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高考滿分作文反思：好文從何而來？

來源：維舟

近日，浙江高考滿分作文《生活在樹上》引起了爭議。其爭議之大，竟是這樣一個關於「什麼是好文」的熱議話題，昨天起在新浪微博上也已被屏蔽。因為順著這個話題展開的不僅僅是「好文」的標準問題，還涉及到閱卷評分的客觀性、高考制度的弊病、以及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教育體制。

當然，高考滿分作文可能很難沒有爭議地都說好，但這篇的風格的確非常特別。我看到的大部分評論都譏諷其矯揉造作、辭藻華麗、喜用生僻字、愛掉書袋的奇崛文風，甚或譏諷為「英式中文」，也有人直白地說「晦澀是一種思想病」，當然也不乏像馬伯庸這樣，認為「這不是一篇好文章，卻是一篇好作文」，畢竟在那麼短的考試時間內、在800字篇幅裡寫出讓考官滿意的作文很難。

政治學博士馬華靈清楚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意見，認為「一篇辭藻華麗的高考滿分作文不如一篇淺顯易懂的小學生作文」，這位作者「既不好好說話，也不好好說理」。他說自己「也曾經沉迷華麗的辭藻」，直至被導師劉擎當頭棒喝，「從此我才真正知道好文章要做到語言清楚明白，論證有理有據」。但是，他自己也指明，這其實是學術論文的標準，「作者迎合高考作文標準這樣寫無可厚非，但這篇真的夠不上好文章的標準」，而「中小學作文評分標準是爛標準」。

在此，其實他也承認「高考作文標準」和「學術論文標準」（後者在他這裡等同於「好文章的標準」），只不過他不像馬伯庸那樣承認兩種標準可以並存，而對前者不屑一顧。翻譯家李康則認為這兩種情況應當分開來看：

一，這是應試作文，不是學術論文；

二，其他各種更常見的假大空作文或說話套路，你們也不妨一併抨擊一下唄；

三，廣大中學生甚至大學生甚至文科大學生的教材之外閱讀面究竟如何，你們真的沒數嗎；

四，樸素的閱讀、研讀的階序云云，難道不正是大學學習的目標而非入學標準嗎？

另一位翻譯家閔雪飛也認為，高考作文無法苛求：

不知道你們當初高考分配給作文多少時間。我們當年還要寫倆，一大一小，給大作文的時間最多40分鐘。這種情況下，寫得不好是正常的，寫得好說明閱卷老師心情好。誰都知道，寫作、文學翻譯沒法在極限時間內完成。踩點熬夜湊合交給我的論文和翻譯我從來不評，心情好隨便給個分，心情不好就退回去重寫。我也從不讓學生參加那種限時倆小時之內的翻譯比賽，別真誤以為翻譯可以那樣做，將來掰都掰不過來。

雖然他們的觀點看起來針鋒相對，但其實都不認為這是一篇好文章，只不過有些人主張應以學術論文說理的方式及早訓練思維，有些人則強調中學和大學不同，應試寫作與學術寫作不同——但即便如此，如果應試寫作慣了，到時也會很難掰過來。

在此，這篇高考滿分作文其實被視為應試教育的怪胎，是極限時間、特殊標準和考官意志催生了它；但也有記者採訪了多位語文教師，一位有多年閱卷經歷的四川語文特級教師卻說：

的確，這種學生不是語文老師教出來的，勇氣可嘉，但是與語文老師無關。這種作文是少數，不能代表高考整體的方向，我估計多數語文老師不會鼓勵學生仿效，反而會把它當成一個反面典型，畢竟高考分數就是一切，決定學生命運的事情，不敢開玩笑。

有一位浙江語文名師甚至表示：「這篇文章衝破標準答案，衝破老師固有思想，衝破課堂思維定式的一次很好的嘗試，它可以鼓勵孩子們朝著不同的方向自由的翱翔。」——換言之，這些語文老師不但不認為這種文章是應試教育的產物，反倒認為它是異類，只不過有人覺得這種新異值得肯定，有人卻覺得這是風險很大的「反面典型」。

確實，這種文風也許不是一般中學語文訓練出來的，倒不如說是當下社會上盛行的語言審美的雜燴。一些半文不白、辭藻華麗但卻讀不通順的詞句，在廣告、歌詞等領域大行其道，還常在網上被讚許為「唯美」，這正是因為當下已與傳統斷裂，而尚未將新舊文化熔為一爐的表徵。這篇高考滿分作文的作者看似少年老成、也讀了不少書，但在風格上其實是對這類寫法的效仿。

