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陳彬 張思瑋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使得公共衛生相關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繼2003年非典之後，迎來又一個發展熱潮。然而，疫情總有過去的一天，面對目前公共衛生在人才培養、學科地位、社會保障以及相關政策等方面依然存在的缺陷與不足，我國的公共衛生教育需要後續發力之處還有很多。這些問題能否妥善解決，直接關係著未來我國公共衛生體系的穩定發展。
2020年的高考已經結束，對於剛剛走出考場的學子們來說，下一步的重點工作是要確定報考的院校以及相關專業。鑑於近半年來，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大背景下，國內各高校紛紛開設公共衛生學院以及相關專業，今年的高三考生中，未來會有相當一部分進入公共衛生領域。
今年的高考考生多為2002年前後出生。當2003年非典暴發時，他們還只是襁褓中的嬰兒。而恰恰是非典過後，國內的公共衛生領域迎來了一波發展高峰。
17年足夠一個嬰兒成長為風華正茂的青年，但對於我國公共衛生專業人才建設工作來說，這17年的發展卻難言滿意，近兩年甚至有萎縮的態勢。而新冠病毒的來襲則為其又帶來一波熱潮。
然而，熱潮總有退去的一天。屆時，此刻即將邁入公衛領域的學子們，又將面對怎樣的現實？
提到近半年來公共衛生人才培養所面臨的機遇，一個直接的證據便是國內高校紛紛成立的公共衛生學院（以下簡稱公衛學院）。
根據媒體報導，自疫情發生以來，國內已有清華大學、南方科技大學、南開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天津科技大學、廈門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新餘學院、上海健康醫學院、湖南醫藥學院等一批高校發力公共衛生領域建設。其中，成立於7月7日的汕頭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成為截至目前最「年輕」的公衛學院。
大量公衛學院的成立，帶來的直接後果便是公共衛生相關人才培養規模的擴大。這也正是目前公衛領域最為樂見的一個現象，畢竟，我國公衛人員規模不足已是一個老問題。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孟慶躍提供了這樣一組數字——目前，我國約有100所高校設立公共衛生學院或預防醫學系，約70所院校培養碩士研究生，約30所院校培養博士研究生，每年輸送公共衛生人才約7000名。這一數量似乎不少，但與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相比，則相形見絀。
據統計，截至2018年，中國各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從業人員約18.78萬人，每萬人口中僅有1.35名公共衛生從業人員，這一數量僅為美國的1/5。2014年，我國在頒布的《關於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機構編制標準指導意見》中，要求疾控人員按1.75/萬人進行配置，但目前相關從業人員數量遠遠達不到標準。
如此看來，國內公衛人員數量出現缺口已是不爭的事實，高校大力培養相關人才也是題中之義。然而，以上數字並沒有說清一個問題——國內公衛人員的缺口究竟有多大？事實上，在記者查閱的所有相關文件及報導中，均未看到這一數字。
「我國公衛人員的缺口肯定是有的，這點毋庸置疑。但具體缺多少，的確沒有一個很系統的調研。」受訪時，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部醫學教育研究所所長程彥斌坦言，國家層面和教育主管部門需要對未來幾年國內公衛人才的需求進行評估。針對目前體量和未來需求之間的差距，有關部門要出臺指導性的意見，高校據此進行招生及教學安排，「招生時要和其師資、教學資源相匹配。」
然而截至目前，至少在公衛學院的建設以及學生培養數量方面，有關部門並沒有一個詳細的規劃和指導。
早在多年以前，蘇州大學校長熊思東就曾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直言，在西方，高校在專業設置、招生數量等方面的自由度非常大，政府並不幹預。但針對醫學生的培養規模和結構，政府會嚴格幹預，大學不能自由招錄。反觀我國，很多方面都控制得很嚴、規劃得很好，但恰恰在醫學生的培養方面，雖然有規劃，卻規劃得不到位。
「我國地大人多、社會結構層次複雜，而培養醫學人才是一個龐大工程。」熊思東說，這決定了醫學人才的培養是需要頂層設計與科學規劃的。「我們到底要培養什麼樣口徑的醫學人才？培養什麼樣結構的醫學人才？換句話說，我們的醫學人才數量和結構如何來平衡？具體如何設計、如何規劃？這些都需要提前籌謀。」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初，公衛人才培養規模不足的問題其實就已經引起了相關人士的注意，擴大培養規模之聲也已經出現。例如，今年2月，清華大學網際網路產業研究院產業轉型顧問委員會主席黃奇帆就曾撰文，建議教育部要鼓勵「雙一流」大學設立高質量的公共衛生學院，而不是只由醫學院校設置公共衛生相關專業。
這份曾引發公眾普遍關注的建議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背景，那就是我國公衛人才素質普遍不高。
《2018年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鑑》顯示，全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衛生技術人員中，中專及以下的比例高達23.4%；技術型、管理型專業人才嚴重欠缺。以湖南省為例，該省《衛生健康統計年鑑（2013—2018）》顯示，2017年，湖南省級疾控部門的衛生技術人員中，大專及以下學歷佔68.86％，研究生學歷僅佔3.16％，中級及以下職稱佔92.61％。
