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一片沉默曠遠的鄰人之國，「十月革命」後，這片民族觀念尚處於前現代狀態的古老遊牧土地，被西方的民族國家理論裹挾，催生出哈薩克斯坦，及其他4個「斯坦國」，它們有著類似的土壤和光照，卻因複雜的民族歷史彼此分割。作家劉子超，一路循著國境線，穿過這五個臨近卻又陌生的國家。在哈薩克斯坦大草原深處，他踏上過塞米伊的土地，這裡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充軍的地方，也是蘇聯時代的秘密核試驗場。在充斥著冷感卻不失時代鮮活的敘述中，劉子超深入被全球化語境忽視的中亞的歷史與文化夾縫，撿拾起這片土地背陰之下的失落、掙扎、希冀與孤獨，寫成遊記《失落的衛星》，本文就節選自其中的《草原核爆》一文。
離開核試驗場，我們回到公路，向塞米伊飛馳。此刻，就連那座流放犯人的小城也顯得令人愉悅。離開苦役地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這麼高興地前往塞米伊。他坐在運草繩的馬車上，卻從未感到如此美好：「頭頂是天空，身邊是廣闊的空間、純淨的空氣，還有靈魂的自由」。
一、我打算去塞米伊旅行。
它位於哈薩克大草原深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流放地，俄國人稱之為「魔鬼的糞箱」。這裡也暗藏著蘇聯時代的秘密核試驗場。1949年，蘇聯的第一顆原子彈在草原深處爆破成功。在隨後的41年裡，那裡又進行了752場核試驗，讓哈薩克斯坦成為了遭受核爆最多的國家。
出發之前，我不知道自己能看到什麼。去核試驗場需要申請特別通行證，而且手續繁瑣——我只好委託塞米伊的一家旅行社代辦。
在中亞旅行時，錢能解決很多問題，但有時候也要看運氣。我都已經坐上火車了，旅行社的姑娘才發來郵件，告訴我通行證還沒著落：「我們希望明天能拿到。」因此，前往塞米伊時，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
在塞米伊，我下榻在「遊牧人酒店」。這是個老派的地方，在待客之道上做足了文章。不僅前臺略懂幾句英文，西裝革履的門童還會幫你把行李提到房間。這裡不接受網站預訂，只能寫郵件或者打電話。雖然沒幾個客人，可是提前兩小時入住還是要收取半天房費。
只可惜酒店的設施處處陳舊。電梯間死氣沉沉，走廊又長又暗，還鋪著歪歪扭扭的地毯。房間形同囚室，只能打開一扇小窗，電源插頭更是遍尋不著。你要是想一邊充電一邊玩手機，就得拔掉浴室的吹風機，坐在馬桶上。可是浴室的設計偏偏又那麼巧妙，能夠有效地屏蔽手機信號。於是，你只好呆坐在天鵝絨面的椅子上（上面有若干不明汙漬），呆望著窗外的一片蘇聯小區，聽著鐵軌上傳來的火車聲。
二樓餐廳供應早餐，可是早餐的品種有著遊牧生活的單調。水果只有遭到蟲蛀的蘋果，蔬菜只有番茄和黃瓜。我在這裡吃了三天早餐，番茄和黃瓜也一日比一日蔫萎，好似目睹一位不思進取的名媛，日日走著下坡路。惟一的安慰是那個俄式大茶爐，煮出的紅茶又濃又苦，還帶著一股紅棗味兒。
旅行社的姑娘叫阿納斯塔西婭，她答應來「遊牧人酒店」接我。她帶來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她說，好消息是通行證終於到手；壞消息是我馬上會發現，我們「無法溝通」。其實，她的意思是，她不會講英語。
可是我們之前一直溝通順暢。無論是郵件還是簡訊，她都回復及時，英文看上去也沒什麼問題。
她說，那是因為她用了翻譯軟體。不過沒關係，旅行社經理拉馬扎諾夫先生會說英語，還會說中文，「他多次去過中國」。
