體道，有所未悟則閉關靜思，夜以繼日，寒暑無間」的刻苦自學後，於27歲上「有必為聖賢之志」。在29歲上，他以「託天之夢」的形式，成就了「救世主」的體認：「先生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獨奮臂託天而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洞徹，萬物一體，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己。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歲上，他聽人說王陽明與其思想相似後，恐其「以學術誤天下」而去「俯就其可否」。他在「致良知」問題上與王陽明反覆論難後，感到其「簡易直截，予所不及」，由此拜在門下八年。40歲上，他在《鰍鱔賦》中借道人之口，再次表達了自己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的教育志向。44歲上，他在《安定書院講學別言》一文中說：「《通書》曰：『曷為天下善？曰師。師者，立乎中，善乎同類者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庭正，而天下治矣。」他把「師道」與「天下治」聯繫起來，認為教師看作是天底下最善的人，教師工作做好了，社會上的善人就多了，而善人多了，朝庭就會正，朝庭正了，天下就能得到治理。正因為此，王艮對孔子十分推崇，認為孔子雖沒有堯舜那樣很高的政治地位，但他從事的工作卻是與之同等的。他說：「昔者堯舜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孔子不得顏曾為己憂，其位分雖有上下之殊，然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則一也。」「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只是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此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為獨盛也。」他評價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他認為教師工作雖然「無位」，但卻是「堯舜事業」，有「位育之功」，從而把教師的地位看得很高。因此他說教師是「不襲時位者」。他強調說：「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人才者。」歲上，王艮在《勉仁方》一文中道：「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物不獲其所，即己之不獲其所也，務使獲所而後已。是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萬物育』，此予之志也。」歲上，他躺在榻上抱病與學生林子仁「論正己物正」時說：「聖人以此修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言下既有讚嘆，也許還有自我欣慰。
怎樣才能為人之師呢？王艮說：「學也者，學為人師也。學不足以為人師，皆苟道也。」他認為做教師應有一個教育人的資本，「學也者，所謂學為師也，學為長也，學為君也。」要獲得這個資本，「必修身立本，然後師道立，而善人多矣。如身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為一家之法，是為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為一國之法，是為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為天下之法，是為天下之師矣。」如何「修」才能達到「為師」要求呢？
王艮認為，必須做到二個方面：
一是格物知本，正己反己。他說：「身與國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謂。格，絜度也。絜度於本末之間，而知『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就是說，身是天下國家的本，而天下國家是未。自身之本未修好，就不能治理好天下國家。否則就是「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他說：「格如格式之格，即『後絜矩』之謂。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卻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格物。吾身對上下前後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便見絜度格字之義。格物，知本也」所以「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他認為「格物」，就能知得天下國家之本在為師者自身，故而要正自身之矩。他把教師看作是「不襲時位」的「大人」，說：「大人者，正己而物正也，故立吾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也。」他強調認為，教師「正己」的同時還須「反己」，因為「反己」也是「正己」。他論證說：「格物然後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己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己而物正也，然後身安也。」如何「反己」呢？他認為：「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不怨勝己者，正己而已矣。君子之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亦惟正己而已矣。」為此，他強調：「若說己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則不然，攻己過，無攻人之過。」。據此，他認為如果教師在教育過程中，「講說之不明，是己之責也，引導之不時，亦己之責也；見人有過而不能容，是己之過也，能容其過而不能使之改正，亦己之過也。」
