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
海因裡希·蓋瑟爾伯格編，孫柏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312頁，49.80元
2019年如期而至。
回顧2018年所發生的一切，我們曾經關注過的一切，無論是否曾有感動讓我們淚流滿面，更真實的是總有萬種無力讓我們羞愧與內疚。無論是靜守在書齋，還是奔忙於路上，總有一種困惑纏繞在心頭：我們時代的最大問題是什麼？漢娜·阿倫特在1945年曾經說過：是邪惡，邪惡是戰後歐洲知識分子面對的根本問題。是否可以說，這仍然是今天全世界知識分子無法擺脫的根本問題？我猜想阿倫特想講的重點並不是邪惡本身如何如何，而是歐洲知識分子如何看待自己與邪惡的關係——是順從、默認還是疏離，甚至反抗？或者像鐘擺一樣，在私下間的嘻笑怒罵與公開場合的噤聲之間來回擺動，獲得的是心理上的宣洩與現實中的平衡？如果是這種關係，難道不會使人感到羞愧與內疚？激進的左派知識分子齊澤克說，那種犬儒理性是虛假的，在其下面掩藏著特定的利益，因此無法與之斷絕關係。在這世界上，還有哪些地方的知識分子沒有遭遇過歐洲知識分子所遭遇的這些「時代的最大問題」呢？
無問東西，當前的世界似乎都正在被困惑、迷茫和焦慮所圍困。「沉痾遍地，病魔肆虐，財富聚集，眾生危亡。」 20世紀傑出的歷史學家託尼·朱特以奧利弗·哥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荒村》中的句子作為他的《沉痾遍地》的題記，滲透著一位歷史學家對當今世界現實狀況的憂患意識。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恐怖主義、難民問題、民粹主義、極右言行、仇外情緒、貿易紛爭……世界似乎在一夜之間陷落在泥淖之中。在普遍蔓延的困惑、迷茫和焦慮中，最令人揪心的不是「這個世界還會好嗎」，而是不知道它還會糟糕成什麼樣。進步的神話似乎已經不可能，能退回到過去那種感覺還有些安全感的時光就已經不錯了。這世界為什麼變成這樣？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未來會怎麼樣？就如託尼·朱特曾經說過的，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出現了深刻的錯誤，而我們似乎無法想像另一種可能。在這些困惑中包含的焦慮甚至恐慌是不言而喻的，在這種時刻，思想者面臨的考驗是如何為這個沉痾遍地的世界把脈，如何準確地為時代的病灶定位，如何探索戰勝危機的方向與路徑。面對今天之滄海橫流，雖然英雄不再有，但以思想為志業的知識分子總是要發出聲音。「時代脫節了。倒黴的我/ 卻天生要出來重整乾坤。」（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中的臺詞）今天大概沒有什麼人敢說以「重整乾坤」為己任，但是反思該如何重整乾坤卻是很多知識分子的共同想法。
德國蘇爾坎普出版社的學術編輯海因裡希·蓋瑟爾伯格於2015年開始策劃一項很有意義的活動：邀請不同國家的學者和思想家同時撰文探討當下的世界與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匯集成書出版，於是有了這本
《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
（孫柏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該書由15位不同國家的作者分別撰文，「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們在這裡表達的是他們對這樣一些緊迫問題的思考：我們怎樣陷入了這一狀況之中？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後，我們將站在哪裡？我們如何才能夠遏止全球衰退並從中恢復過來？它所涉及的是這樣一種嘗試，即面對民族主義的國際形式，在三個層面上建立某種跨國的公共空間：在各位撰稿人的層面上，在所研究的現象的層面上，在發行的層面上——本書將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同時出版」。（前言，第9頁）這的確是一個由急迫的問題意識、不同的國家背景和觀點視角以及國際性的同步傳播所建構的公共思想空間，一個開放性的思想輿論場，是「全世界知識分子聯合起來」的一個小小的例證。順帶要說的是，在閱讀這本中譯本的時候，使我時有困惑的是有些翻譯的句子似乎難以弄明白其意思，或許這也是在多語種、跨國題材與現實語境的差異性中產生的文本所帶來的翻譯難度吧。