阿納斯塔西婭是一個身材豐滿的年輕姑娘，有一頭慄色長髮。看到我後，她面露微笑，卻誓不開口。很難想像，我們剛才還熱火朝天地聊簡訊來著。我們沿著勝利公園走去旅行社辦公室的路上，她一言不發，目視前方，一副堅信我們無法溝通的表情。不過，她人很善良，始終走在我的外側，幫我擋住呼嘯而過的汽車和掀起的塵土，就像一隻松雞，小心翼翼地領著小雞渡過湍急的溪流。
到了旅行社，我立刻就被引薦到拉馬扎諾夫先生的辦公室。拉馬扎諾夫先生正坐在一臺筆記本電腦後面假裝工作。辦公室的牆上掛著一張拉馬扎諾夫先生在海南三亞培訓時的照片，還有兩張參加烏魯木齊「一帶一路」活動的結業證書。
可是拉馬扎諾夫先生既不會說英語，也不會說中文，他的語言天賦只是辦公室的美麗傳說。他用筆記本上的翻譯軟體和我溝通。
他寫道：「司機和翻譯都已安排妥當，明早8點從酒店準時出發。」他穿著花紋時尚的外套，濃眉大眼，頗為英俊。他接著寫道：「你一個人來這裡，我們都很擔心。如果遇到任何問題，隨時與我聯絡。」
他遞上一張名片，我塞進褲兜。然後，他拿起電話，吩咐了一句，我就被領去交費了。
二
從旅行社出來，我鬆了口氣，還有大半天時間可以在塞米伊閒逛。我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如今，故居藏身在一片蘇聯住宅區裡，仿佛時光錯亂，把它遺忘在了那裡。故居是一棟西伯利亞式木屋，旁邊還有一座小型博物館。
博物館是蘇聯時代的建築，採光不暢。陰影中坐著一位蘇聯時代的大媽，她攤開本子，讓你登記，仿佛要籤下死亡契約。博物館有英文講解員，可是那位姑娘說她現在很忙，要等四個小時。四個小時後博物館就該關門了，於是我決定自己參觀。
負責登記的大媽搖身變成了管理員。她拿著好大一串鑰匙，打開門上的鎖。頭頂的白熾燈像暖氣片走水一樣，一陣咕嚕亂響，出現在我面前的是陳年的照片、筆記和書籍。
我沿著指引觀看。每看完一部分，大媽就把那部分的照明關掉。雖說博物館有政府補貼，也收門票，但看來還是資金緊張，不得不省錢度日。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結束在鄂木斯克的苦役，來到塞米伊充軍。他說自己穿上了士兵的外套，但和過去一樣是個囚犯。當時的塞米伊是一個「半城半鄉」的地方，伸展在一個古代蒙古小鎮的廢墟中間，位於額爾齊斯河的西岸。多數房子是一層木結構，有一座東正教堂和七座清真寺。當時，俄國尚未徵服整個中亞，塞米伊還是哈薩克草原邊的邊境地帶，經常受到遊牧民族的入侵。和現在一樣，小鎮缺少樹木，到處灰濛濛的，布滿浮塵揚沙。
最初幾個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軍營裡，後來才獲準在鎮上獨自生活。他租了一個單間木屋，房主是一個年老的孀婦，家務由這家的大女兒打理。她21歲，卻已成寡婦。陀思妥耶夫斯基33歲，已經度過了四年的勞役生活。他真能抵擋得住身邊女性的魅力嗎？今天，我們知道，他對寄宿的家庭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他曾試圖說服那位母親，不要讓17歲而且非常迷人的小女兒，偶爾在兵營賣身來補貼家用。
在塞米伊，受過教育的人極為稀少。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找去當家庭教師，從而結識了一位軍官。這位軍官的興趣是紙牌和美色，基本都是從手下士兵的妻子和女兒中間挑來挑去。他喜歡讓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家裡為他讀報，正是在那裡，陀思妥耶夫斯基認識了有夫之婦瑪利亞德米特裡耶夫娜——他的初戀和日後的第一任妻子。