二是修中立本，正心誠意。王艮指出：「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識得此理則見見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失，便是莊敬；即此常存，便是持養。」「道」就在於「中」，修身就是修「中」。他說：「學也者，學以修此中也。戒慎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乃為修之之道。故曰：合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先知中的本體，然後好用修的工夫。」王艮從「身本論」的角度出發，提出教師修「中」須把握的「出處」之道。他說：「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萬物依於己，故出則必為帝者師，處則必為天下萬世師。出不為帝者師，失其本矣；處不為天下萬世師，遺其末矣。進不失本，退不遺末，止至善之道也。」他說：「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真是一句道著。有宋諸儒，只為見孟子粗處，所以多忽略學術宗源全在出處大節。」他認為教師的「出」和「處」，都要根據當時所處的社會條件。「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人者也。以道殉人，妾婦之道也。」他這句話的言下之意，其實是說當時的天下，是無道的天下。你是不能輕易「出」的。把你的命都丟了，「道」還有意義嗎？所以他指出：「《中庸》先言『慎獨』、『中和』，說『盡性』學問，然後言『大本』、『致中和』，教人『出處進退』之大義也。」並說：「孔孟之學正如此，故其出也，以道殉身，而不以身殉道；其處也，學不厭而教不倦，本末一貫。夫是謂明德、親民、止至善矣。」他據此告誡學生：「『出必為帝者師』，言必尊信吾『修身立本之學』，足以起人君之敬信，『來王者之取法』，夫然後道可傳，亦可行矣。……斯出，不遺本矣。『處必為天下萬世師』，言必與吾人講明『修身立本之學』，使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夫然後立必俱立、達必俱達。……斯處也，不遺末矣。」做到了這樣，才是立了本，達到了「中」，才能「道尊身尊，才是至善」。否則，「必至於烹身割股，捨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不懂出處進退，沒有了「身」這個根本，如何去為人之師呢？正是因為他認為當時「天下無道」，所以他才特意對衷愛的學生林子仁講：「《大學》曰物有本末，是吾身為天地萬物之本也。能立天下之本，然後能知天地之化育」。因此，他指說：「修中之道即誠意、正心工夫。」有此工夫，才能「保合此中，無思也，無為也，無意必，無固我，無將迎，無內外也。何邪思？何妄念？」「常是此中，則善念動自知，惡念動自知，善念自充，惡念自去。如此慎獨，則可此立大本。知立大本，然後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更無滲漏。使人人皆如此用功，便是致中和，便是位天地、育萬物事業。」如此這般「真真實實在我身上用工夫」，「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以致沒世不忘，止至善也。」如此之「修」，你就可為人之師了。
王艮把自己的學說稱作是「修身立本之學」，其後學則稱他的學說是「百姓日用之學」。當代史學大師候外廬先生等也稱其學說是「百姓日用之學」，為什麼會有不同論說呢？個人以為，這是由於王艮把「修身立本」講學內容服務於「百姓日用」中心目的所致。關注平民百姓生命價值和基本生活需要這個「百姓日用」始終是王艮講學傳道的核心。王艮在其教育人生中，始終把「修身」以「明德」「止至善」與「親民」結合起來，強調「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指說自己的學說「是愚夫愚婦與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他稱「堯舜執中之傳，以至孔子，無非明明德親民之學」他重視百姓「安身」對首先價個體修齊治平的作用，說個人之「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並且認為，要讓百姓「安身」，就要滿足群眾的基本生活需要、保障其人身權利和維護人格尊嚴。他認為「百姓日用條理處，即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因為百姓一旦失去，就可能會反抗，而天下國家就不能得到治理。「故明明德以明體，親民以達用，又止至善以安身。知明明德而不知親民，遺末也，非萬物一體之德也；知明德親民而不知安身，失本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亦莫之能親民也。」正是由於王艮從勞動者關心的日常生活的具體問題出發的治學創新，使儒學「修身立本」內容服務於「百姓日用即道」的中心命題，符合當時社會廣大中下層人民群眾的願望與要求，從而形成了以泰州安豐場為中心的「四方從遊日眾，相與發揮百姓日用之學甚悉」的狀況，也使得他的「修身立本之學」成了服務於社會的「百姓日用之學」。
怎樣使自己的學說為普通百姓「皆知皆行」，化為群眾的力量呢？王艮認為最根本的辦法就是講學。他說：「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人才者。」還說：「唐虞君臣，只是相與講學。」因為：「此學既明，致天下堯舜之世，只是家常事。」他一生到處宣傳教化，並形成了自己的講學特色。第一，教學形式上，靈活多姿，以社會為大課堂。據記載，他常穿一身古式衣冠，手執笏板，隨時立教、隨處傳道，由此引起人們極大的從學心理。如他在三十八歲上，別師回家路過金陵太學前，「聚諸友講論……為諸君發六經大旨」；四十歲上，他坐招搖車北上講學，還在車上寫著「天下一個，萬物一體，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標語，「沿途聚講，直抵京師」。他「隨處講學，男女奔忙。至於都下，見者倉皇。事跡顯著，驚動廟廊。」引起很大的轟動效應。王艮自稱「東西南北之人」，書院、鬧市、深山、野林等，到處都留下了他講學的足跡。第二，在教學內容上，大膽創新，以百姓生活為課本。表現在一是他善於運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事實去闡述複雜深奧的道理，使高深的儒學理論變得淺顯、通俗和簡易可學。據載，王艮「先生言百姓日用是道。初聞多不信，先生指童僕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處，不假安排，俱是順帝之側。至無而有，至近而神。」表現之二是他對傳統的「章句世說」進行大膽的解析，創建了自己的學術思想體系。他對諸友說：「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印證吾心而已。」在陽明書院講學期間，針對王陽明的「良知說」，他以「子入太廟，每事問」的事例反證，連孔老夫子對不懂的問題都要虛心去問，哪有什麼生而知之？