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思想小史》 繁榮的鑰匙 （美）彼得·特明、（英）戴維·瓦因斯 著 王子約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8月出版
凱恩斯理論
能給當今政策制定者多少啟迪
——讀彼得·特明和戴維·瓦因斯《凱恩斯思想小史：繁榮的鑰匙》
⊙潘啟雯
二十世紀曾掀起一場「凱恩斯革命」，一度被稱為資本主義「救星」、「戰後繁榮之父」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現在我們對他有多少了解？說來讓人不敢相信。早在2003年，英國廣播公司曾做過一項民意測驗，要求指出歷史上最偉大的英國人。結果顯示：邱吉爾高居榜首，黛安娜王妃排名第三。凱恩斯，這位生前獲得眾多美譽的經濟學家，沒能進入前100名。對此，麻省理工學院伊萊沙·格雷二世榮休經濟學教授彼得·特明和牛津大學經濟學教授戴維·瓦因斯認為，「凱恩斯的貢獻常常被忽視」；「凱恩斯洞見中相互關聯的諸個方面有助於我們今天處理全球經濟的問題」；「如果更多的人了解並運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這個世界將變得更加美好」。基於這個目的，他們共同撰寫的這本《凱恩斯思想小史：繁榮的鑰匙》顯得格外特別：其一，這是一部簡要的經濟思想史，卻對凱恩斯的理論源流、來龍去脈梳理得頗為全面、精到；其二，得益於問題導向的敘述方式，全書從凱恩斯面對的問題入手，從經濟決策角度去理解其經濟思想流變。
尋找防止其破壞
世界經濟增長進程的政策
凱恩斯經濟理論來源於他經歷的二十世紀三個關鍵時期：「一戰」後的和平協議時期、「大蕭條」時期和「二戰」時期。實際上，凱恩斯是馬歇爾的學生，並由庇古的指點步入經濟學殿堂。作為跨時代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初期的經濟思想與馬歇爾一脈相承，但後來的思想幾乎是和馬歇爾對立的。
特明和瓦因斯兩位教授研究發現，「一戰」結束時，35歲的凱恩斯負責英國涉外經濟政策。戰後他作為財政部首席代表參加了英國赴巴黎代表團，參與締結了《凡爾賽和約》的談判。但在1919年6月底他因對談判中所發生的事感到憤怒而離去。返回英國後，凱恩斯寫了《和約的經濟後果》，展示了他對當時世界經濟的看法，包括國際經濟應當如何良好運轉、會出現哪些問題及扭轉失敗的必要政策等。
在《和約的經濟後果》中，凱恩斯除了指責《凡爾賽和約》荒唐，讚美戰前經濟繁榮，也流露出了對長期經濟增長進程的興趣：第一，技術發展和人口快速增長推動歐洲經濟的產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第二，凱恩斯還發現戰前工人的工資依然很低，而企業的利潤很高，「財富分配的不平等使得固定資產和資本的巨額積累成為可能，這種積累把那個年代與其他年代區別開來」。這與亞當·斯密的觀察一致，即窮人不儲蓄也不積累資源，是富人在儲蓄，是富人在積累資本，這使經濟增長成為可能。
《和約的經濟後果》確立了凱恩斯作為全球公共知識分子的地位，也確定了他後續的研究計劃。此後，凱恩斯始終致力於研究世界經濟脆弱性的原因，並尋找防止其破壞世界經濟增長進程的政策。凱恩斯當時參悟到，宏觀經濟學不僅是微觀經濟學各個構件的大拼盤，而是一門關於諸個市場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價格和數量如何同時被決定的學科。
「他的興趣
是如此地聚焦於現實世界」
當時歐洲這些經濟秩序的變化為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研究提供了現成框架。他堅持認為，要使一個經濟體達到均衡狀態，若干個市場就須處於均衡狀態。這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古典經濟學的發展，也是從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的重大突破。正如特明和瓦因斯兩位教授所指出的那樣：這源於凱恩斯對經濟危機中現實問題的回應。「在公共服務領域，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們必須感恩於這樣一點：他的興趣是如此地聚焦於現實世界。」
凱恩斯最初的重大理論創新始於1930年麥克米倫委員會提出的兩個問題：「如何在金本位體制下保持外部平衡」；「如何解決國內平衡問題」，即失業。前者的最終結果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創建及若干年後「斯旺示意圖」的誕生，後者的直接研究成果就是世人熟知的那本《就業、利息或貨幣通論》。
