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新加坡華人佔了75%，其他是馬來人、印度人，1965年獨立後，面臨官方語言的選擇。按照慣例，無疑應該拋棄馬來語而選擇使用人口最多的華語，但李光耀卻在審時度勢後，力推英語上位，最終確立了英文為新加坡的政府用語。要知道，他要不是一個強勢的大家長，是怎麼也做不到的。新加坡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英國當局都沒有宣布英文為官方使用語言，反而是英國撤走後，李光耀做到了。
李光耀有他的理由，夾縫中(馬來西亞、印度、中國與西方之間)生存的200多萬人口的小國，必須得與當時的主流世界接軌，而要避免淪落到周圍大國的附庸，而當時主導世界的無疑是英、美兩國。馬來語不能選擇，因為只佔人口少數，75%的漢語也不能選，一是會遭到其他少數民族的反對，二是可能陷入對中國的依附。當時的北京，還一直試圖在東南亞國家發動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革命。
也只有「家長」李光耀才能做到對一個國家的語言制定硬性規定，這一點有如另外一位「家長」毛澤東執政後推廣普通話。現在回頭看，李光耀做出的這一選擇，恐怕比任何政治制度都更決定了後來50年新加坡的發展之路。1965年後，那些推廣華語運動的新加坡華裔積極分子從來沒有放棄過抗爭，不過，當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並號召中國人向新加坡學習時，那些鼓譟華語優先的人士才意識到，如果當初新加坡選擇了華文，新加坡可能不會那麼方便和快捷的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也就不會反過來成為中國學習的榜樣。
這就是圍繞家長李光耀「獨裁」最激烈的爭論之一，在說到他的做法時，他說，「有人說我處處幹涉人民的個人生活，沒錯，假如我不這樣做的話，新加坡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新加坡今天的成就確實可以傲視亞洲諸國。這位家長當初選擇英語作為官方用語，還同時做了另外一件事——保留東方價值觀，甚至有意抵制西方以自由和民主選舉為主的自由主義價值觀。
按說，語言是價值觀的載體，一個人從小接受英語教育，長大後幾乎不可能還保留東方的那些價值觀，有些東方很重要的價值觀例如「孝順」在英語詞彙中幾乎是微不足道甚至可有可無的。當李光耀選擇了英語作為新加坡官方語言後，他做的第二件幹涉人民生活的事就是鼓勵雙語(主要是華語)教育，並特地到美國、臺灣等地請唐德剛、餘英時、杜維明等七位融匯儒學與西學的大家到新加坡，把儒家經典與傳統文化翻譯成英文，編寫進中小學英文課本中。
部分保留英國殖民當局留下的制度框架，同時抵制西方民主的價值觀念，一直是李光耀的兩手抓。但就我看來看去，李光耀強調的東方價值觀其實一直並沒有被他系統地說清楚過，他自己強調的主要是「五倫」——君臣有義、父子有愛、夫婦有別、兄弟有序、朋友有信。這「五倫」按說還真和政治制度扯不上太大關係，可恰恰就反應在新加坡的政治上：李光耀按照憲法下臺後，經過一代領導人的過渡，「有愛」的兒子李顯龍順利接班，政權是在李家「有序」進行的，過渡性的人物也清楚 「君臣有義」的道理，很「有信」地告老還鄉，還位給已經長大的「李二代」……
這一切對於不了解「五倫」深意的西方來說，自然是無法接受的，但我幾次到新加坡同當地人交談後，發現大多數新加坡人對此並無明顯反感。可能迄今為止，他們還認為無論是李光耀還是李顯龍，都是好「家長」吧。而且，相比我們曾經有過的好家長「父親般」的毛澤東，以及當今北朝鮮的幾位金家「家長」，李光耀堪稱無與倫比的完美啊。
如果我們回到1965年突然獨立的新加坡，李光耀還有其他的選擇嗎?我認為也許真的沒有，「家長」李光耀幫新加坡人做出最好的選擇。但時過境遷，老家長也會退休會老去會死亡，新加坡同李光耀這位家長無法分開的模式還能持續多久?今天的新加坡的反對黨也漸漸坐大，我認為總有一天可能會有更多民眾要求更公正公平的選舉。當然，這個不應該是國際社會來決定的，而是全部通曉英語，對外面消息和資訊都相當清楚的新加坡人來決定。
我反而關心的是，這些年，中國有那麼多人鼓譟新加坡模式，他們知道新加坡模式其實是一位「家長」奠定，並與之一生相伴的嗎?也許，你需要的不是新加坡模式，而是新加坡這樣一位李光耀式的「家長」，可是，從中國面積、人口、國民素質以及世界格局等等來看，有多少人相信中國還可能出現一位李光耀式的「家長」?一個民族與國家在民眾素質較低的幼年時期，出現這樣或者那樣的「家長」都有可能，中國也出現過家長式的毛澤東，但滄海桑田，當今世界還有可能出現 「家長」嗎?
李光耀也許是世界上最後一位大家長吧，沒有李光耀這樣的「家長」，新加坡模式何去何從?中國又向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