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擴大資產階級政治權力，它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是一次進步的政治改良運動，又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北京大學，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初名京師大學堂。一位著名大學校長曾說：「如果沒有北大，中國的現代史就有可能重寫。」這一個事件，一個學校，都與一個人物相關，他就是李端棻。
我省著名文化學者劉學洙言：「戊戌維新變法前後，從貴州大山走出了一個李端棻。他屬於貴州，更屬於全國，屬於近代改革運動。」
大學士慧眼識俊才
李端棻，字芯園，清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初十生於貴州貴陽。李端棻於同治元年(1862)應順天鄉試中舉，次年會試中進士，入翰林院任編修。從此，30歲的李端棻踏上了仕途。
10年之後，同治十一年(1872)，李端棻出任雲南學政，主管教育科舉，這是他仕途生涯的一個重要時期。李端棻到雲南上任後，開創了文教事業的新局面，其孫李良騏著文道：「正當雲南政局混亂，文教事業每況愈下，他跋山涉水，足跡遍全省，認真考核各地生員，多方促進。不數年，雲南的文教大有振興。」
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歷練，讓李端棻練就了一雙伯樂的慧眼，非常善於選拔人才，從1889年起，他先後出任山西、廣東、雲南、四川及山東等省鄉試主考官及順天鄉試、會試總裁。在做主考官期間，還有一段佳話，李端棻發現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後來成為戊戌變法領袖之一的梁啓超。
1889年秋季，李端棻以內閣學士身份出任廣東鄉試主考。這次鄉試雖然仍沿襲科舉舊制，但考題已有了變化，隱含「經世致用」之意，即欲求國家富強，必興工理財，頗有策論的性質。當時的李端棻，正欲通過他主持的鄉試，對科舉試行變革，注入新的內容。閱卷時，他看到一位名叫梁啓超的考生，以「熔金鑄史」的文筆應答考題，以為是「飽學宿儒」，非常欣賞，於是將他錄取，榜上排名第八。後來，年僅16歲的梁啓超前來拜見這位識才的主考官，才華橫溢的梁啓超給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後將堂妹李蕙仙許配予梁為妻。
貴州大學歷史學教授鍾家鼎，專注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對李端棻做過專題研究。他說：李端棻與梁啓超的關係兼師生、親戚、同志，牢不可破。
李端棻不僅發現了梁啓超，在戊戌變法中還推薦了康有為和譚嗣同。據《清史稿·李端棻傳》載：「二十四年，密薦康有為及譚嗣同堪大用。」鍾家鼎教授說：「在百日維新的變法實踐中，李端棻認識到康有為長於謀劃而不屑於事務，譚嗣同勇於任事而不避斧鉞，因而綜合兩人之長進行薦舉，對光緒皇帝組建維新派的組織系統產生了重要影響。」
重教育倡議辦北大
李端棻的為政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筆，無疑是他的《請推廣學校折》。
貴州師範學院教授、教育史專家譚佛佑說：李端棻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個提出並設計了新教育體系的辦學方案。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時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向清廷上《請推廣學校折》。奏摺首先指出中國傳統教育的弊病，以及培育人才的重要性，因此建議：「自京師以及各府州縣皆設學堂」，並分別對府、州、縣學，省學和京師大學堂的招生對象、招生辦法、課程設置等提出具體建議，其核心是改革中國傳統教育以八股取士的弊病，開設外語、算學、天文、農、工、商等方面的課程，目的是培養具有現代科學技術知識的經世致用人才。除開辦學堂外，他還建議國家設藏書樓(即圖書館)，創儀器院，開設譯書局，選派學生到外國留學。
鍾家鼎教授在「李端棻與《請推廣學校折》」一文中寫道：「梁啓超主辦的《時務報》不久即將《請推廣學校折》予以刊登，使各項內容在社會上廣為傳布，成為全國各地官紳興辦新式學堂和各類文化事業的護身符，教育改革之風席捲全國。如1896年，江西蠶桑學堂、陝西遊藝學堂的創立；1897年，湖南算學館、貴州經世學堂、湖南時務學堂的開辦；1898年京師大學堂乃至各省的大學堂、中小學堂的紛紛建立，李端棻的《請推廣學校折》開啟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嶄新篇章。」
