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海外網
音樂語言隨時代變遷而發生變化。以意傳情的中國傳統民族音樂，面對今天生活節奏、社會面貌日新月異的變化，面對音樂語言越來越豐富的當代音樂，也要有所調整
8歲那年，父親為我買了第一支竹笛，從此我就再也沒有放下。
我是恢復高考後中央音樂學院錄取的第一批大學生。但在此之前，我對江南民間音樂以及評彈、滬劇、錫劇、崑劇等傳統戲曲和曲藝音樂已有長時間接觸學習。在蘇州吳縣文工團做樂隊演奏員的7年間，我幾乎走遍江浙大小鄉鎮，每到一處便向當地民間藝人學習，深感民間音樂、傳統音樂、戲曲音樂的博大。
畢業後，我到中國音樂學院工作。1983年春節，我和其他幾位同事在音樂理論家李西安先生的悉心安排下，專程到福建泉州向當地藝人拜師，學習在中國音樂史上被稱為「活化石」的古老南音。用閩南語演唱的南音，雖然保留了唐代以前的古老唱奏方法，但無論是演唱還是樂器演奏都存在相當大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對於我們這些習慣了看譜演奏的音樂學院科班生來說是一種挑戰。我雖然自幼吹笛，但南音使用的尺八和別具一格的「工乂譜」卻讓我望而卻步，但同時也讓我深切認識到，除了音樂學院裡的教授，民間藝人那裡同樣有「一肚子學問」。如果我們能抱著虛心、誠懇的學習態度，中國傳統民族音樂會成為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
工作之初，中國音樂學院教授曹正送給我一支陶壎，並教導我說，演奏笛簫樂器的人應該同時掌握壎的演奏技法，因為壎有八千年歷史，具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我隨即開始對這件古老樂器進行鑽研，從它的聲音中一次次感受到神秘遙遠的遠古神韻，之後我不僅用它獨奏，還為它改編和創作新樂曲，並在電影《菊豆》《霸王別姬》等配樂中展示這件古老樂器的魅力，在國際上獲得巨大反響。
還記得我憑藉作品《南韻》在全國民族器樂作品創作比賽上獲獎，頒獎的領導對我說：「你的作品是鮮活的，具有東方文化內涵的特徵。」這句看似簡單的話，堅定了我未來的方向。無論是20多年後，我採用蘇州彈詞「麗調」素材和「麗調」獨特的運腔創作的《花泣》，還是為北京奧運會創作的《自然》，抑或是後來我組建中國竹笛樂團並堅持每年推出一臺原創音樂會，我在藝術創作的道路上始終沒有偏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傳統民族音樂的「根」，是它們養育了我。一件樂器的風格傳承是什麼、中國音樂的精華內核是什麼、背後的民族文化特徵是什麼，這些是我幾十年不斷思考的問題。事實證明，中國當代音樂家如果想要在國際舞臺上成功「走出去」並獲得世界性影響，認識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音樂核心價值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高超的作曲技法與演奏技巧。
音樂語言隨時代變遷而發生變化。以意傳情的中國傳統民族音樂，面對今天生活節奏、社會面貌日新月異的變化，面對音樂語言越來越豐富的當代音樂生態，也要有所調整。就竹笛演奏而言，傳統意義上的演奏技巧在今天面臨顛覆性的發展。陳其鋼《三笑》中尺八、大低音笛的表現，其氣息運用的多元性與手指變化的複雜性，在以往的傳統曲目演奏中沒有出現過。今天的音樂家必須具備在技術與藝術之間架起一座橋梁的能力。技術對藝術的改變是必然的，關鍵是怎麼理解、怎麼對待。比如，在我看來，電子音樂帶來的就絕不僅僅只是數碼化那麼簡單，而是一種高清晰度的思維觀念，這種觀念能給我們的音樂藝術帶來新質。
進入21世紀，中國傳統民族樂器和民族音樂面臨的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我們應該更理性地看待「被歡迎」，不是追逐新鮮一時、轟動一時，而是紮實尋求一種良性發展方式，在築牢傳統根基和面向世界觀眾之間，開創一片自由馳騁的天地。傳統與現代之間存在溝通理解、互鑑合作的無限可能。我曾將中國民族音樂的傳統元素與西方的現代音樂元素相結合，在作品中將古老樂器笛、簫、壎的獨有特性發揮到極致，同時與國際聽眾接軌，通過電子音樂元素和無伴奏合唱的利用，拓寬中國傳統民族音樂的表現手段以及樂器的表現力和感染力，讓傳統與現代之間迸發出火花。這一切的前提是我對傳統音樂的積累以及對西方音樂體系的理解，我追求的是在對中國傳統民族音樂語彙、風格特徵、審美意境乃至文化傳統深入吃透的基礎上，找到民樂內在的現代意識，而不是單純外在形式的新穎花哨。
中國傳統民族音樂寶庫中還蘊藏著許多不為我們所知的美，當代音樂家如何進一步發掘、繼承、弘揚中國傳統民族音樂，如何卓有成效地提高對中國傳統民族音樂的研究與認識，同時不斷創造出更多讓世界矚目的音樂作品，是一條漫長的探索道路。我願與同道攜手求索，為做好中國傳統民族音樂的當代世界性表達不懈努力。
張維良，1957年出生於江蘇蘇州，笛簫演奏家、作曲家、中國音樂學院教授。主要器樂代表作有《南韻》《花泣》《粵之海》《吆喝——竹笛與管弦樂隊》等，另有電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演奏、配樂作品若干，著有《簫的世界》《竹笛藝術研究》等。
張維良
《 人民日報 》（ 2019年12月20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