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莫言的最新長篇小說。
與莫言以往小說更注重歷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歷史現實的書寫，主要講述的是鄉村醫生「姑姑」的一生。「姑姑」的父親是八路軍的軍醫，在膠東一帶名氣很大。「姑姑」繼承衣缽，開始在鄉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們在婦女們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個又一個嬰兒。「姑姑」接生的嬰兒遍布高密東北鄉，可喪生於「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嬰兒也遍布高密東北鄉。姑姑一面行醫，一面帶領著自己的徒弟們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讓已經生育的男人結紮，讓已經生育的懷孕婦女流產，成了「姑姑」的兩件大事。
小說通過講述從事婦產科工作50多年的鄉村女醫生姑姑的人生經歷，反映新中國近60年波瀾起伏的農村生育史，描述國家為了控制人口劇烈增長、實施計劃生育國策所走過的艱巨而複雜的歷史過程。
作者簡介 · · · · · ·莫言，山東高密人，1955年生。著有《紅高粱家族》、《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等長篇小說十一部， 《透明的紅蘿蔔》、 《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說一百餘部，並有劇作、散文多部；其中許多作品已被翻譯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韓、荷蘭、瑞典、挪威、波蘭、阿拉伯、越南等多種語言，在國內外文壇上具有廣泛影響。
莫言和他的作品獲得過「聯合文學獎」（臺灣），「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法國「Laure Bataillin（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 「法蘭西文化藝術騎士勳章」，義大利「NONlNO（諾尼諾）國際文學獎」，日本「福岡亞洲文化大獎」，香港浸會大學「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及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等國內外獎項。
《蛙》是莫言醞釀十餘年、筆耕四載、三易其稿、潛心打造的一部觸及國人靈魂最痛處的長篇力作。小說由劇作家蝌蚪寫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四封長信和一部話劇構成，講述了姑姑——一個鄉村婦產科醫生的人生經歷，在用生動感人的細節展示鄉土中國六十年波瀾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時，毫不留情地剖析了當代知識分子卑微的靈魂。
本書獻給：經歷過計劃生育年代和在計劃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萬萬讀者。
書評：歷史如何反思，談莫言的蛙
一
