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若是問及「世界上最美的風景是什麼？」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但對於在求學路上跋涉的學子們而言，大學無疑是心中的聖地，見證百年風雨的北京大學更是很多學子們的嚮往，但是對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又有多少了解呢？
1902年12月17日，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它是戊戌維新時光緒帝在1898年籌辦的中國最早的國立大學，是北京大學的前身。新華社發
要領略中國學府之美，就不得不了解學堂。從某種程度上說，學堂是中國大學的搖籃，因為它發軔於歷史的大變革中，誕生顯得尤為沉重。
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後，空前的民族危機催生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出現了以愛國救亡、維新變法和思想啟蒙為宗旨的維新運動。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啓超等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宣傳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向近代科學知識，鼓勵人們學習西方，用學以致用的原則來培養人才，最終達到民族自強的目的。京師大學堂，正是戊戌變法「新政」的產物，是維新派「興學救國」的重大舉措。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變法。詔書強調：「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1898年7月3日，光緒批准了由梁啓超代為起草的《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不久，光緒皇帝任命自己的恩師孫家鼐為第一任管學大臣，負責管理大學堂事務。1898年8月9日，光緒皇帝又任命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博士擔任西學總教習。
1898年9月21日爆發戊戌政變，百日維新失敗，慈禧太后廢了光緒帝。大學堂雖然「萌芽早，得不廢」，但舉步維艱。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大學堂難以維持，於8月3日被下令停辦。一直到1902年，學堂才得以恢復。慈禧太后任命張百熙為管學大臣。
張百熙不拘成例，延攬人才，請出吳汝綸和辜鴻銘任正副總教習，聘請兩大翻譯家嚴復和林紓分任大學堂譯書局總辦和副總辦。創辦於1862年洋務運動期間的京師同文館併入大學堂，藏書樓也於同年重設。12月17日，京師大學堂舉行開學典禮，各個方面開始步入正軌。
大學堂首先舉辦速成科和預備科，速成科分仕學館和師範館，後者即是今天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1904年京師大學堂選派首批47名學生出國留學，這是中國高校派遣留學生的開始。l910年京師大學堂開辦分科大學，共開辦經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設十三學門，一個近代意義的綜合性大學初具規模。
副標題
京師大學堂的幾任校長
孫家鼐：創建京師大學堂立頭功
孫家鼐（1827-1909），安徽壽州人（今壽縣），字燮臣，1859年奪得狀元，1878年與翁同龢等同為光緒帝師傅，1894年支持並參加強學會，時任禮部尚書、管理官書局大臣。翁同龢在《日記》中對其作了很高評價：「孫燮臣沉潛好學，服膺王陽明之書，立志高遠，凝厚而開張，餘欲兄事之。」
張百熙（1847——1907）
張百熙：兩次修訂京師大學堂章程
1902年，京師大學堂得以恢復，慈禧太后任命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恢復京師大學堂教學，先設速成、預備兩科。
京師大學堂開辦之初，就制訂了《奏議京師大學堂章程》。這是大學堂的第一個章程。但它是「戊戌變法」的產物，出自於維新派梁啓超和康有為之手。慈禧太后害怕維新變法思想影響大學堂，因此，她要張百熙重訂一個新章程來加以取代。
張百熙經過半年多的「謹上溯古制，參考列邦」的反覆修訂，終於在1902年8月15日上奏所擬章程，貫徹了「端正趨向，造就通才，明體達用」的旨意，含有大學堂以及考選入學、高等學堂、中等學堂、小學堂、蒙學堂的六個章程等，共8章84節（因為自大學堂成立之日起就含統管全國教育的任務，直到1904年2月起才另立相當於教育部的「學務」專管全國的教育工作）。慈禧太后欽準頒行。這是經她本人欽定的，所以就叫《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由於該年為「壬寅年」，所以又叫「壬寅學制」。這是京師大學堂的第二個章程。這個章程首次較全面地反映了我國近代教育史上關於新式學堂的較完整的體系。
「壬寅學制」雖已公布，但尚未施行。於是，張百熙會同張之洞、榮慶二人共同歷經半年之久，七易其稿反覆修訂之後，於1904年1月13日上奏所擬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大學堂附通儒院、初級師範學堂、優級師範學堂、任用教員、初等農工商實業學堂（附實業補習普通學堂及藝徒學堂）、中等農工商實業學堂、高等農工商實業學堂、實業教員講習所的十個章程，實業學堂、各學堂管理的兩個通則，學務的一個綱要，共7章72節。這是大學堂的第三個章程，稱為《奏定大學堂章程》。由於該年為「癸卯年」，所以又叫「癸卯學制」。這個章程對學校系統、課程設置、學校管理都作了具體規定。它不僅使大學堂辦學逐步走向正規，而且改變了原有的官學、私學、書院等舊形式，為我國實行現代的新式學制開了先河，並且，它一直沿用到清朝終結的1911年，對後世影響較大。
副標題
《京師大學堂講義》——中國近代最早的大學課本
京師大學堂於清光緒二十四（1898年）七月創辦，由大臣孫家鼐負責管理。《京師大學堂講義》就是那時所用的教材。
據《北京大學日刊》記載：至北大25周年（1923年）校慶時，共有講義108種。筆者所收藏的兩本《京師大學堂講義》，高25.5釐米，寬15釐米，老宋字印刷，雙隔頁，正文帶注，標點不佔格，一逗到底。一本為《京師大學堂中國地理講義》，由大學堂教習鄒代鈞撰寫，其文章體例是卷、章並列，第一章三節，講述數學、經濟、政治地理學；第二章分十四節介紹亞細亞洲各國的概況。另一本是《京師大學堂經濟學講義》，由大學堂教習（日本）杉榮三郎編，分總論、生產、交易、分配、消費五編，較詳細地論述了價值與價格，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貨幣與信用，分配、消費與擴大再生產等問題，是較早論述經濟學的著作。
據1903年的《京師大學堂同學錄》中「教習」這一稱呼來推斷，這兩部書的出版時間應在1903年前後，此後逐漸不用「教習」之稱呼。此書的印刷數量很少，據《京師大學業堂同學錄。敘》稱：「開學之二季，同學二百有餘人。」可知講義不會印得太多，再經過一百餘年的歷史淘汰，存世量肯定是很少了。該教材記錄著近代教育「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是把傳統詩、書、禮、易、春秋教育轉化成政、工、農、商、格致等科學教育的實物記載。
該書的第一頁是講義目次，下鈐「上饒任良蒙藏書畫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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