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成立於1898年，但是有關的醞釀籌議從1896年就開始了。當時不僅有朝臣奏請，還有來華外國人的諫言，極力闡釋成立京師大學堂的必要性。光緒帝由此下了籌辦大學堂的詔令。然而，由於朝廷有人厭言新政，又不便對光緒帝批辦的奏議公開抵制，則婉轉拖延，將倡建京師大學堂之事推給官書局辦理。時任官書局大臣的孫家鼐則積極響應，但當他提出京師大學堂的辦學經費問題時，總理衙門等遂以經費困難為由，主張緩辦。於是，京師大學堂的籌建工作被擱置下來。
一位著名大學校長曾說：「如果沒有北大，中國的現代史就有可能重寫。」這是近些年來被許多人引用過的一句話。引用這句話，是要提醒人們，在強調北大在中國現代史上的作用的同時，不要忘記那些曾經為了創辦北大而嘔心瀝血的先賢們，他們不同程度地在北京大學的歷史上，或多或少的都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清朝首任內閣總理大臣奕劻負責過的差事中，有一項可謂今人所熟知，那就是建立京師大學堂。光緒二十四年籌建京師大學堂時，奕劻就負責建設京師大學堂工程事務。大學堂建設期間，正是奕劻的奏請，光緒下令內務府修葺地安門內馬神廟地方空閒府第，作為大學堂暫時開辦之所。奕劻也曾為了京師大學堂選址，全北京城裡外跑遍才選中了地方，上報光緒皇帝。「戊戌變法」中，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廢黜了光緒帝頒布的所有新政，但唯獨保留下了京師大學堂。
下面墨小編就創辦京師大學堂的艱辛過程與大家說一說吧·········
孫家鼐親手創建京師大學堂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清代的京師大學堂，這是人們熟知的。北京大學的第一位校長是曾以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而聞名於世的著名學者嚴復，這也是人們熟知的。而創建於一百多年前的京師大學堂首任管學大臣孫家鼐的名字就不一定是人們熟知的了。
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給清政府的奏摺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設立大學堂。之後，時任管學大臣的孫家鼐又上奏開辦京師大學堂。他認為，當時中國已有的各類學館多師徒相授，教學內容不過經史義理，至多只是造就幾個專事訓詁考據的腐儒或翻譯人才，略帶新式的學堂，也不過囿於一才一藝，並不能合國家之大用。因此，應將中國舊有學堂和西方大學之所長集於一身開辦京師大學堂。1898年6月，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設立京師大學堂，吏部尚書孫家鼐被任命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還規定「各省學堂皆歸大學堂統轄」。
維新變法失敗後，由於孫家鼐的力諫，使北京大學堂得以保留，成為維新變法惟一保留下來的成果。戊戌變法以前，孫家鼐就受命擴充官書局，並著手籌劃在京師設立新式大學堂，又以協辦大學士、官書局管理大臣兼吏部尚書的身份主持工作。此後，孫家鼐就專心致志地投入到這百年大計的宏圖大略中。他研究了近年來全國各地辦的一些專科學堂，認為這只限於專門技術，難以承擔地大物博之中華振興的需要，應該像西方那樣，各行各業，大中城市，都要設立新學堂，廣攬人才，精心培養。京師大學堂更應參仿世界各國大學章程，變通辦理，以切實而用之。他主張京師大學堂應該規模宏大，立意深遠。為此，他以古稀之年，兢兢業業為學校立宗旨，訂條例，強管理，務實效，延名師，切實用，積極籌劃，從而確定了辦學的大政方針。
在坎坷中發展
京師大學堂也經歷了開辦和停辦。
京師大學堂經過一番籌劃，一切均已就緒。於1898年8月19日宣布正式成立並開始招生。由於館舍場地尚未建成，只好先從一千多報名的學員中，錄取近二百餘人先行開課。就在這時，維新變法形勢起了很大的變化。9月21日，慈禧太后收回政權，再次垂簾聽政，發布了逮捕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的通緝令，開始了對維新黨人的殘酷鎮壓。戊戌變法的成果全部付之東流。一切又都恢復了舊制。但是唯獨京師大學堂保留了下來，真可謂碩果獨存。京師大學堂之所以能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得以存在，是有一定的前因後果的。
首先，開辦京師大學堂不完全是維新變法的產物，而是甲午戰爭的產物。早在188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就向光緒帝上了一道由梁啓超代為起草的奏摺，提出要以官書局為基礎設立京師大學堂，當時光緒就批示總理衙門議奏，8月總理衙門建議由管理書局大臣妥籌辦理。以後才有孫家鼐受命籌辦官書局。其次，雖然京師大學堂也屬於維新變法的範疇，但不是康梁等人在主導，而是具有維新變法比較溫和的，而與康有為有著鮮明不同立場的的孫家鼐所主持的。而且他辦學的指導思想就是專心致志去辦學，儘量不涉及或者少涉及政治，尤其是對國家制度上的觀點和言論，是不允許教職員和學員們隨便議論的。