2009年，在舉國歡慶建國六十周年之際，莫言推出了自己的長篇新作《蛙》。這部號稱「醞釀十餘年、筆耕四載、三易其稿」 的小說，無論從出版的時間來看，還是從試圖表現「鄉土中國六十年」 的創作意圖來看，都可以被理解為是作家嘗試用自己的創作對共和國歷史進行清理和反思的嘗試。在這個意義上，莫言這個一向強調「長篇小說尊嚴」 的作家，其創作的野心不可小覷。正如小說封面勒口所寫的：「本書獻給：經歷過計劃生育年代和在計劃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萬萬讀者」 ，這部小說將筆觸伸向了所謂「波瀾起伏的生育史」 ，描寫新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生育的不同形態。不過與當代文學慣常的歷史書寫方式不同的是，這部小說並沒有採用「現實主義」式的敘事成規，而是具有鮮明的後現代主義寫作的特徵。因此對這部作品的意義闡釋就不能只局限在小說題材之上，而是要結合對小說形式的分析，對《蛙》這樣的作品來說，故事怎麼講顯然要比故事講什麼更為重要。
小說《蛙》由三種完全不同的文體——文學素材、話劇劇本和書信——拼貼而成。它的主體部分是文學愛好者蝌蚪寫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四份文學素材，即蝌蚪為創作一部以他「姑姑」為主人公的話劇所做的準備。小說的第五部分就是他最終完成的話劇劇本。而每一部分前面，又都有一封蝌蚪寫給杉谷義人的短箋。從這樣的小說結構來看，《蛙》中顯然包含了兩個層面的故事，第一個層面是蝌蚪在文學素材中講述姑姑作為婦產科醫生、計劃生育幹部的經歷以及他本人在新世紀以來的種種遭遇；第二個層面則是作為文學愛好者的蝌蚪試圖把前一個層次中的故事寫成一部「像《蒼蠅》、《髒手》那樣優秀」 的話劇劇本。正像小說開始時敘述人蝌蚪對日本作家杉谷義人所說的，後者所作的題目為《文學與生命》的演講是啟發其開始創作的動力。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莫言的小說《蛙》所處理也正是「文學與生命」，它既是一個關於「生命」遭遇不同形態的「政治」時所受到的種種壓迫的故事，也是一個如何以「文學」的方式將人們的歷史經驗和生命體驗加以表達的故事。從這個角度來看，《蛙》的意義顯然不僅是對計劃生育政策得失的某種評價和反思，它更包含了如何將姑姑和蝌蚪在六十年的歲月中所獲得的歷史經驗轉化為文學形式，使之成為可感形式問題的思考。
本文對小說《蛙》的討論，即圍繞上述兩個層面展開。首先，本文將從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論出發，分析小說如何在第一到第四部分中表現主人公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態下，同樣參與對「生命」的戕害與荼毒。其次，文章則選擇以蝌蚪寫給杉谷義人的五封信為分析的起點，揭示小說中所蘊涵的「懺悔」主題，分析小說第五部分，即蝌蚪最終完成的話劇劇本，探討主人公為何難以將自身的歷史經驗賦予文學形式，並由此思考文學應該以何種方式來處理為當代中國人複雜、多變的生命經驗和情感體驗的議題。
二
小說《蛙》選擇以計劃生育問題作為題材，顯然試圖觸碰一個關於「生命政治」的議題。因為正像作者借小說人物的口所說的，計劃生育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國家的政策。毛主席說，人類應該控制自己，做有計劃的增長。」 而這裡所說的「控制」、「有計劃」，即意味著作為現代性組織形式的現代國家開始將「生命」納入到「政治」的掌控範圍之內，使「生命」服務於現代國家的「政治」目的。
最早將「生命」與「政治」放在一起進行理論化論述的，是法國學者米歇爾•福柯。在1976年法蘭西學院的系列講座中，福柯區分了統治者對死亡的權力和對生命的權力。他認為現代國家的統治者和君主制國家的君王重要區別是：後者只擁有對死亡的權力，即將人處死的權力，但不具備對「生命」的控制力；而前者在擁有對死亡的權力之外，還則擁有對「生命」的權力，即通過對「出生率和死亡率、再生產比率、人口的繁殖」 等過程的控制，實現對「生命」的掌控。因此現代統治者通過「懲罰技術」（對死亡的權力）和「調節技術」（對生命的權力）的雙重掌控，最終實現了對「從有機體到生物學，從肉體到人口的全部」 佔有。這種統治者對生命的權力，就被福柯命名為「生命政治」（Biopolitics）。