特明和瓦因斯兩位教授深入研究發現，在1929年「大蕭條」之後的嚴峻經濟危機中，凱恩斯放棄了價格靈活可變的假設，轉而調整為從更接近真實情況的「黏性價格」入手，果斷地走出了以休謨、馬歇爾等的貨幣數量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傳統。凱恩斯當時觀察到了「黏性工資」，隨後許多經濟學家也曾試圖解釋為何在經濟衰退時期工資不會下降。凱恩斯在與非常注重員工士氣的企業主交談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頗具吸引力的觀點：由於監管每個員工的費用極其高昂，企業主們會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信任員工，鼓舞員工士氣，並鼓勵員工出於自願為公司發展盡力。
在《就業、利息或貨幣通論》中，凱恩斯闡明了為什麼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必須把一國經濟作為整體加以考慮，而不能零敲碎打地每次只關注整體的一部分，按人或按產業一個個加以分析。對此，凱恩斯提出了三個富有創新性的概念：「消費函數」、「資本邊際效率」、「流動性偏好」，並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了系統的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事實上，分析二十世紀30年代經濟問題，凱恩斯有很多閃光、直覺的理念，但他的一生太繁忙了，無法親力親為構建起很多相關理論。凱恩斯或許更擅長政策分析，他可能也認識到了這個局限性。他採取的補救措施是，召集一批聰明的、長於經濟分析技術的年輕人加入「凱恩斯小圈子」。
凱恩斯還主張以公共部門開支來挽救失業、振興經濟，這種在現在看來平淡無奇的思想在當時卻給經濟學帶來新的活力。
特明和瓦因斯兩位教授把凱恩斯當做一個人，一個用經濟學服務人類，用哲學思考道德倫理，以文學和數學實現與他人交往的人，而不僅僅當做經濟學家來描述：終其一生，凱恩斯保持了對哲學、藝術的高度興趣，他的研究和社會實踐完整體現了其人文關懷和倫理觀。除了「節儉悖論」、「動物精神」這種對道德直覺的冷靜而顯現的智慧，凱恩斯對功利主義的態度也具有強烈的批判和超越精神，他接受功利主義的進步性，但自信已擺脫功利主義的束縛，甚至認為恰恰是功利主義在蠶食現代文明、敗壞道德，破壞大眾的理想。
凱恩斯構造新理論模型的
延續和豐富
在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歸納出IS-LM分析體系之後、薩繆爾森提出新古典綜合體系之前，凱恩斯對他開創的經濟學領域感到滿意。他的目標是多維度的。在認識到他的探索的意義後，凱恩斯明白了對某單個經濟體而言，不僅需要考慮其國內商品市場，追求充分就業的目標，即實現內部平衡，還需考慮國際貿易市場（國際收支），實現外部平衡。
凱恩斯的前兩個目標（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的調整），很好地說明了單個國家需要統籌考慮內部和外部平衡。他發現考慮兩個國家時，各國要實現內部平衡，兩個國家之間要實現外部平衡。經濟學家們分析了好多年才弄明白如何做到這一點。在構造新理論模型的過程中，凱恩斯延續他從二十世紀30年代早期以來在「凱恩斯小圈子」中一直採取的做法，向他的同事和學生發出信息，讓他們完善各種細節。所不同的是，他當時更清楚他在做什麼，所發出的信息更全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不久凱恩斯就逝世了。國際宏觀經濟學模型，直到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愛德華·米德1951年出版了《國際收支》才告完成。《國際收支》為米德贏得了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凱恩斯構造其理論模型的過程中，米德扮演了重要角色。二十世紀50年代特雷弗·斯旺提出「斯旺示意圖」之後，米德構造的模型變得更容易理解。不過，直到二十世紀80年代這個模型才被廣泛使用。
具體來說，「斯旺示意圖」刻畫了保證外部平衡所需的匯率水平和保證內部平衡所需的國內宏觀經濟政策，是如何被共同決定的。凱恩斯認識到國內宏觀經濟政策會影響一個經濟體的對外頭寸，擴張性的國內政策將會提高需求水平和產出水平，也會提高進口量。類似的，匯率高低也會影響國內經濟活動水平，影響該經濟體對外頭寸，匯率變化有可能使一國回歸內部平衡狀態，也可能使之偏離內部平衡。這些因素必須同時加以考慮。
在「二戰」後數十年間的政策實踐中，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大顯身手，成就了所謂經濟增長黃金時代。那段時期在二十世紀70年代末結束。但在一段時期的危機後，我們步入了另一個凱恩斯時代，物價水平穩定，政府扮演著積極的角色。這個凱恩斯時代終結於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於未來，特明和瓦因斯兩位教授期待凱恩斯理論的洞見和經濟史能給今天的政策制定者以啟迪，而當代經濟學家「要圍繞今天世界的問題繪就凱恩斯當年那般的分析藍圖，除了要有凱恩斯那樣的使命感，還要有超群的智力優勢，以及性格上的驚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