再次，主要還是由於慈禧太后的支持，慈禧太后最痛恨的那些可能威脅封建統治的舉措，而對培養人才她還是很重視的。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時，她就堅決支持同文館的創辦，後來對洋務派創辦的各種新式學堂也是很支持的。就在慈禧9月21日復闢的第五天，9月26日她就肯定京師大學堂為「培植人才之地」，並且在11月16日，慈禧又下旨鼓勵孫家鼐抓緊大學堂的開辦。
1898年12月初，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就這樣京師大學堂經過了二年多的醞釀籌劃，又經過戊戌變法激流漩渦的嚴峻考驗，如今總算正式開辦了。但開辦不久，仍然受到當時滿清貴族頑固勢力的反對。御史吳鴻甲和幾個軍機大臣誣告說，京師大學堂「糜費太甚」，請飭「歸併刪除」。在1899年5月6日，頑固勢力的總代表慈禧太后下旨要求大學堂進行整頓，並批評孫家鼐 「開辦以來，時滋物議，是辦法未得指歸，更何以激勵士類，殊失朝廷實事求是之意。」要求孫家鼐破除情面，認真整頓，並將提調以下各員刪除歸併，其歲支薪水嚴行核減，對學堂中一切功課，「尤其要妥定章程，以講求實學為主，不得鋪張敷衍，徒飾具文。」同時，在諭旨中也對吳鴻甲所提不實之處予以澄清。這樣以來，使得剛剛開辦不到一年的京師大學堂又擱淺了。
孫家鼐本來對變法中一系列的政治動蕩就有所思考，尤其是光緒帝被囚禁，孫家鼐在侍光緒講經時，曾親自點注了《書經圖解》、《西學大成》以及「撰尚書四子書講義」以進，他和光緒是有深厚情感的。當知道慈禧對光緒要行「廢立」動議，他力諫「獨持不可」。但未得結果，更增添了他心中的鬱悶。現在又受到這些指責和批評，格外使他心灰意冷。這時他已是七十三歲高齡了。他決心致仕，便連上兩道奏摺，稱病請辭。當朝未允辭官，只準休假。孫家鼐休假期間，回到了久久思念的老家壽州。
此後，由許景澄暫任管學大臣對京師大學堂進行整頓。到1900年正要重整旗鼓開課時，發生了義和團運動，社會秩序大亂，1900年的7月11日，京師大學堂停止辦公。許景澄由於他反對義和團運動，受到頑固派誣陷，在1990年7月28日，被慈禧以「離間兩宮」的罪名殺害。京師大學堂停課後，八國聯軍進北京，大學堂的館舍被俄、德兩國士兵據為兵營，其他房舍、圖書、儀器、設備都遭受到嚴重的破壞。這時慈禧帶領光緒帝逃往西安，孫家鼐不久也從老家應召到了西安，就任禮部尚書等職。
談及枉顧因發汗失迎，罪甚。賜飯何敢醫，所請多緩數日，緣正服藥多忌也，別來世變，至此良用太息統矣...
再次復辦。1902年，經過了一系列的外交談判，不平等條約的籤訂，換得了局勢的穩定。慈禧太后在元月10日下旨全面恢復京師大學堂，任命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負責恢復工作。經過努力，京師大學堂在1902年12月17日再次開學。設有預備科和速成科。預備科又分政科與藝科，速成科分成仕學館和師範館兩部分。12月18 日，又將同文館併入大學堂，改為翻譯專科，1903年又併入新成立的譯學館。此外仕學館、醫學實業館、也隨之一一開辦。正當京師大學堂即將正常運行之際，朝廷中頑固的保守派，又沒事找事，提出派一名滿族大臣主管教育，並對大學堂《章程》提出異議。於是，在6月，慈禧派滿人榮慶為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請湖廣總督張之洞參與京師大學堂的領導工作。後來大學堂《章程》經過七易其稿之後，正式頒布。《新章程》中將原管學大臣改為總理學務大臣，另設大學堂總監督一職，專門負責大學堂的事務。
這時，七十七歲的孫家鼐又受命擔任第一任總理學務大臣。原大理寺少卿浙江學政張嘉亨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受學務大臣監督。孫家鼐就任總理學務大臣後，除了關注京師大學堂的建設工作外，還對從中央到地方的教育體制，作了精心的研究，精細的設計。1905年12月12日，孫家鼐上書建議，中央一級設立學部統管全國教育，直接管轄大學堂；各省教育領導體制歸學政辦理；府廳州縣設學官，管轄當地學務；學生畢業後按專業對口分配；對中學堂以上獎勵生員、舉人、進士要定名額；解決廢科舉、興新學以後新舊體制轉換問題；擴大招收走讀生、派留學生，要限於講究實學；嚴禁用錢買官位等一系列有關當時中國教育的重大問題。他又對具體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切中時弊的方針政策，如他提出經學和國文學不用課堂講授，只需自習；倫理學、心理學流於空談，無裨實際，應予刪除等。不久，當朝就採納了他的建議，成立專職統管全國教育事務的正式中央行政機構學部，由榮慶任尚書。這時的孫家鼐已經是八十歲耄耋老人了，嘔心瀝血為國家教育釐清思想，提出對策，付諸實踐。
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至今已有百餘年。自創辦到改名至今天，百年風雨洗禮，北京大學已經成為世界著名高等學府，為中華民族培育了一大批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