在這裡較為詳細的介紹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論，對於我們討論小說《蛙》來說是相當必要的。雖然福柯關於「生命政治」的討論最終指向了對種族主義起源的考察，引申出對納粹——這一資本主義社會的變異形態的反思，與我們今天的討論並不相干。但福柯在這裡提出的「生命政治」概念無疑提醒我們注意，「生命」這個看上去似乎最自然、最本真的東西在現代社會難以獨善其身，它早已被編織進現代性的邏輯之中，從而與「政治」深刻的聯結在一起。因此對於小說所處理的計劃生育政策，我們不應該像某些居心叵測的西方評論家那樣，將其理解為集權國家對所謂「人性」或「人權」的迫害。而只能把這種「政治」對「生命」的掌控與壓抑，視為現代性邏輯在中國展開過程中的必然後果。在筆者看來，莫言在小說《蛙》的主體部分，即作為文學素材的第一到第四部，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觸碰到了「生命政治」的議題。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蛙》的第一到第四部是文學愛好者蝌蚪寫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四份文學素材，是蝌蚪用來「為寫作那部以姑姑為素材的話劇做準備」 的。不過由於蝌蚪在其中也常常加入對杉谷義人的傾訴，因此我們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將之理解為蝌蚪寫給杉谷義人的長信。從這四個部分的排列關係來看，其中似乎蘊涵了作家對共和國六十年歷史的某種理解。小說在第一部分開始時向讀者說明反右鬥爭之前（即在1955年和1957年之間的一段時間）的中國，是「中國的黃金時代，也是姑姑的黃金時代。記不清有多少次了，姑姑雙眼發亮，心馳神往地說：那時候，我是活菩薩，我是送子娘娘，我身上散發著百花的香氣，成群的蜜蜂跟著我飛，成群的蝴蝶跟著我飛。」 這段富有抒情氣息的文字可以說是整部小說中唯一輕鬆明快的段落。再次之後的故事則逐漸將向讀者展示出沉重悲愴的一面。小說第一部結束於文革時期對姑姑進行批鬥時，會場冰面的斷裂，「許多人，落到了冰水中」 。第二部則以蝌蚪的第一任妻子王仁美被姑姑強行流產，最終母子死在手術臺上為結尾。而小說第三部則以由於姑姑不斷追逐「超生遊擊隊」王膽，最終造成後者因早產而死亡收束。從這樣的排列來看，小說講述的就是中國社會自60年代以來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後，「生命」開始逐漸被「政治」所掌控，婦女們生育的要求不斷受到以姑姑為代表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壓制，「政治」開始根據自己的需要掌控整個國家的人口出生率，並由此造成「生命」不斷被抑制以致死亡的過程。故事進入第四部分後，結局開始不再突顯死亡，轉而書寫「生命」的誕生。這一部分以蝌蚪的兒子出生作為結尾，並宣告這個孩子「必將成為這個國家的一個合法的公民，並享受這個國家給予兒童的一切福利和權力」 。