戊戌變法失敗後，新政被取消，但京師大學堂得以保留下來，即現在的北京大學。
推新政主導變法
鍾家鼎教授說，在過去對戊戌變法的研究中，有一個缺陷，就是沒有對參與變法的官僚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個交代。《清史稿·戊戌變法傳論》寫道：「戊戌變法，德宗發憤圖強，用端棻等言，召用新進。百日維新，中外震仰，黨爭遽起，激成政變。」此說高度概括了李端棻為代表的維新官僚在戊戌變法中的地位與作用。
劉學洙先生在他的研究文章裡寫道：「比起維新運動聲名顯赫的風雲人物，李端棻似乎並不唱主角。然而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問題，作為朝廷重臣身居中樞要衝，能在相當程度上認同維新派的政治主張，從體制內勇敢地向舊體制挑戰，像李端棻這樣的人，在戊戌維新中恐怕屬於鳳毛麟角。梁啓超稱李端棻是『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這個評價是符合歷史實情的。」
百日維新中，李端棻於1898年7月24日上《變法維新條陳當務之急折》，這個摺子非常重要，證明他不是一個簡單的支持者，而是領導者。鍾家鼎教授說。該折包括四個方面內容：一、御門誓群臣；二、開懋勤殿選通人入值，議定新法；三、改定六部則例；四、派朝士歸辦學校。該折以開懋勤殿為核心，以維新派進宮掌握變法的領導權為目的。和開制度局相比，開懋勤殿這一陳請為清王朝祖制有之，顯示出其溫和性和可操作性。開懋勤殿變法方案提出後，得到維新派的大多數支持，特別得到光緒皇帝的高度重視並決定實施。
值得一提的是，百日維新中，光緒皇帝擢拔李端棻為禮部尚書。禮部尚書權力很大，是主管朝廷中的禮儀、祭祀、宴餐、學校、科舉和外事活動的大臣，清代為從一品。相當於現在的中央宣傳部部長兼外交、教育、文化部長。接著，光緒皇帝決定開懋勤殿，擬定李端棻為首席顧問官，領導康有為等維新派以議制度。
戊戌變法有兩個方面最為重要的內容：一為教育改革，一為政治改革。而李端棻所上的兩個摺子就是圍繞這些內容的綱領性文件。鍾家鼎教授評價說：作為朝廷大臣，李端棻能夠直接就國家大事與光緒皇帝對話。作為梁啓超的老師和姻兄，李端棻能夠與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密切合作。李端棻成為打通光緒皇帝、維新官僚、康梁三者之間關係的關鍵人物，是被後世忽略了的一位戊戌變法領袖人物。
回鄉辦教育不遺餘力
維新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啓超逃亡國外，李端棻被撤職查辦，發配新疆。在外流放的三年，這位意志堅強的老人歷盡坎坷，終于于1901年，被赦回原籍貴陽，那時他已69歲。
回到貴陽的李端棻並不因年老多病而喪失原先的激情與鬥志，他繼續在家鄉創辦學校，傳播教育改革的思想，啟迪民智。
貴州巡撫鄧華熙於1902年奏請開辦貴州大學堂，並下令各府設中學堂、縣設小學堂。李端棻作為京師大學堂的首倡者，自然是眾望所歸。李端棻與於德楷、樂嘉藻、李裕曾等在籍官紳發起創辦了貴州第一所公立師範學堂。
光緒三十一年(1905)，他又聯合貴陽士紳於德楷、任可澄、唐文鏞、華之鴻等將原設北書院的貴陽府中學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改為貴陽中學堂，次年這個學堂改為通省公立中學堂。1908年該校又遷入河神廟新址，這就是現在貴陽一中的前身。
在擔任貴州經世學堂山長(校長)時，講述《盧梭論》、《培根論》命題，闡發民權思想，開通黔中風氣。此外，他還在王家巷家中召集學生講學，介紹西方的學術思想，如孟德斯鳩的思想、達爾文的進化論、赫胥黎的天演論等。
1906年，貴州學務處設立。同年夏，貴州學務處改設為貴州學務公所，當政聘唐爾鏞、華之鴻、任可澄、趙以炯、李端棻等人為議紳。繼而，李端棻與唐爾鏞、華之鴻、任可澄等官紳發起成立貴州教育總會籌備會，致力推動近代貴州教育的發展。據民國《貴州通志》統計：1902—1910年間，全省共開辦各類學堂683所。其中，小學655所，中學6所，師範學堂及師範傳習所10所，實業學堂3所；高等學堂6所。此外，還有軍事學堂共3所。近代貴州教育得到長足的發展。
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與世長辭，享年75歲，葬於貴陽永樂鄉。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啓超分別撰寫祭文和墓志銘，高度評價了李端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