瑪利亞的丈夫是一個無可救藥的酒鬼，她本人則患有結核病，還有一個七歲大的兒子。但這一切並沒有阻擋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燃燒的戀情。他們之間的關係充滿了焦慮、嫉妒、撕心裂肺和互相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時發作的癲癇病，更是令一切雪上加霜。即便只是作為傳記讀者，我也感到疲憊不堪。
後來，他們終於結婚，在塞米伊租了一套房子。博物館的大媽領我參觀了這套房子。房間裡有書桌、茶爐、搖椅，桌上擺著稿紙和水筆。陳設簡單，但是實用。以當年的標準視之，或許還稱得上舒適。然而，苦苦追求的婚姻卻被證明是一個錯誤：他們仍然心懷怨恨、互相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背負著養家的重擔，省吃儉用，可還是入不敷出。婚後一年，他已在信中表達出失望和厭世。他的寫作也不順暢，期望獲得的聲名仍然遙遙無期。他寫了一些《死屋手記》的草稿，構思了兩部短篇小說，但都沒有完成。他惟一完成的作品是一首頌詩，獻給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遺孀。正是這位沙皇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發配邊疆的。
在詩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一個放逐之人，試圖去安慰一個高貴女人的喪夫之痛。他想要回答一個問題，也是他日後所有小說想要回答的問題：世間的苦難是不是有它們的意義？
在塞米伊，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將自己的不幸視為天命。苦難讓他流下「贖罪的淚水」，也讓他可以「再度成為一個俄羅斯人，甚至成為一個人」。他在塞米伊生活了六年，完成了人生最艱難的淬鍊。
一座城市會被一個偉大的人物照亮，但那只是剎那的光亮。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終於獲準離開塞米伊，這座城市再度一蹶不振。它沒有得到眷顧，自生自滅。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三
為了去核試驗場，我花了一筆可觀的費用，誰知排場也相應增大。第二天一早，我走出「遊牧人酒店」，發現竟有三個人伴我同行。除了司機和翻譯，還有拉馬扎諾夫先生本人。
翻譯是個叫艾達的年輕人，對於去核試驗場這件事，顯得比我還興奮。他後來告訴我，他並非專業翻譯，而是培訓學校的英語老師。雖然蘇聯解體後他才出生，但對那段歷史一直頗感興趣。因此拉馬扎諾夫先生一找到他，他就痛快地答應了，連報酬都不曾索要。
我本想告訴他，興趣和工作最好分清。但轉念一想，此等人生經驗，我也是走了彎路後才無師自通的。要是當時有人這麼教導我，恐怕我還會覺得人家倚老賣老。再說，省下的翻譯費想必已經進了拉馬扎諾夫先生的腰包。他大概需要錢置辦行頭。他昨天穿的那件條紋西裝是義大利貨，今天更是穿了一套專業的遊獵裝。英俊的臉上神採奕奕，抹了髮油的頭髮嚴絲合縫，好像要去東非大草原來一場野奢之旅。
「拉馬扎諾夫先生，你是不是去過非洲遊獵？」
「沒有，沒有，公司的業務還有沒拓展到非洲。」
「可是這身衣服很專業。」
「哈，哈哈，哈薩克斯坦也有國家公園，也可以打獵。」
「打什麼？」
「大角鹿、棕熊，還有大雕。」
大雕？我估計艾達翻譯錯了，但沒去追問。因為拉馬扎諾夫先生打開了後備箱，給我看他帶的一大捆口罩和防護服。他告訴我，核試驗場裡的輻射量依舊10倍超標，必須換上防護服才能進入。翻譯這段話時，艾達的表情難掩激動。
我們開車西行，穿過塞米伊，近郊是一些快要倒閉的工廠。過了這裡，我們就進入了真正的草原。遍眼望去，一片枯黃。公路的起伏極為柔緩，如同一條狹長的帶子，伸向無遮無擋的遠方。公路大致與額爾齊斯河平行，但中間相隔著草原，只是偶爾可以看到草木混生的河岸，瞥見奔流不息的河水。