單從這樣的結構安排來看，作者似乎通過小說前三部分關於死亡的書寫，表明「生命」在1957年之後，逐步受到「政治」的種種壓制。而第四部分則以一個計劃外嬰兒的誕生，暗示「生命」開始在新世紀擺脫了「政治」的壓制，獲得了某種意義上的「復甦」。不過小說《蛙》的內涵顯然沒有這麼簡單。這種複雜性突出體現在第四部的描寫中。在這裡，小說不再以姑姑為主人公，而是主要講述的是小獅子趁自己的丈夫——主人公蝌蚪——不備，通過代孕公司利用試管嬰兒技術為蝌蚪生一個兒子的故事。而蝌蚪在開始時覺得讓自己小學同學的女兒陳眉為自己生孩子是不道德的，並千方百計想讓陳眉流產。但小說情節至此突然一轉，蝌蚪突然意識到自己當年就是因為軟弱，配合姑姑貫徹計劃生育政策，強迫前妻王仁美流產，才造成她慘死。因此他現在只有生一個兒子才能為自己「贖罪」，於是覺得「自己的靈魂受到了一次莊嚴的洗禮，我感到我過去的罪惡，終於得到了了一次救贖的機會，無論是什麼樣的前因，無論是什麼樣的後果，我都要張開雙臂，接住這個上天賜我的赤子！」 因此心安理得接受了陳眉代孕的事實，並宣稱自己之前對代孕合法性的質疑「只能說明不是社會出現了問題，而是我自己出現了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說，姑姑與蝌蚪也分享著同樣的邏輯。她本是一個堅貞的共產黨員，在貫徹落實計劃生育政策時毫不留情，宣稱：「黨指向那裡，我就衝向那裡！……現在有人給姑姑起了個外號叫『活閻王』，姑姑感到很榮光！」 不過這部小說的有趣之處或許並不在於它對姑姑堅決貫徹黨的政策的描寫，而是它不斷通過敘述者蝌蚪的引述，將姑姑在新世紀對自己當年的評論，插入到對50到80年代的描寫中。也就是說，雖然小說刻意將50到80年代的姑姑塑造成一個不顧一切要貫徹計劃生育政策的共產黨幹部，但它同樣強調「進入晚年後，姑姑一直認為自己有罪，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惡極，不可救贖。」 而且姑姑甚至認為「那時（指50到70年代——引者案）所有人都瘋了，想想真如一場噩夢。」 從「噩夢」這樣的比喻我們可以看出，晚年的姑姑顯然在為自己年輕時的所作所為而「懺悔」。而也正是因為這一「懺悔」，姑姑這個原本極度正直，在文革期間哪怕被人拔掉頭髮也絕不說謊的人，竟然無恥的證明小獅子才是蝌蚪兒子的親生母親。在這裡，蝌蚪和姑姑沒有意識到的是，當他們為自己在50到80年代貫徹落實的計劃生育政策「贖罪」時，他們其實再次成為「生命政治」的幫兇，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實踐對「生命」的控制和戕害。
而這種戕害就集中體現在蝌蚪對陳眉腹中孩子的剝奪上。從小說的描述來看，陳眉是一個被資本剝削到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形象。她原本是高密鄉最美麗的女人。但在廣州打工時，陳眉被血汗工廠的一場大火毀容，變成了一個只能用黑紗包裹身體的女人。然而資本的邏輯總是貪得無厭的，它不僅要剝奪她美麗的外殼，還要將她物化為生產資料。正像李手為蝌蚪所描述的陳眉：「她就像一個工具，你只不過租來用了一下，如此而已。」 資本家的一句「如此而已」，就將陳眉的孩子竊為己有，這也就難怪陳眉要發出這樣的控訴：「我感到自己是一個醜陋的繭，有一個美麗的生命在裡面孕育，等他破繭而出，我就成了空殼。」 在筆者看來，莫言的寫作正是在這裡觸碰到一個極為深刻的命題：即當蝌蚪為一種形態的「生命政治」對「生命」的壓抑而懺悔時，他正在成為另一種形態的「生命政治」的幫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說的前三部分和第四部分雖然在表面上表現出對「生命」的不同態度，但卻分享了共同的邏輯，即通過對「生命」的掌控來實現某種「政治」的目的，只不過前者是為了「國家前途，民族未來」 ，後者則是為了資本增值。
三