王艮從「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題出發，結合自己對儒學思想的領悟，構建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眾利益要求的「百姓日用之學」學術思想體系。正是由於他善於批判繼承前人的思想資料，而且又敢於擯棄不符合「百姓日用」的聖經賢傳內容，因而廣大人民群眾深受教育，「鄉人始而駭，俱而信，久而浸與俱化矣。」第三，在教學過程中，尊重學生，以學生為朋友。王艮對學生態度謙和，把學生看作朋友，營造了寬鬆和諧的學習環境。他對學生說：「朋友之來也，予日樂之，其未來也，予日望之，此予之心也。」他對學生寬容相待，說「容得天下人，然後能教得天下人。」還說：「善者與之，則善益長；惡者容之，則惡自化。」學生評價：「先生教人，樂學相因，直指本體，千聖同心，魚躍鳶飛，脫去見聞」。第四，在教學方法上，他倡導「樂學」，善於運用啟發式、案例式的方法啟迪學生的自覺自悟。他反對煩瑣的學習方法。在教學上或講授、或談話、或論辯，因時、因地、因材施教，促其自覺、自省、自悟。如學生王汝貞剛入門時「持學太嚴，先生覺之曰：『學不是累人的。』因指旁斫木之匠示之，曰：『彼卻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言下之意，學習和斫木頭一樣，簡煉自然才能學得輕鬆、快樂。他說：「天下之學，唯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他善於運用啟發方式，「東鄉吳怡偕數友來學，時在學同志有燕安氣，先生不直言其過，託聞陽明公事語諸友。」王艮說：「不面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之智處。」對此，學生評價：「先生教人，大率在言外教人自覺自化。」還有學生認為：「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王艮還十分重視身教作用，認為：「言教不如身教之易從也。」因此他在學習上，從25歲開始刻苦研讀儒家經書，到五十五歲仍「玩《大學》，悟格物之旨」；講學上，「志於聖人之道」，臨終前仍諄諄囑咐其子「與友朋於精舍相互切磋，自有長益，無一語及他事。」；生活上，關心群眾疾苦，不僅自己多次賑濟百姓，還多次促使他人「大發賑行」。他一生「直以聖人自任，律身極峻」為後學樹立了光輝的榜樣，被後學譽為「在田真龍」。
在聖人和愚夫愚婦的區別問題上，王艮與王陽明的認識不同。王陽明認為：「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在王陽明看來，聖愚之間有一條能否「致良知」的鴻溝不可跨越。而王艮的觀點是：「百姓日用條理處，既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教育是「以先知覺後知。是聖愚之分知與不知而已矣。此簡易之道也。」在王艮看來，聖人和百姓的區分只在「知」與「不知」上，教育則是取消聖愚界線的途徑和方法。他說：「言學不言氣質，以學能變化氣質也。」既然通過教育能使平民百姓「至善」而成「聖人」，王艮當然就把講學看作是至「聖人之道」。他說「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萬物把柄。」他以「萬物一體之仁」的精神，繼承了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而且使得教育的對象更加平民化。孔子授學，用老夫子自己的話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言下之意，他是等學生上門，當然還要有贄見的禮物——脩（臘肉乾）。王艮授學，則是主動出擊。在家鄉講學時，他就在家門上貼上「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的宣傳語，用類似今天的廣告方式吸引學生來學。而且是只要你願意來學就行，其他一概不需要。一學生因家貧到他家做傭工，他不因其出身賤而囑其與其子共學。李春芳曾「造先生廬請益，見鄉中人若農若賈，暮必群來論學。時聞遜坐者，先生曰：『坐，坐！勿過遜廢時！』」不僅如此，王艮還走出書院，到社會上進行廣泛的宣傳活動。如40歲上，他穿古式衣冠，坐招搖車，還在車上寫上「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的標語。更值得一提的是，王艮46歲那年，聽說「廣信永豐俞文德入山習靜」，主動「作書召之」，使其投到門下。學生趙貞吉說：「先生接引人，無間隸僕。」
王艮把孔孟的學說看作是人人皆可入「聖道」的「大成學」，詠道：「我將大成學印證，隨時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是師。」 他一生「概然以師道為己任」 ，「故一時海內豪傑，不遠千裡以追隨」 。「當時燻其德而善良者，陶人不止樂吾韓貞。樵人不止樂齋朱恕。一時士大夫航海而造先生之廬者，任其往來，啟迪不倦，何異乎孔先師設教杏壇，群弟子四方畢至也哉。」他的學生中，不僅有官僚士大夫，更多的則是農、賈、陶工、鹽丁、樵人等布衣平民，遍及全國各地。「據不完全統計，泰州學派王艮至五傳弟子就有四百八十七人，內屬江西省籍者有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山東各七人，湖北十一人，四川三人，河北、河南、陝西、廣東各一人，江蘇本省百數十人。弟子中為廣西、雲南、甘肅三省之官者甚夥。他們當中，以進士為達官者三十六人，以舉人為官者十八人，以貢仕為官者二十三人，以樵陶農吏為賢士入祀典者各一人，餘以士庶入鄉賢祠者不乏其人。弟子中載入《明史》一書者二十餘人，編入《明儒學案》者三十餘人。總之，『上自師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農吏，幾無輩及之。』」
「李二曲曰：昔人有跡，本凡鄙卑賤而能自奮自立，超然於高明廣大之域上之為聖為賢，次亦或稱善士。如心齋先生本一鹽丁也，販鹽山東，登孔廟而毅然思齊，紹前啟後，師範百世。竊意觀者必感，感則必奮，奮則又何？前修之不可及，有為者亦若是，特在乎勉之而已矣。」正是由於王艮矢志追求師道，終由一個識字不多的灶丁而成一代宗師，創成了一個以「相與發揮百姓日用之學」為主旨的泰州學派。「這不單在儒林中獨樹一幟，即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張岱年語）」以此觀照我們今天的教師，生活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新時代，當如何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自發努力哉？
（作者簡介：蔡桂如，泰州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本文系作者在2020泰州學派學術峰會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