「你能想像嗎？俄國人就是沿著這條河入侵我們國家的。」拉馬扎諾夫先生說。「他們沿著這條河逆流而上，每隔一段距離就建起堡壘，塞米伊就是由這樣的軍事據點演變來的。」
「葉爾馬剋死在這條河上。」我說，「我有一個問題：俄國人把葉爾馬克當作徵服西伯利亞的民族英雄，哈薩克人也會這麼認為嗎？」
「不會，」拉馬扎諾夫先生語氣堅定地說。
司機也加入進來，與艾達和拉馬扎諾夫先生一陣討論。三個人中間，司機的五官最像地道的哈薩克人：臉膛黝黑，眉眼細長，留著小鬍子。三個人中間，也只有司機還會說哈薩克語。拉馬扎諾夫先生只說俄語。艾達則宣稱，他的英語也比哈薩克語好上十倍。
「你是做什麼職業的？為什麼會想去核試驗場呢？」拉馬扎諾夫先生問我。
「這個嘛……」
我心中暗忖，說我是作家和記者最符合實際情況，但有誤導之嫌，讓他們以為我想刺探情報，對我談話就會多有顧忌。說我是自由職業者，雖然也說得通，但會讓他們感到不解。如果只是籠統地說我是做生意的，他們肯定會繼續追問，我做的是哪門子生意。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說出一個職業，既能合理地解釋我去核試驗場的原因，也令他們不敢怠慢。
「我是嚮導，平時會帶客人旅行，」我說。接著，又覺得把自己說得太低了，於是補充了一句：「我自己開了一家旅行社。」
「原來我們還是同行！」拉馬扎諾夫先生恍然大悟。接著，他向我講起自己去烏魯木齊培訓的事。那是他第一次去中國，待了兩個星期，見了很多同行。一個叫米娜的中國姑娘還幫他把公司手冊翻譯成了中文。
「中國女孩真可愛！」拉馬扎諾夫先生說。
核試驗場位於塞米伊以西160公裡，哈薩克大草原的深處，隸屬於庫爾恰託夫市。蘇聯時代，那是一座沒有標註在地圖上的秘密城市，是蘇聯的核武器研究中心所在地。冷戰時期，多達四萬餘名科學家和軍事人員駐紮在庫爾恰託夫。蘇聯解體後，核試驗場隨之廢棄。如今，庫爾恰託夫成了一座瀕臨死亡的鬼城。
草原上有一條岔路伸向庫爾恰託夫。破碎的道路兩側開始出現廢棄的住宅。牆面空洞，像被酷刑挖去了眼鼻。交叉路口處，還有一個花壇，可是同樣已經荒廢，周圍是翻出的泥土和傾倒的樹木。
拉馬扎諾夫先生說，雖然庫爾恰託夫不再對外封閉，可人口還是減少了一半以上。現在生活在這裡的人，大部分都在鎮上的核研究中心工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檢測核汙染情況，消除核試驗的災難性後果。這項工作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至今還未結束。
我們徑直開到核研究中心門前。這裡有門禁，無法開進去。拉馬扎諾夫先生下了車，拿著通行證去和軍人交涉。隨後，我也下了車，做了登記，過了安檢，這才進入核研究中心。
這是一片規模不小的區域，積木般地散落著數座建築。我們要去的博物館繼承了原來蘇聯時代的小樓，是核物理學家庫爾恰託夫辦公的地方。庫爾恰託夫主導了蘇聯的原子彈計劃，這座小鎮也以他的名字命名。現在，他的雕像就擺在博物館的入口處。為了開發原子彈，庫爾恰託夫曾蓄鬚明志，雕像也是一副虯髯的形象。
博物館為我配備了翻譯兼講解員，艾達突然發現自己失業了。這位講解員的英文紮實，詞彙豐富，水平比艾達高出不少，可惜臉上長滿粉刺，而且體有異味。他的工作熱情也成問題。大多數時候只是點到為止，只有在不斷追問下，才肯透露更多細節。有幾處的講解委實太過敷衍，被路過的館長聽到後教訓了一頓。可他甚有個性，只是默默接受訓斥，既不吭聲，也不辯解，過後依舊我行我素。
館長是一位四十來歲的俄國女人，對我倒是頗為和藹，還親自帶我看了第一顆原子彈的控制臺——和007電影中拍的差不多。控制臺上有黑色聽筒電話，可以直通克裡姆林宮，各種儀表和指示燈用來監視系統數據，中間有一個紅色按鈕，稱為「貝利亞按鈕」。當各項準備就緒，按下這個按鈕，原子彈就轟然爆炸。