使人感慨的是，該書作者之一、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於2017年1月辭世，沒有看到本書的出版。作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公共知識分子，鮑曼在他的文章中最後說，「目前我們面對的問題，是無法依賴魔杖、捷徑或即時療法就能解決的……我們需要冷靜的頭腦、鋼鐵般的意志和巨大的勇氣；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真正長遠的視野——以及足夠的耐心」。（46頁）這也可以看作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諍言。
蓋瑟爾伯格在「前言」中把當前的討論與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關於全球化的問題與反思的討論聯繫起來，例如拉爾夫·達倫多夫提出的21世紀有可能變成「威權主義的世紀」、理察·羅蒂關於將會出現歷史倒退（「粗俗煽動者上臺」、「奧威爾式的世界」降臨、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增長等等）、維爾海姆·海特邁耶關於要提防「一種威權的資本主義」和「國家的高壓統治」等警告（第6頁），這種聯繫使當下的討論被置放於歷史脈絡之中，顯然是不可缺少的思考路徑。當時的所有這些警告和建議本應得到充分的重視和尋求解決的途徑，蓋瑟爾伯格認為，「通過跨國機構的建立，政治本應被要求能夠尋求全球方案來解決全球問題；與此同時將會出現一種相應的精神狀態——一種普世主義的『我們—情感』」。但是，「尖酸的諷刺於此出現，即當時還只是初具輪廓的全球化危機，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裡全面成為現實——國際恐怖主義，氣候變化，金融和貨幣危機，最後是大規模的移民浪潮——然而人們對這一切根本沒有做好政治上的準備。而在主觀方面，一種堅實的普世主義的『我們—情感』顯然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第7—8頁）他在這裡提到的「政治上的準備」與主觀上的堅實的普世主義「精神狀態」的確是很值得思考的議題，在政治制度、文化建構與精神狀態都缺乏準備和實踐的現實中，全球化危機的全面到來必然造成「大衰退」災難。
收入本書的第一篇文章是紐約大學阿爾君·阿帕杜萊教授的《民主的疲勞》，第一句是：「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是，我們是否正在見證世界範圍內對自由民主的抵制，及其被某種民粹專制主義所替代的趨勢。」 作者認為川普執政的美國、普京執政的俄羅斯、莫迪執政的印度和埃爾多安執政的土耳其都表現出這一趨勢，其共同特徵是「他們都試圖將軟實力轉化為硬實力，毫不手軟地壓制少數民族和異己分子，扼殺自由言論或利用法律鎮壓他們的對手」。（20頁）文章對全球化右傾趨勢的出現所做出合理的解釋就是「民主的疲勞」，其根本原因則是民主制度始終要求的正當法律程序、協商理性和政治耐心在新的全球性語境中變得難以忍受，而新的狂熱追求權力的民粹主義領導人更加憎恨民主，利用民眾的不滿與恐慌遮蓋其裙帶資本主義與廣大民眾真正的經濟困境之間的深刻矛盾。在這些分析的基礎上，作者提出以歐洲式的思路作為替代性的方案，核心是堅定推進民主化進程，呼籲歐洲的自由公眾（工人、知識分子、活動家、決策者）在歐洲建立一項跨越國家邊界的共同事業，推動經濟和政治的自由主義。最後的結論是，「我們需要自由的諸眾（multitude）」。（27頁）
說到「諸眾」，當然會想起義大利哲學家保羅·維爾諾（Paolo Virno）的《諸眾的語法: 當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10月）：所謂的「諸眾」是個體的、複數的、反抗權威的和否定國家的；「諸眾」既不是離散在公共事務之外的失語的原子個體，也不是可以被代表、被強制聚攏在某人某物周圍的無差異個體；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諸眾」逐步消解了智力活動、政治行動和勞動之間的界限。但是，這樣的理想化的「諸眾」如何才能成為有重要思想影響的行動力量，恐怕還需要時間的檢驗，尤其是當看到在現實中的「民眾」對明顯的歷史倒退行為麻木順從、對新的民粹主義領導人盲目聽信的時候，「諸眾」如何才能煉成？
