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梁惠王艱難的時刻前去遊說，卻遭到梁惠王、襄王父子的慢待，正面說明了梁惠王父子二人在求賢方面有著自己的傲慢，側面則表明了孟子選擇的時機不對。
梁惠王原稱魏惠王，只因商鞅年輕之時在魏國尋求發展受到了魏惠王輕視，等到商鞅在秦國取得成績之後，說服秦王前來攻打魏國。最終設計贏得了勝利，迫使魏惠王割讓河西之地求和並遷都，這才有了梁惠王之稱。
孟子在遊說梁惠王的時候，魏惠王在於齊國的交戰過程中損失了龐涓，同時太子申也被俘虜。多面受挫的魏惠王，正準備奮發圖強，尋求各國人才前來大力發展國力，從而報仇雪恨。
孟子前去遊說梁惠王的時機，可以說是正確的，但是他的理論學說並不適合那個時候魏國的情況。孟子的仁政主張，相信梁惠王早有耳聞。因此，在他們見面的時候，梁惠王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尊重與客氣。
孟子沒有遮遮掩掩把這種輕蔑進行修飾，而是直接在他的文章之中如實體現記錄出來。梁惠王見面直接就說：「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直接稱呼孟子為「叟」。
這是孟子或者孟子弟子在《孟子》裡的記述，而司馬遷在寫到梁惠王的時候，也記錄了他們見面時的情況。
司馬遷是這樣寫的：「寡人不佞（我真是沒有才能）打了三次敗仗，兒子被齊國俘虜了，得力戰將被殺了，國家現在非常空虛，實在愧對祖宗與國人，我自己感覺 很愧疚。」
先做了一些自我介紹與放低姿態，然後開始詢問孟子：「老先生，你千裡迢迢辛苦來到我國，實在是我的榮幸，不知你有什麼辦法讓我國更加有利啊？」
從《孟子》與《史記》這兩部作品的記載，可以發現司馬遷的記敘，更符合人之常情。如果僅看《孟子》裡的介紹，可以發覺梁惠王是一個一點禮貌都不懂的人。而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分析，梁惠王在那個時候是極力希望得到人才的助力。
在孟子的記敘裡，我們可以看出梁惠王思想的變化，從對孟子仁政的難以接受到慢慢地可以接受，這正是遊說的結果。
很不幸的事，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梁惠王即將按照孟子的思想進行變革時，他卻去世了。
梁惠王的兒子繼位，也召見了孟子。孟子的感受，同樣很差，這在他的文章裡也體現了出來。孟子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望之不似人君這一句比喻，自古以來被很多人引用。這句話如果從普通老百姓嘴裡說出來，可能會說「看他不是個好東西」、「看他不是個好人」，可以感受孟子當時的氣憤有多強烈。
作為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在學識與威望方面有著獨特的國際地位。而儒家一直主張「君君臣臣」的思想，孟子卻說「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一位新國君，終於有了機會成為了一個王，那個時候必定是最為得意之時，怎麼會有「畏」呢！難道見一位國際知名遊說人員，就得表現出有所「畏」？
孟子記載說：「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因為有了見梁惠王的先例，孟子在形容這父子二人的文字，是否可信，真的要打個問號？
孟子在記載梁惠王時，還有個「叟」的稱呼，雖然不知道這個「叟」在當時的確切意思，但無異乎「老頭」、「老先生」這些意思。而到了兒子這裡，直接沒「叟」，上來就問「怎麼定天下？」
作為一位德高望重的儒學泰鬥，在遇到初出茅廬的小王時，受到一些不尊重，發發牢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此形容這父子二人，確實有些不著邊際，不合情理。
既然小國王問了，孟泰鬥就得回答，還不能不禮貌回答。一是因為自己前去求職，必須客氣；二是因為自己在國際上是有威望的權威人士。因而孟子客氣地告訴梁襄王，只有一個不喜歡殺人的人才能定天下。
作為戰國時代，之所以稱為戰國，就是因為戰爭，不殺人就不會戰爭，也就不叫戰國。自孟子說過這句話到不知道什麼時候，歷史證明這句話不僅是錯的，而且沒有實現過。也許自人類學會殺人之後，就不能再用這種方式去定天下了。
孟子所提倡的仁政確實很完美，能夠得到很多人的認同，但不實用。特別在那個成名的時代，更何況當時梁惠王接連打了三次敗仗、太子也曾被俘虜、戰將被殺。那個時候，全國上下都處在一種消極的狀態之中，需要一位鼓舞人心的實戰派，來帶領大家一起向前繼續奮鬥。
孟子的理論學說沒有錯，孟子前去求職的時機也沒有錯，但他提出自己理論的時機不對。如果能夠先富國強兵，待到報仇雪恨後，再提出仁政，梁惠王、襄王父子定當有不同的態度，孟子也不會如此氣憤，用「叟」與「不似人君」來形容這父子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