如果說小說的主體部分探討的是「生命政治」的議題，那麼附在每一部分前面的書信以及小說的第五部分，則是在處理如何把姑姑、蝌蚪的歷史經驗和生命體驗賦予文學形式的問題。雖然那五封蝌蚪寫給杉谷義人的信被有些評論家視為「敘事的冗餘物」 ，並且信件的接受者杉谷義人也毫無存在的價值，因為「這個神秘的日本作家，除了有可能勾連起莫言本人一些難以被外人索解的私人生活體驗外，其在小說中的功能和任何一名普通讀者幾乎沒有差別。」 但在筆者看來，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信件實際上扮演著多重功能：它們既對敘述人蝌蚪的身份進行限定、也與小說主體部分產生相互映照的效果，同時還將蝌蚪的寫作定位為「贖罪」。在第一封信中，蝌蚪在杉谷義人面前顯得謙遜、低調甚至有些諂媚，他聲稱是後者題為《文學與生命》的演講勾起了他的創作欲，試圖要以姑姑為主人公寫一部話劇。而在第二封信中，當蝌蚪得知杉谷義人就是當年侵略高密鄉地區的日軍將領的兒子後，馬上在道德層面上表現出對後者的優勢。他甚至還可以安慰杉谷義人說「當今這個世界最欠缺的就是這種精神（指杉谷義人所具有的歷史反思精神——引者案），如果人人都能清醒地反省歷史、反省自我，人類就可以避免許許多多的愚蠢行為。」 如果我們將這封信與第三封信進行對比就顯得頗有意味。蝌蚪在這封信中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辯解，聲稱「歷史是只看結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們只看到中國的萬裡長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許多偉大建築，而看不到這些建築下面的累累白骨」，因此計劃生育政策雖然手段極端，但「不僅僅為了中國自身的發展，也是為全人類作出貢獻。」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雖然蝌蚪在第二封信中對杉谷義人所變現出的歷史反思精神極為欽佩，但他自己對歷史的態度卻是以為歷史辯護的姿態而拒絕反思。只看到「政治」通過調控「生命」所帶來的正面結果，而不願意正視這一過程所造成的「累累白骨」。而在第四封信中，一個有趣的轉折出現了，蝌蚪不再像第三封信中那樣表現出為歷史辯護的自信，而是開始把寫作當作一種「贖罪」的方式，認為「既然寫作能贖罪，那我就不斷地寫下去。」 到了第五封信，蝌蚪心中的「罪感」並沒有因為寫作的完成而減輕，覺得「心中的罪感非但沒有減弱，反而變得更加沉重」 。並向杉谷義人詢問「被罪感糾纏的靈魂，是不是永遠也得不到解脫呢？」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杉谷義人在小說中並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冗餘物，相反他與主人公蝌蚪存在著結構上的對應關係。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蝌蚪和杉谷義人之間實際是一種鏡像關係。蝌蚪的寫作過程，也就是不斷向杉谷義人接近的過程。雖然兩個人在小說開始時身份地位相差懸殊，但小說結束時他們則共同佔有了一個「贖罪」的位置。正像第四封信向我們揭示的，蝌蚪正是因為要以寫作來進行「贖罪」，他所寫下的故事才逐漸從為姑姑「樹碑立傳」，演變為自我書寫。與此相對應的就是小說第四和第五部分不再以姑姑為主人公，轉而主要講述蝌蚪自己的經歷。而這部小說的有趣之處在於，當小說在前三部分書寫「生命」為「政治」所壓迫和抑制時，蝌蚪的寫作顯得很有自信，並在杉谷義人面前為計劃生育政策辯護。但當小說後兩部分書寫新生命的誕生時，蝌蚪則與杉谷義人一樣，開始進行歷史反思和「懺悔」。因此這五封書信恰與小說的主體部分形成鮮明的對照。正如我們在上文分析的，在小說的前三部分中，蝌蚪在敘述姑姑的故事時不斷引用姑姑在新世紀的懺悔來對譴責姑姑嚴厲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行為。與此相映照的是蝌蚪在前三封信中始終保持著對歷史的自信，拒絕對進行歷史反思。而在小說的第四部分中，蝌蚪講述是一個通過新生兒的誕生來成功贖罪的故事，但在第四封信中卻流露出尋求懺悔而不得的無奈。在筆者看來，被講述的故事與講述者之間的這種錯位與矛盾，暗示著蝌蚪的寫作已經陷入某種困境，他將無法講述一個他所預期的故事。而這一點將在我們對第五部分的分析中得到驗證。