針對這一問題，近期已有多位專家學者發聲。如浙江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吳息鳳便曾對媒體表示，要加強不同層次公共衛生人才的培養，既培養可在基層衛生機構開展日常工作的技術性人才，也應該培養層次較高的、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技術型+研究型人才，如研究型、專業型碩士及博士生培養。在高端人才培養方面，可以參考臨床醫學專業學位博士人才培養體系，建立相應的博士人才培養體系。
然而，培養不同層次公衛人才的職責，是否也需要一定的「分工」呢？在程彥斌看來，這一問題牽扯到目前我國公衛人才除數量不足之外的另一個重要現狀，那就是人員結構的失衡。
「目前，我國縣一級疾控部門基本沒幾個專業的人才，但高校培養的大量人才卻出於各種原因，很難『下去』。在我國西北地區，甚至整個縣裡都沒有一個正規的公衛專業大學畢業生。」程彥斌說，相比之下，在東部經濟發達的省份，以及省市一級的研究部門，公衛人才缺乏的問題要相對好得多。
這說明我國公衛人才，尤其是高素質人才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也屬於結構性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顯然不是僅僅依靠高水平大學就能做到的。
程彥斌坦言，高水平大學在公衛人才培養中的確發揮著重要作用，當前擴大其招生規模也自有其道理。但是，這類高校擴招的總數不能過大，「因為它們培養的都是高端公衛人才，而這些學生是很難真正下到基層的，一味地擴充反而容易形成資源在局部的過剩。」
他表示，目前公衛人才培養的主要發力點還應放在地方高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地方高校。「畢竟這些學校培養出的人才，才能夠真正紮根地方，從基層提升我國公衛人才的整體素質。」
數據顯示，2003年非典疫情過後，我國公衛人才培養曾出現過一個熱潮。例如，2004年，我國疾控團隊的人數曾達到創紀錄的21萬人，很多學校也建立了預防醫學專業。然而自此之後，相關人員的規模便呈逐年下降之勢。
根據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郝模的統計，2009~2017年，我國疾控中心衛生人員減少了3.0%，衛生技術人員減少了4.1%。近幾年流失速度還在加快，僅2018年一年就有近3000人離開。在今年6月的一次會議上，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更是指出：「近三年來，僅國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幹就有百人之多，有些地方疾控機構的人才流失可能更嚴重。」
直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到來，這種情況才得以緩解。
疫情期間，除了大量公衛學院成立之外，教育部副部長翁鐵慧也於今年2月底表示，今年將擴大碩士研究生招生規模，擴招的專業將向臨床醫學、公共衛生、人工智慧等領域傾斜，以專業學位培養為主。
正如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教授曾繁典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所說，當下發展公衛教育十分必要，既是對前段時間公衛體系建設所出現的放鬆傾向的一種糾正，也是我們從新冠肺炎疫情中所汲取的教訓。
然而，當新冠肺炎疫情徹底結束後，我們還會重蹈非典之後的覆轍嗎？
面對公衛人才的紛紛流失，目前公認的一個問題在於待遇。比如，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何納受訪時就直言：「人才流失是全國公共衛生領域的普遍現象。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待遇過低，很多省市疾控中心人員，待遇低於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人員。」
採訪中記者得知，在我國中西部某些地區，一些有著10年工作經驗的基層公衛人員，其每月收入也僅有四五千元。
沒有足夠的待遇保證，公衛人員的流失也就不可避免。然而，除了待遇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在困擾著基層公衛人員。
「目前，基層公衛人員缺少足夠的專業提升通道。」程彥斌表示，如果是臨床醫生，即使在縣級醫院工作，通常也會有足夠的機會到省一級醫院進修。「一般都要求用一年或半年來提高技術。」然而，公衛人員卻很少有這樣的專業學習和進修機會。
究其原因，「疾控部門本身運行經費就很有限，加之人員待遇低，即使有關部門能夠承擔培訓費用，培訓地點的消費水平通常也要高於當地，在那裡，公衛人員等於是一邊『賠錢』一邊學習，積極性不可能高。」程彥斌說。
何納也曾對媒體表示，應進一步完善基層公衛人員的培訓、考核和評價機制。「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們的前身上海醫科大學，在原衛生部支持下成立了『全國衛生管理幹部培訓中心』，培養了大批衛生領域幹部，他們都有良好的公共衛生素養。雖然我們現在有MPH（公共衛生碩士）的培養機制，但和過去相比，執業後的培訓機制依然相對弱化，還需要加強。」