為了檢驗核爆的效果，蘇聯軍隊在試驗場內建造了房屋和橋梁，仿製了城市軌道交通系統，還放入了1500隻各類動物，以測試原子彈對不同物種的殺傷力。這些無知的動物散落在試驗場的不同區域，兀自在尋找食物、喝水、交配，對即將到來的災難渾然不覺。如今，被熱浪灼傷、遭輻射變異的動物屍體和它們的器官，就用福馬林藥水泡在大大小小的罐子裡。與之相比，我看過的任何一部恐怖片都相形見絀了。
庫爾恰託夫的辦公室依舊按照原樣保留了下來，書架上擺著一套精裝本的《列寧全集》，牆上掛著一幅列寧肖像。講解員說，我可以坐在庫爾恰託夫的椅子上，在留言簿上寫下尊姓大名。
我用中文寫了兩句祝願世界和平的廢話，然後拉馬扎諾夫先生和艾達也過來寫。艾達寫得尤其認真，難掩激動的心情。寫完後，拉馬扎諾夫先生擺好姿勢，讓艾達為他拍照。穿著這身遊獵裝，我覺得他其實更適合站在那些罐子前留影。
講解員說，1949年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後，庫爾恰託夫被授予了各項榮譽。他後來也參與過氫彈的研製。只是那時候，他的健康狀況已經堪憂，不久即中風。薩哈羅夫接替他成為主導氫彈試驗的靈魂人物。
當科學家們目睹了核彈的威力，意識到人類已經站在自我毀滅的邊緣，而核按鈕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時，他們都變成了反核人士。晚年，庫爾恰託夫反對核試驗，薩哈羅夫更是成為蘇聯的異見人士。他於1989年12月去世，留下了一千五百多頁的回憶錄。他去世前兩個月，核試驗場進行了第752場——也是最後一場核試驗。
哈薩克詩人蘇萊曼諾夫在電視上進行了現場直播。他沒有按計劃朗讀自己的詩歌，而是宣讀了一份譴責核試驗的聲明。接著，阿拉木圖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核運動，一百多萬人籤署了反對核試驗的聲明。
四
為我講解時，講解員不斷看表，我以為他有什麼急事等著處理。結果，當我們結束參觀，趕在飯點之前來到核研究中心的食堂時，發現他已經坐在那裡用餐了。
食堂裡空空蕩蕩，有一種蘇聯式的性冷淡：花崗巖地面、淡綠色的壁紙、鋪著白色油布的餐桌、鋼管椅。看了那麼多被輻射的動物標本，我沒什麼胃口。拉馬扎諾夫先生似乎問題不大。他還多拿了幾塊蛋糕，裝進書包裡，說是以防我們到了核試驗場缺水少糧。
午飯過後，我們開車去鎮上轉了轉。核研究中心的員工大都回家午休，街上有了些許人氣。鎮中心只有一條塵土飛揚的主幹道，兩側是赫魯雪夫式的六層住宅樓。這樣的樓房在中國北方也很常見，大多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走在庫爾恰託夫鎮上，我竟有一種走在北方重工業小鎮的感覺。
我們路過一家小超市、一家理髮館、一家美甲店。這差不多就是庫爾恰託夫的全部商業活動。
「有飯館嗎？」
「有一家，」司機說。原來他就生活在這裡。16歲那年，他來庫爾恰託夫當兵，復員後留了下來，娶了鎮上的女子。他有一兒一女：女兒遠嫁他方，兒子還在鎮上讀書。
艾達說，他的表哥也在這裡當警察。他是塞米伊人，卻主動申請調到這裡。
「為什麼？」我沒想到還有人主動要求調來這裡。
「這裡的工資水平和塞米伊差不多，但很清閒，基本無事可做。」艾達說，「也有人把這裡當作職業跳板，受幾年苦，然後晉升他處。」
草原的天氣喜怒無常，突然下起了小雨。天上烏雲滾滾，小鎮就更顯破敗。返回核研究中心之前，我們經過一座東正教堂。諷刺的是，教堂以前是殺人如麻的貝利亞的別墅。如今，教堂瀕臨荒廢，周圍雜草叢生。拉馬扎諾夫先生不由得感嘆：在這樣沒有生活的地方，他最多只能堅持半天。