細心的讀者在讀到小說第五部分時可能會感到有些錯愕。這種感覺首先來自文體的突變。在小說文本中突然插入劇本本身就是對讀者閱讀經驗的衝擊和阻斷。其次，這部劇本並沒有像小說前四個部分那樣按照時間線索順時展開，而僅僅展現了一個與第四部分同時發生的戲劇性故事。這又是一種對小說時間線索的疏離。最後，從蝌蚪寫給杉谷義人的信中我們知道，小說的前四個部分是蝌蚪用來「為寫作那部以姑姑為素材的話劇做準備」 的。因此最讓讀者在閱讀第五部分時感到吃驚的可能就是蝌蚪最終完成的作品竟然呈現出這樣的面貌。在這部醞釀多年九幕話劇並沒有像蝌蚪在信中所說的那樣「以姑姑的一生為素材」 ，甚至也沒有以姑姑為主人公。而只是延續了小說第四部分的情節，講述蝌蚪及其朋友如何從陳眉手中搶走她的嬰兒，並將其竊為己有。從這個角度來看，小說《蛙》的結尾就顯得與全書很不協調。因為從蝌蚪寫給杉谷義人的信來看，支撐他寫出接近一部長篇小說容量的創作素材的基本動力，就是要寫一部表現姑姑一生的話劇劇本。而且蝌蚪在小說一開始時對自己這部尚未完成的話劇劇本很有信心，認為這部劇本將「像《蒼蠅》、《髒手》那樣優秀」 。然而當小說進入尾聲，這部話劇劇本真的呈現在讀者面前時，小說前三部分的內容完全在劇本中消失了，它只能勉強算是小說第四部分的復沓。而且更有有趣的是，時間本身也在這個話劇劇本中消失了。在每一幕前面的場景介紹中，除了月亮代表正值深夜外，我們找不到任何標明時間的標誌。這就使得蝌蚪的話劇非但沒能完成對歷史的書寫，反而變成一個漂浮在時間歷程之外的烏有之鄉。這又與小說前四部分中蝌蚪自覺的進行歷史敘述形成鮮明的對比。而由此引發的問題是，小說中蝌蚪為何無法真正講述「姑姑的一生」？他為何無法將自己的歷史經驗與生命體驗賦予一種文學形式？他原本所具有的歷史書寫意識為何在經歷了漫長的準備 後，在最後進行寫作時突然消失了？他為何最終只是呈現給讀者一段游離在時間之外的斷片？
在筆者看來，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顯然只能在蝌蚪最終完成的作品中尋找答案。在蝌蚪的那部名為《蛙》（與小說同名）的九幕話劇中，戲劇故事基本上圍繞著兩條線索展開，一條線索是陳眉到各地喊冤哭告，尋找自己的孩子。而另一條線索則是蝌蚪及其家人朋友慶祝蝌蚪晚年得子。兩條線索以交替上場的方式展開戲劇情節，最終匯聚在第八幕高夢九判案的場景中。在這一幕中，高夢九這個戲擬的審判者被金錢收買，在審判中偏袒蝌蚪及其家人、朋友，用一種詭辯的方式將陳眉的孩子判給蝌蚪的妻子小獅子。也正是在這一場景中，所有的人物都匯聚在一起，並站在陳眉的對立面指責她是錯的，是社會正常秩序的破壞者。而陳眉這個人物的形象本身也恰恰印證了這一點。這個重度燒傷的女人總是用黑紗遮蓋自己全身，一旦露出自己的臉就會把人嚇跑。因而總是給人一種幽靈般的感覺。而陳眉這樣一個被資本壓榨成「空殼」的「幽靈」，在那個金錢至上的社會中自然要被千夫所指，難以立足。因此無論是從戲劇結構的角度看，還是從人物形象的角度看，話劇《蛙》都把陳眉當作「鬼一樣」 的存在，從「正常」的社會中放逐出去。而與此相對應的則是最後一幕。與之前八幕中充斥著緊張焦慮的氣氛不同，在蝌蚪等人終於將陳眉放逐之後，第九幕呈現出難得的靜謐和安詳的感覺。雖然蝌蚪等人在內心中感到有愧於陳眉，姑姑還發出這樣的感慨「我總覺得，你們——當然也少不了我——我們虧對了陳眉。」 但他們卻認為隨著陳眉腹中的孩子順利的來到這個世界上，他們最終可以實現「救贖」，清算自己在貫徹計劃生育政策時所犯下的罪行。因此這部話劇結束在一個驚心動魄的時刻：為陳眉的接生的姑姑雖然明知孩子並非蝌蚪的妻子小獅子所生，但仍向蝌蚪詢問小獅子的奶水是否豐沛。而蝌蚪則心照不宣的聲稱妻子的奶水「旺盛」得「猶如噴泉」 。兩個人正是以這樣的自欺欺人的方式，完成了所謂的「懺悔」與「救贖」。
