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羅伯·施密茨（Rob Schmitz，中文名「史明智」）的
《長樂路》
（王笑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2月）
是寫給西方讀者看的中國入門讀物，但是對中國讀者來說恐怕也有特殊的意義：了解一位「老外」如何觀察我們、描述我們固然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看他如何提醒我們不應忘記過去，以及如何觸摸我們的「天花板」——從歷史到現實的「天花板」。
1996年，施密茨作為「和平隊」（Peace Corps）志願者被派到中國四川自貢一所師範學校任英文教師。他第二次來到中國在成都住了一年，2010年他作為美國媒體的駐滬經濟記者，在長樂路住了八年。與其他幾位同樣寫「非虛構」中國的隊友兼同道相比，史明智更像一個老練的獵人，只是蹲守在眼皮下的這片林子。他相信而且通過這部作品證實，中國好故事就在每個人的身邊，就看你是否願意和是否有能力挖掘出來。在幾年中，史明智頻繁地訪問長樂路上的幾戶人家，並且交上了朋友，他們也很願意對他講述自己的過去和現在；他甚至還幸運地從朋友那裡得到了曾居住在長樂路的主人的一盒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舊信件……於是，那條三點二公裡的路線串起了法租界、石庫門、早期的「中產階級」、公私合營、反「右」、「文革」、改革開放，這幾戶普通中國家庭的人生故事在他筆下竟然引起了半部中國現代史的閱讀感。
《長樂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2月
那個頗有喜感的封面似乎已經劇透了全書：書名「長樂路」的「長」字下面，一個小孩面色紅潤、服裝新潮、手拿彩色假花，天真可愛，的確是在今天中國城市中常見的孩子形象。紅色圓圈中的文字：「一家花店/ 一塊三明治/ 一份投資合同/ 一座城市中的夢想/ 一盒信/ 一個戶口/ 一封動遷通知/ 一條街道裡的中國。」這幾乎就是這部書的核心敘事，所有的故事都指向其中的「中國夢」。把這個護封取下之後，鮮豔而單純的紅色封面、封底分別只有「STREET OF / ETERNAL HAPPINESS / Rob Schmitz」三行小字，絕對的極簡範兒。在兩個封面之間，也就是在史明智與Rob Schmitz之間，中國如何被觀察、被敘述以及如何被「內銷」傳播，本身已經是值得重新敘述的故事。
說到護封與封面，自然想到英文版與中文版是否有區別。手頭上沒有英文版，但是有評論者從原版摘出的一些句子在中文版中似乎沒有蹤影，比如「（the laws) may be written down somewhere，but the ……it did’t take a genius to figure out who would win.」（P. 287）查譯本，應該就是在最後一章「中國夢想」，其中談「law」的只有一個地方，講到傅姨的房地產官司，果然沒有了。可以理解，但其實本來也沒什麼。問題是現在似乎所有刪節原版的編輯行為基本上都不在「譯後記」或「出版後記」中說明，而在八九十年代的翻譯書中則是常見的。
應該說，老史講述的所有故事對我們來說不僅不陌生，而且是太熟悉了，問題是我們容易熟視無睹，或者害怕向別人講述。老史說自己並沒有「書寫中國」的野心，他也知道自己做不到，因此他只想寫寫那些認識的人，那些街坊鄰裡，「如果讀者能夠從中讀懂中國，那就這樣吧」。我覺得老史的態度是誠實的。有一次，他與在香港工作的偉奇聊天時說：「我對中國經濟了解越多，就覺得自己懂得越少」，「大部分經濟問題都在書本之外，很難確切了解真實情況。我只能通過報導過程中接觸到的業內小道消息來判斷。」（269頁）但他還是非常用心地收集關於中國的各種研究文獻和資料。雖然並非歷史研究著作，但在該書末尾他給出書中每一章的「參考資料」，其中有原始資料，也有研究論著和新聞報導。在書中他對自己在敘述中的位置顯然是相當審慎的，可以看得出他有時想表達自己，因為所講述的故事實在太那個了；但是他儘量克制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想儘量讓對象自己說話，讓讀者更直接地接觸他（她）們。
令我有點吃驚的是，史明智對中國的了解和表述常常極為精準。作為一名報導中國經濟的記者，他說「我學到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對任何經濟學家發表的有關這個國家的言論都持保留態度」，因為GDP數據存在水分，「人們很難確切了解真實的情況」（45-46頁）。