《諸眾的語法: 當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印度裔評論家潘卡·米什拉的《怨憎時代的政治學，啟蒙的黑暗遺產》追溯到啟蒙時代關於人類動機的理性主義觀念，認為所謂「理性的人」的觀念忽略了傳統和宗教，忽略了很多在人類生活中曾經存在的因素和更加複雜的動力，而這些因素和複雜性其實在許多現代主義文藝中都曾經揭露過。（170—171頁）從思想史的視角中，作者拈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尼採、弗洛依德、韋伯、穆齊爾等人的思想發展譜系，說明「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仔細審視的不僅僅是私人生活中被壓抑的、晦暗的因素，還包括在自由民主中社會和政治生活的隱蔽操作」。（175頁）關於「理性」的這些反思固然有重要意義，我們也並非不知道在人類思想史上的「理性」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衍生出來的無限擴張的歧途，就如美國學者弗萊德·R·多爾邁曾經指出在培根的理性和知識論中蘊含有對自然和社會的統治的衝動，個體理性和我思主體必然帶來不受任何約束的弊病；馬克斯·韋伯也早就指出工具理性越來越成為生活的依據的時候，必將導致所有個人的整體價值的消失，代之以單一方面的價值和深度的孤離感。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當今的「大衰退」中所包含的諸種特徵很多恰好是非理性的、反自由民主的。對於理性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想觀念，任何片面的、絕對的信奉或反對都是同樣糟糕的選擇。在我們的生活語境中，當然應該更明確地說，對啟蒙理性的意義仍然需要在理性與愚昧、民主與專制、自由與奴役的基本分界線上認識，在反思「啟蒙的黑暗遺產」的同時更不能輕易拋棄啟蒙的光明遺產。
社會學家鮑曼的文章題為《尋找目標與命名的症狀》，集中探討的是時代症狀中的「移民恐慌」問題，以此來探測「隱藏在我們當前境況之下的某些可怕的事實」。（33頁）他認為正如烏爾裡希·貝克所分析和預見的，我們當前最為困惑的窘境、最為不解的憂慮與煩惱都是根源於這樣的事實——我們的世界性困境已然來臨，但是我們在事實上仍然缺乏世界主義意識、理念或態度，在這兩者之間產生尖銳衝突。（38頁）因此人們越來越熱衷於搜尋「他們」（外來者），以便讓「我們」與「他們」劃清界線、確立邊界、設置門檻，於是在這灰色地帶上，「我們」和「他們」之間上演著無情的戰爭。（44頁）如何才能走出這種困境與戰爭狀況？鮑曼最後從教皇方濟各（Pope Francis）的聲明中找到答案——「我們呼籲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促進對話文化的發展，從而重建社會組織。……和平將是持久的，只要我們用對話這一武器來武裝我們的孩子，教導他們如何在相遇與協商的論爭中打一場完美的勝仗。」（45頁）這當然是很美好的可能性。但是，把這些理想與呼籲放在產生「移民恐慌」的各式各樣的充滿複雜性與多變性的現實語境中，我們如何才能找到它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呢？ 其實，這也是我讀完這本文集後產生的最大困惑：在認識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況與在現實中提出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改造方案或重建方案之間，還是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收入本書中的比利時作家大衛·范雷布魯克的《致歐盟委員會主席讓-克勞德·容克的一封信》提出需要更新我們的民主實踐方式，呼籲一種能促使人們重新回歸到民主進程的改革程序，這是一個引向具體方案的很好入口，果然他提出了一個重新恢復雅典民主制的核心原則的方案——在歐盟各成員國依據人口比例隨機籤選出公民大會的代表，就像在愛爾蘭已經出現的公民大會那樣。他認為由隨機抽樣產生的公民代表和開放給所有人的多項選擇全民投票的結合，將成為新的民主政治方式。無論這個方案是否正確、是否可行，最起碼是一項比較具體的方案，相比較起來，我們還是有理由對其他文章表達某種遺憾：缺少對具體方案的思考與討論，雖然我們無需把刻在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名言（「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 it.」）掛在嘴上，但是我們在內心時刻不應忘記「重要的是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