從這個角度來看，蝌蚪最終完成的話劇與他的第四份文學素材一樣，都在書寫著以在「當下」重新犯罪的方式，來「懺悔」「過去」罪行的故事。姑姑覺得自己過於嚴厲的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在50到80年代通過流產手術，「殺死」了兩千多個孩子，手上沾著「腥臭」 的血。而蝌蚪則覺得由於自己當年的軟弱，逼迫前妻王仁美接受流產手術，最終造成了後者的慘死。正是他們因為過深的執著於50到80年代所犯下的「錯誤」，感到自己是那個年代「政治」壓迫「生命」的幫兇，因而為了迎接一個新的生命，不惜出賣陳眉的利益，將她的生命變為「工具」。由此，我們似乎已經找到蝌蚪不能將自己的歷史經驗與生命體驗賦予文學形式的原因。蝌蚪在了漫長的寫作過程中，其寫作已經由對歷史的書寫，轉變為「懺悔自己犯下的罪，並希望能找到一種減輕罪過的方法」 。這一轉變本身無可厚非，但問題是蝌蚪的反思和贖罪卻是建立在失去對現實的認識的基礎上的。他始終無法認識到他對陳眉的傷害並不是金錢所能補償的，這種傷害和當年他對王仁美所做的一樣，都是一種對「生命」的荼毒。而正是因為無力認識現實，使得蝌蚪只能以拒絕反思的方式進行歷史反思，以犯罪的方式進行「贖罪」，而他所試圖進行的歷史書寫，最終也因為喪失了現實的坐標，而成為漂浮在時間歷程之外的碎片。
四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莫言的小說《蛙》一方面暗合了「生命政治」的議題，即在兩種不同的「政治」形態下對「生命」壓迫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如何用文學的方式表述這一命題的問題。對於文學愛好者蝌蚪來說，他顯然既不能認識到當代社會中的「生命政治」問題，也不能完成對歷史的書寫。雖然他在給杉谷義人的信中高度讚揚歷史反思精神，但頗有反諷意味的是他本人恰恰不具備這一品質。在筆者看來，歷史反思能力的匱乏是造成蝌蚪寫給杉谷義人的信與小說主體之間錯位矛盾的原因。而從蝌蚪最終完成的作品我們也可以看出，雖然他試圖書寫姑姑的一生，對六十年的歷史進行清理。但他最終只完成了一段沒有時間、沒有歷史的文字。正像克羅齊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歷史的反思也只能建立在對當代的正確認識基礎上。當蝌蚪為自己曾當過計劃生育政策的幫兇而懺悔的時候，他顯然忽略了對身邊一種新的「生命政治」對「生命」的戕害和荼毒，也就無力完成對歷史的真正書寫。正像蝌蚪在第四封信中所說的：「既然寫作能贖罪，那我就不斷地寫下去」，他的寫作僅僅成了「贖罪」的工具。然而正像蝌蚪和姑姑為了「贖罪」而最終再次戕害「生命」一樣，蝌蚪的寫作也同樣不能真正幫助他實現救贖，在完成劇本之後，他只能追問杉谷義人「被罪感糾纏的靈魂，是不是永遠也得不到解脫？」
從這個角度來看，莫言的這部出版於建國六十周年的小說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他既對當代社會對「生命」的壓迫提出質詢，也開始反思我們應該如何書寫的我們的歷史經驗並將這一經驗賦予文學形式。就這個問題來說，我們顯然不能像蝌蚪那樣因為對「過去」的贖罪而在「當下」再次犯罪，以歷史反思的名義拒絕反思。然而當下中國社會一個嚴重的問題就在於人們往往像蝌蚪一樣沉浸對在50到70年代拒絕和懺悔中，無力對當下社會的真正變化做出正確的回應。而我們時代的文學也正是因為沉浸在這樣的氣氛中，既無力表達我們的時代，也無力對歷史進行書寫，最終往往和蝌蚪的那部名為《蛙》的九幕話劇一樣成為游離在歷史之外。或許正是在這個層面上，莫言的寫作呈現出其批判性和意義所在，而文學的價值也正在這樣的寫作中得到展現。
二零一零年五月於暢春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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