我們等著上午的講解員一起去核試驗場。誰知隨他一起來的，還有一位硬邦邦的軍人。講解員說，核試驗場有近兩萬平方公裡，而設施遺蹟散落各處。如果沒有軍方人士帶路，我們只會像沒頭蒼蠅，到處亂撞。
這倒也解釋得通。只是這樣的話，車裡的座位就少了一個。艾達顯然也意識到了這點。他一定感到萬分沮喪，但沒有表現得太過明顯。他說，他不去了。他一會兒到表哥家坐坐，等我們回來。
為了去核試驗場，艾達連報酬都沒拿，可是面對眼前的情況，我們也只有把他犧牲掉。不過，這次之後，想必他就學會把興趣和工作分清了。我跳下車，拍了拍艾達的肩膀，表示安慰。等回到車裡，我才猛然意識到，艾達是幸運的。
問題出在那個體有異味的講解員身上。在博物館時，空氣較為流通，異味還不明顯，只是嫋嫋繚繞，可是一旦關進狹小的密閉空間裡，那氣味就像暖烘烘的羊羶氣，陣陣襲來。開始時，我還能打開一道窗縫，然後對著那道窗縫呼吸。可是一旦進入核試驗場的地界，軍人就明確指示：「關閉所有車窗。」
相比吹進帶有輻射的沙塵，還是乖乖忍受異味更好。不過，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哪種死法更令人愉快。
軍人穿著迷彩裝，細看之下才發現是能紮緊褲腿和手腕的防護服。他還拿著一個蓋革計數器，不時探測周圍的輻射值。在這片一萬八千平方公裡的區域裡，進行過752場核試驗，這對於環境和當地居民的影響可想而知。講解員告訴我，完全清除殘留的核物質，至少需要上千年的時間。若以人的生命為量度，那幾乎與永遠無異。
車窗外是漫無止境的枯黃草原，汽車上下顛簸，仿佛在大海上衝浪。坐在車裡，我的確有一種在茫茫大海上追蹤鯨鯊的感覺，只不過我們要追蹤的是掩藏在荒野深處的核遺蹟。
軍人不時指點方向，明確發出指令。對於這片在我看來毫無變化的草原，他像對自家後院一樣熟悉。講解員說得沒錯：如果沒有軍人帶路，我們只會迷失在這裡，就算有一位在鎮上生活了幾十年的老司機也無濟於事。
視野前方，突然出現一片大型混凝土遺蹟。它們佇立在草原中間，儼然一座座鋼鐵要塞，也像是伸出水面的巨型鯨魚鰭。講解員說，那是為了獲得核爆數據而建造的掩體。當核爆發生時，測量儀器就放在掩體內部。為了抗受衝擊波，鋼筋混凝土澆築得格外厚實，可即便如此——當我們隨軍人走近查看——牆體經過核爆後燒成了黑色，混凝土之外的東西全都毀了：扭曲的鋼筋、儀器的碎片，密密麻麻的，滿地都是。
附近還有一個地下防空洞，是模擬地鐵系統而建。我們徒步走到防空洞前，俯身鑽進去。裡面漆黑一團，空氣如井底一般冰冷。講解員打開手電筒，四下探照。內部的建築結構依舊完整，只是經年累月的遺棄後，到處布滿塵土和碎石。顯然有動物在這裡安家了，我們的出現驚擾了它們，防空洞深處傳來一陣怪響。講解員說，測試表明地鐵系統具有一定的抗核打擊能力。這就是為什麼在莫斯科乃至北京，都有精巧複雜、四通八達的地下系統。
「你還要往裡走嗎？」他問我，「我覺得裡面不太穩固。」
我們鑽出防空洞，像土撥鼠又回到草原。講解員說，這些設施全部建於「二戰」結束後不久。當時蘇聯經濟困難、人員不足，要在荒野上建造如此複雜的設施，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拉馬扎諾夫先生亦嘖嘖稱讚。他還像頑童一樣，撿起一塊石頭，扔進洞裡，假裝傾聽迴響。
我們回到汽車上，前往1949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彈坑。軍人要我們一會兒穿上防護服，戴上口罩，套上鞋套，因為那裡的輻射比其他地方又高出不少。汽車又開了一小時，隨後遠遠停下來，司機不想再往前多開了。我們下車換上防護服，戴上口罩，徒步走向彈坑。