「在既不能保障經濟收入、又缺少專業晉升通道的情況下，近年來公衛人員規模的縮水也就不難理解了，要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這兩方面都需要改變。」受訪時，有高校教師如是說。
要加強對基層公衛人員的培訓，除了提升個人主動性外，具有相關研究和教學優勢的高校無疑肩負著重要責任。但至少在程彥斌看來，目前高校在這方面做得並不多。
「2000年以前，一般的醫學院中都有針對不同醫學類別的培訓機構，涉及公共衛生、工業衛生或食品衛生等領域。這些機構在提升公衛人員整體素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近年來，高校相關工作開展得十分有限。」
究其原因，程彥斌覺得目前的政策導向出現了問題。
「受評價機制的影響，醫學類高校過分重視項目、文章、成果，功利性比較強。因此，在人才培養和培訓方面，高校所能投入的精力相對不足，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他說。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高校在公衛人員的培訓工作中正在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比如2018年底，上海市推出公衛醫師規範化培訓試點工作，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上海交通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等高校機構便被納入其中。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第九人民醫院副院長劉豔也在受訪時表示，國家應進一步探索公共衛生醫師規範化培訓與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銜接機制，同時加強醫療機構學科建設和相關人員的公共衛生知識培訓，協同提升臨床醫師隊伍的公共衛生專業技能和實戰能力。
對此，何納表示：「公共衛生學科面向人群，強調現場，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在人才評價上，除了考慮其發表的學術論文影響因子外，還應重視其在健康中國建設中的實際貢獻。」
「公共衛生學院（預防醫學系）應承擔起不斷改革和發展公共衛生教育的責任，以人才培養為核心使命，以服務健康中國戰略為方向。與此同時，教育管理部門也需要提高對公共衛生人才培養重要性的認識，把握公共衛生人才培養的特點和規律，從政策支持、評價體系等方面，為公共衛生人才培養創造良好的環境。」孟慶躍也如此表示。
受訪時，徐州醫科大學教授顧兵提到，一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後面涉及到各專業的問題，如病毒溯源、疫苗研發、發病機制、流行病學特徵等，這些工作的推進都離不開一個好的平臺。只有科研平臺好，才能提升對疫情的整體把控能力。
對此，程彥斌深以為然。但他同時也表示，類似「統一平臺」的設置，不應該僅限於科研領域。
「此前，在臨床醫學人才的培養過程中，我們一直強調要解決基礎教學與臨床教學割裂的問題。對於公共衛生人才的培養，則要在此基礎上，加上預防醫學，彌合基礎、臨床與預防醫學三者之間的鴻溝。」他說。
以五年制臨床醫學教育為例，在前兩年半，學生主要學習醫學基礎知識，在此期間，他們很少能接觸到實際病例，也很難了解我國的醫情；後兩年半時間，學生又完全投入臨床實踐中，很少研討醫學基礎知識。
「這樣的學習模式下，臨床與基礎之間是割裂的。」程彥斌說，也正因為如此，目前醫學教育領域都在普遍呼籲，在對學生進行基礎知識教學的過程中，一定要安排學生早臨床、多臨床、反覆臨床；在學習臨床時，則強調回歸基礎，進行相關理論知識的回顧性學習和研討，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公共衛生專業的主幹學科是預防醫學，相關學科是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因此，公共衛生專業人才培養模式也應該注重基礎、臨床和預防醫學教育的融通，從而全方位提升學生的整體能力。」程彥斌說。
針對目前公衛專業學生知識能力方面的不足，孟慶躍表示，目前公共衛生人才知識結構難以滿足實際需求。與臨床醫學、藥學、護理學等學科相比，社會對公共衛生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多樣化。這就需要公共衛生課程體系中除保留必要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外，還需增加實施性研究、評價科學、政策科學等方面的知識。
在實踐中，目前已有一些高校進行了相關探索。如廣州醫科大學正在醞釀修訂的2020年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方案中，就將改革臨床醫學生的預防醫學教學模式，針對醫學生在不同階段的學習需求，開展統計學、流行病學、衛生應急等不同的課程，把公共衛生教育貫穿臨床醫學生本科培養的全過程，使未來的臨床醫生具備公共衛生意識。
「醫學作為一個整體，不同專業間是難以彼此割裂的，而學生畢業後，所面臨的專業問題也不是單純某一個專業就能解決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倒逼著我們的醫學教育必須作出調整。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目前也面臨著醫學教育改革的契機，這是我們應該抓住的。」程彥斌說。
《中國科學報》 (2020-07-14 第5版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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