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搶到房源是『英雄』。2019年，壓低房租是『好漢』，隨著北京房租整體下降，長租公寓經營愈發不易，想辦法能多賺一點是一點兒！」北京某長租公寓收房員王剛（化名）告訴新京報記者，「2019年全年，北京的租金都處於下降趨勢中，實際下降程度要比表面上的數據更明顯，只是有些機構都不對外宣講罷了。長租公寓運營機構在想辦法兩頭『吃』，一邊壓低房東的房租，一邊上漲合租租客的租金。」
租金上漲「魔咒」消失了
對於2019年的北京租房市場，從業多年的某長租公寓收房員王剛感受到了一絲寒意。「2018年，租房市場上行，我們收房的時候，拼的是快速搶到房源。2019年，租房市場走低，我們收房的時候，拼的是怎樣壓低租金。」王剛感慨地說。
這一變化在機構的報告和數據中也有體現。貝殼找房近期發布的《2019租客居住報告》顯示，2019年，北京租金下降幅度為4.22%。對該機構的數據，王剛告訴新京報記者，「其實，北京租金實際降幅要比一些機構對外公布的數據更為明顯，在北京四環外一些距離地鐵站較遠區域，租金下降幅度超過了30%，全北京整體租金降幅在20%左右。」
2019年，新海北裡小區租金下降近三成。
王剛經常在馬駒橋區域收房、租房，他發現這個區域的租金一路走低，2019年降幅在20%左右。「產業疏解、企業外遷等因素是導致房租出現下降的主要原因。比如，北京大興新機場建成投入使用，使得租房人數逐步減少，順義後沙峪和花梨坎區域的租金降幅在25%左右。」
順義花梨坎區域的金成雅苑部分房源租金降幅超過25%。
與房東談降價，收房員發怵
「為了降低成本、提高收益，長租公寓運營機構在想辦法兩頭『吃』，一邊壓低房東的房租，一邊上漲合租租客的租金。」王剛回憶說，自己為了勸說海澱區一個小區業主降價，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這位業主與王剛所在長租公寓機構籤了5年的租賃合同，按照合同約定，每月租金1.2萬元，5年內每三個月以5%的幅度逐漸遞增。如今每月租金漲至1.25萬元。去年11月，由於公司經營吃緊，王剛不得不壓低收房成本，他勸說這位業主降價，但業主並沒有同意，他又多次打電話與業主溝通，業主仍然猶豫不決。王剛按照公司要求給出了兩個方案，一是賠償兩個月的房租直接解約，二是將每月租金降為8500元，重新籤訂後補合同。最終，房東同意降價，繼續將房子租給王剛所在機構。
北京一些小區的房東遭遇機構壓低房租。
與房東博弈並非易事。「我都發怵了，公司不賺錢，領導就這麼交代的，我還得硬著頭皮去找房東談降房租。」王剛無奈地說，公司單方面將合同約定的租金壓低30%，這不是件容易的事，遇到可以講價的房東，賠償兩個月房租解約；遇到堅持不講價的房東，既不同意解約，也不同意降房租。
提起「戰果」，王剛還是略感欣慰。「經過我們的努力勸說，大部分房東都會選擇降房租繼續將房子租給我們。不過，周邊的中介機構也隨行就市，遇到堅持不講價的房東，就少降點，遇到可以講價房東，就多拉低點房租。我們也是打工的，只能聽公司領導的指揮，但是總感覺自己有點『心虛』。」
新京報記者通過調查發現，在北京，去年以來，此類遭遇的房東屢見不鮮，租金普遍下降10%至30%不等，較明顯的降價區域主要是在三環以外。
搶房「後遺症」疊加拆隔斷，成本轉嫁給租客
那麼，為什麼北京長租公寓運營機構如此大範圍降低收房價格？對此，王剛告訴新京報記者，「主要原因是一年多以前搶房源『大戰』留下的『病根』，當時租金呈上揚趨勢，誰都沒想到北京房租會跌。於是，各個長租公寓運營機構開始高價搶房源，當時大家想的都是搶到就是賺到，不僅可以獲得租金上漲的差價，還能通過打隔斷創收。但是沒想到這麼快就要整治隔斷房，『創收』也斷了來源。」
「但我們還得儘量維繫收入。2019年，長租公寓運營機構的經營壓力不僅傳導至房東端，還同樣傳導給了租客端。整租的客戶感覺房租降了，但合租的租客們則面臨著漲價。因為隨著一些長租公寓拆了隔斷，增加的成本轉嫁給了合租租客。」王剛向記者坦言，原本的房間數減少近一半，公司只能想辦法從其他房源找回損失。
王剛的同學最近就遭遇漲價。「我那個同學租住海澱區紫竹院附近的長租公寓。隔斷拆除之後，原先的五室減少為三室，每室每月租金漲400元。考慮到搬家的時間和費用，在我的勸說下，同學還是選擇忍了，先在原處住著。」
對於此類情況，北京多家長租公寓機構的通常做法是：如果租客不接受漲房租，長租公寓運營機構可以給租客安排其他新住處，並承擔搬家費用。但此舉並不能得到部分租客的認可。「長租公寓運行機構另行安排的住處總會有不合適之處，比如距離和交通，而且搬家不僅耗費錢物，還會浪費時間，公司也不可能處理得面面俱到。」王剛和趙楊（化名）等多位收房員表示。
談及新的一年，王剛說，經過這一年的降價，北京的租金應該會穩一點。「希望市場能好轉一點，工作能容易做一點。」
新京報記者 張建 攝影 張建
編輯 武新 校對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