四周是悽悽荒草，草尖隨風擺動，看不出有什麼異常，但是軍人手中的蓋革計數器數值開始上升。彈坑掩藏在一片荒草後，已經形成一片湖水，就像草原上的小湖一樣。湖面泛起圈圈漣漪，有鳥兒振翅掠過，四周幾乎有一種田園牧歌式的寧靜，讓人很想坐下來，靜靜發呆。講解員說，湖裡有魚，附近的牧民會來這裡垂釣。經過多年治理，湖水已在安全閾值內，魚可以食用。
「那為什麼還要穿防護服呢？」
「因為你們是遊客，」講解員說。雖然他此刻也戴著口罩，穿著防護服，只是肚腩太大，把拉鏈撐開了一道口。他接著說道：「穿防護服主要是為了避免帶有輻射的塵埃吹到身上。」
其實，講解員的話可以換個角度理解：遊客在意的事情，對於日日生活在這裡的當地人，實在沒辦法事事介懷，否則生活如何繼續下去？我在資料中看到，核試驗對幾十萬哈薩克人產生了影響。試驗場周邊地區的嬰兒死亡率是其他地區的五倍，許多當地人罹患癌症。儘管如今生活在這裡的人，已是核試驗後的第三代，但他們仍在忍受不同程度的後遺症。
軍人用鞋尖撥弄著地上的土壤。他發現一顆焦化的泥粒。那東西就像一顆黑色的鼻屎，混雜在正常顏色的土壤中。他將蓋革計數器湊近，數值陡然飆升，瞬間發出警報的嘯叫。他告訴我，這就是核爆燒焦的泥土。雖然大部分的地表土壤已經被置換過，但還是有這樣的泥粒殘存下來。「這東西具有極強的輻射性，一定要避免粘到身上。」他用鞋尖將這顆泥粒掩埋，然後帶著我們離去。
從彈坑走出來，找到司機和汽車，脫掉防護服，摘掉口罩。等我們都坐進車裡後，卻發現汽車無法啟動了。司機嘬著牙花子咒罵，而我的心情已經麻木。雖然有認路的軍人，但要步行走到有人或有信號的地方，至少也得幾個小時。在這樣輻射超標的地方再待上幾個小時無異於慢性自殺，而和體有異味的講解員悶在不能開窗的車裡也同樣令人絕望。
在司機的號召下，我、講解員、拉馬扎諾夫先生，外加那個軍人一起下來推車。司機依舊氣定神閒地坐在方向盤後面。如此這般地推了幾十米，汽車突然發動了起來。拉馬扎諾夫先生居然「耶」的一聲跳了起來，要和我拍手相慶。
所有人都興高採烈，車廂裡洋溢著喜悅的氣氛。要不是我花了一筆巨款，讓車裡的每個人都滿意，他們可是沒人想來這裡一日遊的。現在，工作已經結束，只剩下返程。
回庫爾恰託夫的路上，我問核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是什麼。講解員說，蘇聯解體後，哈薩克斯坦不情願地發現自己成了世界上第四大核國家，僅排在美國、俄羅斯和烏克蘭之後。包括鈽在內的大量裂變材料，仍舊留在核試驗場的隧道和鑽孔中，幾乎沒有任何防護。美國人擔心，這些材料會落入「恐怖分子」和「流氓國家」手中——這被認為是蘇聯解體後最大的核安全威脅之一。
為了獲取西方投資，不被孤立，新生的哈薩克斯坦只有主動棄核。核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就是將特殊混凝土澆注到試驗孔中，以結合廢鈽。這項獲得美國資助的秘密工作耗時17年，直到2012年才基本完成。
我問講解員：「庫爾恰託夫過去擁有那麼多科學家，那麼多知性活力，可現在卻人口銳減，日漸衰落。你怎麼看待這種狀況？」
「誰告訴你庫爾恰託夫日漸衰落了？」講解員立刻翻臉反駁，「政府會確保這裡一直繁榮下去。」
這之後，他沒再跟我說一句話。顯然，我的問題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連帶體臭都散發得更濃了。
講解員的反唇相譏不過是一句傷心話罷了。庫爾恰託夫原本就是一座因核而生、因蘇聯而生的城市，現在兩者都不存在了。它的輝煌已成往昔，活力也已消散，只有過往的幽靈還會偶爾閃現在鬼影幢幢的街道上。
回到核研究中心，講解員既沒有與我們告別，也沒有一言半語，自己轉身走了。拉馬扎諾夫先生打電話給艾達，然後我們開車去接他。他在表哥家裡無所事事地悶了四個小時。其中有三個半小時，表哥還不在家。
五
回塞米伊的路上，我們經過了一座真正的鬼城——查幹。蘇聯時代，查幹也是一座地圖上沒有的城市。如今，它真的沒有了。