他對中國的了解僅從關於趙女士的故事中就充分透露出來。無論是1997年趙女士被一家裝配工廠辭退還是她的兒子無法進入上海的高中讀書，他都能精準地聯繫到經濟發展和戶籍制度的全部問題予以解讀；令人驚訝的是，他知道這孩子以上海學霸的身份去到小地方的高中，其學習成績只能是「學渣」，這種應試教育的殘酷奇觀連很多中國的家長都未必能清醒認識。更令人叫絕的，當趙女士因為沒能讓兒子上大學而感到不開心的時候，老史卻知道中國的大學生已經越來越難找工作，他懷疑趙女士的兩個都是高中輟學的兒子反而比同齡的大學畢業生要好過，「在這樣的時代，不上大學也許是明智的」（129頁）。
在上海日新月異和美輪美奐的大廈背後，老史看到了中國人隨地吐痰、亂扔垃圾等等難改的積習，他知道「這些都是城市化中國中隨處可見的標準行為」（23頁）。但是，更厲害的是他看到政府派發的文明生活小冊子使長樂路本地居民「頗不適意」，因為「他們向來認為自己是最精緻的中國人」，早就領受過西方文明生活的教化（24頁）。看來他不僅是中國通，還有點上海通的樣子。又比如，他可以從來自山東的花店老闆趙女士喜歡開玩笑和喜歡自嘲中發現「這是注重身份的上海人極少擁有的特質」（41頁）。我甚至懷疑老史會講一些上海話，假如是真的，那「儂真心結棍了！」
在CK的歷史和現實之中，老史一直牢牢把握肯定是在中國才真正學會的關鍵詞：「體制」。CK的故事其實就是「體制」的故事，最後的鏡頭是CK拉著手風琴，「他的音樂迴蕩在店裡的每個角落。這一刻，體制消失了」（19頁）。到全書最後回到CK的故事，CK仍然沒有忘記「體制」這個關鍵詞，他說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當時沒有辦法對抗體制」，「要麼像有些人一樣選擇自殺，要麼默默忍受。沒有其他辦法。所有人都被洗腦，所有人都在害怕」（277頁）。在這裡，CK說的和老史理解的「體制」，實際上已經超出了一般所說的那種意義，似乎更準確也更深刻——率土之濱，莫非體制。很奇怪的是，拆遷戶老康帶著老史溜進他被拆的殘破舊宅中，講述被逼遷和打官司的時候，說的也是這個概念：「體制才是關鍵。」（36頁）他記錄的故事中有些無比殘酷，但是我覺得更感人的，是席女士的兒子偉奇對他母親上訪的看法：這是人之為人最基本的追求和信仰，「我是她唯一的兒子，如果我不支持她，我無法想像這會給她帶來什麼樣的打擊」（166頁）。老史顯然也被深深感動。
老史很明白，在長樂路上芸芸眾生的「夢」的背後，其實都是穿過各自的歷史陰影才走到今天，因此他寫的是眼前的長樂路，他生活於斯、觀察於斯的長樂路，但是手中的鏡頭卻隨時（的確是隨時）冷不防地就轉向歷史深處。「史明智」這個中國名字起得真是好，讀史使人明智。
你看他正說著CK的三明治店，馬上就串來一堆歷史鏡頭：從法租界到二十八歲的毛澤東和中共一大，從十九世紀的巴黎到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國……從關於共和國歷史的一些很微觀的細節，在他筆下也似乎很自然地出現：當他在街坊
指引下
偷偷溜進附近因拆遷而荒廢的石庫門街區，馬上就想到「大躍進」運動中，石庫門街區那些圓拱石下木製大門的一對對精美銅環被紛紛拆除，「熔化在一座座煉鋼爐中」（28頁）。從上海麥琪裡街區被從地圖上抹去，他想到了美國鍍金時代的紐約，從街區因世博會而被拆遷到街上的人流、各種語言到同樣發給市民的文明小冊子，一切都是歷史的翻版。
為了插播進來的歷史敘事的準確性，老史相當重視運用文獻資料，比如，聽完開蔥油餅店的馮叔講述他十四歲時因一張海報而去看了一次宣傳集會，之後就自願輟學去新疆支援建設的故事之後，他細心地查閱1965年5月26日《解放日報》頭版關於這次集會的報導，使馮叔第二天宣布要輟學去新疆的行為得到合理解釋（66-67頁）。當然，敘述中也有些數據沒有給出處，例如在一盒信札中發現的私營企業主王明的故事，他在1957年11月被打成右派送往青海勞改，這時老史補充說當時復旦大學有十分之一的教師、城市公商業者有二十分之一被打成右派。但是，他非常能夠敏銳地從這批信札中發現1963年上海城市生活有點好轉的徵兆，這種路徑正是今天做城市史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參考。順帶要說，這盒子裡的信札前後跨越三十二年，應該是家庭生活史的珍貴史料。