然而，即便這不是語文老師教出來的，但語文老師判定它滿分，這多少還是能說明一些問題的。如果這不是高考作文，那或許有爭議也不是壞事，甚至難說也因其風格而自有其擁躉（一如《銀翼殺手》中晦澀華麗的臺詞），但現在就涉及到一個問題：高考作文的好壞究竟以何為標準？

這裡的關鍵在於：高考作文和一般的文章不同，它是一種標準化考試，「好作文」不一定是「好文章」。正如歷代的八股文，即便是狀元所作，流傳至今的也寥寥無幾，因為那不見得是好文章，但根據八股文的規範，它卻可能讓人高中狀元。明清時歸莊、戴震即便名滿天下，卻都屢試不中，這不是因為他們不會寫文章，只是在科舉的規則下無法勝出。簡單地說，它比的是「規定動作」，而非「自選動作」，是在標準化的基礎上，有限的創新。

這樣的事，到今天也比比皆是。拿過無數作文獎項、被稱為「文學天才」的費瀅，2003年高考作文《人情與季節》僅得25分，按滿分60分計竟然不及格，在當年也曾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在這樣的標準化考試中，其實嚴禁自由發揮，而必強調不能「偏題」——如果任憑各人自由發揮，那就無法按單一標準來衡量判定作文的好壞了。最終，這實際上意味著考生要去揣摩出題人的思路，而恰恰是那些思維創新的人更傾向於不循常規，容易出現「偏題」。

現在的問題，一方面是這種標準化考試的規定太死板，另一面，很詭異的是，它其實又缺乏真正客觀的標準。有人翻出這次判這篇《生活在樹上》的浙江高考語文作文閱卷大組組長陳建新兩年前受訪記錄，從他當時談高考作文的標準來看，與這次的浙江卷高考滿分作文幾乎完全相反：

作為多年的高考語文閱卷組組長，陳老師評價高考作文時有四大標準：重視真情實感的表達；提倡面向現實生活；提倡理性思考、提升思辨能力；反對矯揉造作的文風，提倡準確、簡潔、流暢、明了的語言。「寫論述文不要掉書袋、過多舉例，要提升用詞準確性，要注意文體和語體相互匹配，這也是考生寫作時最容易踩的三個「雷區」。

我對這篇作文本身的好壞其實不感興趣，我在意的反倒是社會如何評價它，為何如此評價它。在我看來，它顯然不至於值滿分，但作為考場上的應試之作，也遠不像一些人說的那麼一無是處，它之所以惹爭議，是因為恰好觸動了人們長久以來對教育弊病、考試客觀評分標準等一系列問題的反思——簡言之，它得滿分公平嗎？讓這樣的作文得滿分，是否會釋放錯誤的信號，讓我們本已問題叢生的語文教育更積重難返，更難「掰」回來？

解決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事實上，我覺得這是現在的教育體制無法解決的。原因很簡單：如果要顧及中國人高度關注的「公平」，那麼就勢必意味著高度標準化的考試，這樣才能基於同一標準來量才錄用；但越是如此，就難以容許參差多態的美存在。

不同文體、風格的判定標準可以迥然不同，在議論文看來以清通簡要的有力表達為上，但詩歌卻可能卻偏偏重視繁複、隱晦、象徵。如果僅用一種標準、一種風格來統一衡量，那麼差異就成了低劣、錯誤和膚淺。只有能按多元標準來差異化地對待，才能不至埋沒人才，但這卻又可能被用於權力尋租，被視為不公平。

這實際上是中國教育中的老問題，之所以在作文中特別明顯而難辦，就因為作文恰是最難被標準化的領域——與此同時，閱卷老師判斷的主觀性也最難受到約束，甚至竟可以違背自己定下的判斷標準。

另一個似乎無人提及的問題是：像這樣風格晦澀怪奇的作文，其實是缺乏公共生活所致。和西方不同，我們的教育從小不培養孩子面對公眾演講、表達自己觀點，這就很難讓人意識到自己是在面對一群「公眾」說話，自己必須表達清楚有力、能打動人；相反，很多人寫作時其實是沉浸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裡，他真正面對的讀者，除了自己，就只有那個臆想中的老師/考官。

當然，同樣缺乏公共生活的中國古代，並不是沒有好文章，但那時至少有一個文化精英的共同體，界定著何謂真正的好文。從某種意義上說，像八股這樣的應試之作固然是要在規則之下揣摩權力意志，但其它詩文卻取決於士人的公論，那即便不是其唯一、也是主要的讀者群。我們今天則舊法已死、新法未立，更缺乏現代意義上自主、發達的文化批評和公共知識生活，出現這樣的高考滿分作文也不足為怪。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這堪稱是折射出我們這個時代縮影的一個現象級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