查幹原來是一座空軍小鎮。蘇聯曾將第79重型轟炸機師部署在這裡。拉馬扎諾夫先生說，它位於庫爾恰託夫附近並非偶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的轟炸機就是從查幹起飛的。這座城市的獨特之處在於，在蘇聯領導人的意志下，它在很短時間內建成。蘇聯解體後，它又迅速遭到遺棄。科學家和軍人帶著家眷匆匆離開，短短數月內，查幹人去樓空。
我們拐上一條無人的土路，前方漸漸露出一座小城的剪影。從遠處望去，好像是一片沒了工人的工地。或許是因為氣候乾燥，加之地處荒野，那些樓房依然好端端地立在那裡。牆面雖然剝落，可是下面的「肌體」仍在喘息。荒草長了半人多高，樹木從一戶人家的客廳裡長出來，一直躥到樓頂。成群的烏鴉在這裡築了巢，一等黃昏降臨，就會鋪天蓋地地飛回來。
樓房沒有窗戶，沒有大門，沒有家具，好像被掏空了內臟。但司機說，當年人們走得匆忙，值錢的東西是後來才被附近的牧民搬空的。我問司機是怎麼知道的。他說，他年輕時常來這裡找戰友。他們會開上拉達汽車，拿上魚竿，一起去額爾齊斯河釣魚。
「你懷念當年的生活嗎？」
司機聳聳肩。
「你的戰友還在這裡嗎？」
「蘇聯解體後，他搬去了鄂木斯克。聽說去年死了。他喜歡喝酒。」
說完這句話，司機的表情依舊穩定。他看上去既沒有難過，也沒有感慨，只是談論著一件平常往事。他開著車，帶我們走在昔日的街道上。即便一切已成廢墟，他依然能夠「如數家珍」。他不時伸手，指著某幢房子告訴我們：「這個是商店，那個是桑拿房，那邊是芭蕾劇院……」
芭蕾劇院？我無法想像這裡竟還有過芭蕾劇院，還有過與之配套的生活。在我眼裡，所有房子都像沒有面孔的人，張著空洞的嘴巴。
「這裡其實並不適宜生活。」司機說，「夏天四五十度，蚊子鋪天蓋地。冬天大雪覆蓋，零下四五十度。」
「那庫爾恰託夫呢？」
通過艾達的翻譯，司機說：「都一樣，它們都是國家意志的產物。」
我問艾達，司機是否用了「國家意志」這個詞。
艾達說：「他沒用那個詞，但他是那個意思。」
我們經過幾座窩棚一樣因陋就簡的小房子。司機說，這些房子有人居住，所用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從查幹拆下來的。可是，這些房子看上去並無一點菸火氣，更像是鬼城的一部分。
此時，黃昏將至，草原上一輪紅日。我突然看見前方有兩個金髮男孩在騎車追逐。他們玩得正開心，兩邊是廢墟和荒草，那可真像是鬼片中出現的場景。聽到身後有動靜，兩個男孩停下車，回頭張望。就在汽車經過的瞬間，他們突然呲牙咧嘴，向我們豎起中指。兩個男孩的五官像是俄國人，但表情十分粗野。司機說，他們其實是哥薩克人。
哥薩克人？中亞的哥薩克人曾經四處徵戰劫掠，為沙皇開疆拓土。他們信奉東正教，但過著遊牧生活。我想不到，令人聞風喪膽的哥薩克竟已退縮到世界邊緣，守著一座鬼城過活。那些歪歪扭扭的房子，無水無電，仿佛草原上的沉渣碎屑，也像被某種詛咒附體，任由其自生自滅。
我們回到公路，向塞米伊飛馳。此刻，就連那座流放犯人的小城也顯得令人愉悅。離開苦役地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這麼高興地前往塞米伊。他坐在運草繩的馬車上，卻從未感到如此美好：「頭頂是天空，身邊是廣闊的空間、純淨的空氣，還有靈魂的自由。」
到達「遊牧人酒店」時，天已徹底黑透。拉馬扎諾夫先生問我要不要去吃飯，他知道一家時髦餐館，還做雞尾酒。可我不想再與拉馬扎諾夫先生應酬。他不過是一介浮泛之人，卻裝得比一般群眾都高明。我倒是挺喜歡溫文爾雅的艾達，只是他年紀不大，經歷單純，恐怕說不出太多東西。我最想和司機聊聊，聽他講講當年釣魚的故事，但司機還要趕回庫爾恰託夫——在漆黑一團的草原上，再開三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