但是老史的歷史感並沒有使他對中國的今天和未來感到失望，他知道眼前長樂路上的居民要實現自己的「中國夢」真的「前路慢慢、道阻且長」，「但當我轉念回顧中國在20世紀所經歷的一切後，又發現自己無需太過悲觀」。他想到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故事，「當時誰又能想到，經歷過這一切，在五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人還能肆意夢想甚至擁有追求夢想的手段和自由？」 （152頁）這是雞湯嗎？不是。因為他說：「我在中國住得越久，就愈發意識到，每當一個悲傷的故事把我對這個國家未來的憂慮拉到歷史新高后，總有像偉奇這樣的人出現，重振希望。」（163-164頁）偉奇的父親在拆遷中被燒死，母親是十年上訪者，現在是康奈爾大學的博士、在香港一家銀行工作。順帶要說，老史與在香港的偉奇那段視頻通話，非常感人——因為其中那種面對歷史與現實的傷感。
有人或許會習慣性地用「西方視角」來看待《長樂路》，但是老史告訴記者說他在明尼蘇達州的一個小鎮長大，父親是建築工人，母親是小學教師，都是工會的成員。他說這樣的家庭背景與成長環境才是他思想觀念的來源，而並非所謂的「西方視角」。其實，老史說不了解普通人生活就無法了解中國，只說對了一半。只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可能還是無法真正了解中國，因為生活與中國一樣，有兩個極端：既有屬於普通人的生活與中國，還有「不普通人」的生活和他們的中國，這兩端之間的距離恐怕難以估量。如果以馬路作為象徵，比如「長樂路」與「長安街」，那差別可不是就兩個漢字。
「Peace Corps」，現在叫「美中友好志願者」，我們更熟悉的名字還是「和平隊」，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打倒美帝」政治宣傳中學會了這個必須嘲笑和批判的概念。1996年的和平隊員老史在書中好像沒有談到「和平隊」，比他晚一年來中國的隊友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字何偉）倒是在他的暢銷書《江城》開始就有一小段專門談它，他知道這幾個字的內涵不簡單，雖然現在不再說帝國主義了，只是這個詞已經不再純潔了。「但中國的語言，就跟中國的人民一樣，早就學會了跟著政治隨風倒」，因此學校當局要求學生絕對不要使用「和平隊」這一字眼
（《江城》，9頁，李雪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
看來，小何與老史一樣是中國通，他們各自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從不同的角度描寫中國，但在他們的所感所思中有一點是絕對相通的，那就是何偉說的那句話：「在這裡，歷史從未遠離，而政治舉目可見。」（10頁）。可悲的是，「在這裡」的中國人卻很少有這樣的所思所感。
《長樂路》是一部非虛構作品，作者羅伯·施密茨的職業身份是美國媒體的調查記者，曾經以揭露美國知名廣播節目對富士康工廠的不實報導而獲獎。說這些是因為剛剛看到一項統計數據：2017年，中國在冊新聞調查記者僅剩一百七十五人，在幾年前是三百零六人，而中國人口是十四億。中國當然是非虛構寫作的沃土，難怪近幾年來有些外國記者、作家寫中國的非虛構作品會紅起來。
「非虛構寫作」（「nonfiction」，直譯是「非小說」）興起於美國二十世紀中期的文壇，至七八十年代大盛。「非虛構」寫作在中國則是近年才形成的一種潮流，把人們的閱讀目光不斷引向現實生活中的群體和個人。雖然從對「非虛構」的關注和產生的影響來看，當然無法與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運動之初的那些振聾發聵、對全社會影響巨大的報告文學（如《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間》等）相比，但是畢竟在媒體新聞與虛構文學之外提供了一塊直面現實、介入生活的平臺。
非虛構寫作的主旨是對生活中的真實人物、事件或狀況的觀察、了解和描述，訪談、對場景的描寫、微觀細節、現場感、人物對話、與歷史聯繫的認識、寫作者的主觀感受、對宏大議題的微觀反思等都是基本的寫作要素。好的非虛構寫作顯然不能依靠短期的採訪，而是要有較長時間的現場生活經歷，隨時記錄、捕捉和思考，在細節中發現與生活的整體性的關聯——所有這些只有在時間和現場中才能熬煉出來。
多年前，美國青年作家凱西·沃克（Casey Walker）因一次為期三個月的文化交流項目而到過一次中國，回去後他用七年時間寫成了一部政治驚悚小說 —— 《在上海的最後時光》（
Last Days in Shanghai
）。我沒看過這部小說，只是想如果今後老史再以長樂路為背景寫一部小說，會是什麼樣的——在非虛構寫作中陷得這麼深之後，他還能虛構得起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