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面世的出土文獻中，逐年整理公布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以下簡稱「清華簡」）一般被視為戰國中晚期文獻，其方方面面的學術價值已不待申言。我們最關注的是清華簡的政論治道，或所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的篇章義理。這其實也是清華簡相較其他新出文獻的一大特色。2018年面世的清華簡（捌）與2019年面世的清華簡（玖）所見諸篇對治道皆有詳論，殊為可寶。尤其《邦家處位》《治邦之道》《治政之道》三篇，其體量可觀、文辭暢達、邏輯嚴謹、意旨高遠，可供學者細繹之理著實宏富，謹從中所見先秦賢能制度理念略述一二。
清華簡（捌）《邦家處位》篇著重論述治國用人之道，闡明賢能及其制度化理念的重要性。該篇開宗明義曰：「抑君臣必果以度。」所謂「度」，即君主考察臣下、臣下侍奉君主之法度。《邦家處位》刻畫君主個人智識不足之態，及其導致臣下不得善用、罔顧公利之果，曰：「君唯聾狂，使臣欲迷。政事逆美，寵福逆惡」。從而，論者主張應當訴諸外乎君臣雙方而相對客觀理性的力量，建構一種擇人、任人制度以約束君臣。當時並非未能選任賢人，惜乎狀況不佳，該篇分析選官之弊有損邦國，故強調應以國家公利為本，拔舉「良人」。那麼，何為有利政事之「良人」？簡文主要從反面否定幾類人員。一為憑恃「子立代父」之官，阿黨比周、權勢煊赫、架空君主、危害政事；二是語詞華美，實則作惡多端、投機取巧、無益於政；三是君主徵召不從之人。
此外，《邦家處位》所述「黨貢」頗值關注，其言「貢乃固為美，以探良人」。傳世文獻中，《國語·齊語》《管子·小匡》均載，管仲治齊曾實行一套詳備的人才選拔制度，謂之「三選」。可見，該篇「以度」理念依託於「黨貢」之實踐，或許有一定的歷史社會背景。相較出身、言辭等標準，官員能力及實舉更能客觀反映官員之「實」，具有可量化、可驗證的特徵，從而易於融為法律標準而趨制度化。
「以度」的深層意義是確立君臣分工以維繫君權，所謂「夫不度政者，抑歷無訿，主任百役，乃弊於亡」。究其意，不以法度施行政事、事必躬親，將會導致惡臣架空君主，「埶僭列而旁受大政」；良臣埋沒不彰，效力無門，「民用率欲逃」，尋求善政。君主既不能馭臣，又失民心，自然失勢。這是《邦家處位》對君臣如何分工、君王何以自處的關鍵表述。概言之，《邦家處位》強調「以度」，頗具「法治」色彩，亦合於戰國維繫君王集權的傳世學說，大抵流露出法家法術勢之理論意旨。其法度與人事管理之行政技術融合無間，恰是法術結合之策，不難窺見後世職官制度與選拔考績技術之端倪。
清華簡（捌）還有一篇名為《治邦之道》，《清華簡》（玖）則有《治政之道》篇，整理者已澄明，二者實為首尾完整的一篇。率先公布的《治邦之道》富有平民參政意旨，提出「舉而度，以可士興；舉而不度，以可士崩」之論，隔年面世的《治政之道》亦立足於「興人是慎」之說。二篇合而展現出一套平民參政體制，表達以社會分工為背景、以君權秩序為基礎的廣泛選賢理念，反映了周秦之際公卿貴族沒落、士人官僚崛起的顯著態勢。
觀此治邦治政之雄文，始終對古來世卿世祿深加詰問，曰：「彼善與不善，豈有恆種哉？」「夫豈令色、富貴乃必或聖乎？」論者力倡以平民百姓構築選賢體制的基礎，主張賢能的選舉範圍不應拘於世家、蔽於顏貌，而應廣泛選拔有才能者，充分予以地位和權力，「雖貧以賤，而信有道，可以馭眾、治政、臨事、長官」。此外，該篇還明確設計一套任職考核制度：「既聞其辭，焉少小榖其事，以程其功。如可，以佐身相家。」這就要求一般先任命仕者擔任較低職官，安排較小政務，上位者遵照實際事功，考核、積累官員處理政事的基本能力，合格才可委以重任。這是中國文獻早見的官員任職試用考核制度。
既已言明面向平民選官之體制與程序，該篇進而論君臣之道曰：「上風，下草……夫四輔，譬之猶股肱。」這大概是複述《論語·顏淵》「風行草偃」之德教話語，亦持這種「股肱」之喻，大有貼合傳統君臣體肢關係的意思。奇怪的是，簡文赫然出現君臣關係「猶市賈之交易」的獨特命題，這不免令人想起《韓非子》一書多有表露的君臣交易論說，如「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韓非子·難一》）云云，似乎可見交利互益之政治功利學的流傳。
其實，「風」「草」本就力量懸殊，「體」（身心）「肢」（股肱）也有本末之別。何況，非但古謂「作朕股肱」（《尚書·虞書·益稷》）「作厥肱股」（《師詢簋》），後勁法術之士申子亦有「明君如身，臣如手」（《申子·大體》）之論。於是，不難理解這番選賢制度理念歸攏於「上總其紀」的君權秩序。進而，關於君臣上下執政智識的理解，便依循「上聖下愚」的邏輯，「彼上聖則眾愚疲，愚疲則聞名，聞名則服以可用，威以彌篤益耆」。「下愚」並非否棄賢能，而是闡明臣下不應以古非今，批判時君，只須憑藉賢才實施君主之願，遵循君主之令。至於「上聖」的意義，也不止於治吏本身，而是體現由君主內在德性與智識的「上聖」，再進至「兼敷諸侯，以為天下儀式」的外王宏願。究其君臣執政智識分疏界說，非惟曰習見於法家摒除耳目心智、一任物準之旨，而更是要達致「輔相、左右、邇臣皆和同心，以一其智，聲以益彰，諸侯萬邦率嘉之」的君權秩序圖景。
清華簡關於治道的主題頗為顯著，在其成文時代應屬較為流行的政法言論。此前，清華簡（陸）有《管仲》《子產》，清華簡（柒）有《趙簡子》，管仲任法治、子產鑄刑書、趙鞅鑄刑鼎，皆為當世治道先驅翹楚，或許「清華簡」所匯撰意旨，在於反映時代變遷的治道風尚。
畢竟，中國傳統素崇治人，傳世文獻所見賢能思想於先秦子學閒見層出。孔子言「舉賢才」（《論語·顏淵》），謂「為政在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禮記·中庸》），孟子稱「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離婁上》），「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盡心下》），荀子則說「有治人，無治法」（《荀子·君道》），「賢能不待次而舉」（《王制》）。《墨子》有《尚賢》三篇，力倡尚賢為政之本，對儒家式賢能理念多有超越推進。慎子曰「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慎子·知忠》），即便承《老子》「不上賢」之說而主「上法而不上賢」（《韓非子·忠孝》），《韓非子》也申言賢才職官於國家治理的作用，「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人主》）。《邦家處位》《治邦之道》《治政之道》所見賢能理念既有諸子通論，也不乏各家異見，若整體觀之蓋無奇說，與傳世諸子書「舉賢」「尚賢」「任人」諸說無違。這種漸趨合致的治國思索，不再祈求神權力量與封建忠誠對政治格局的維繫，也不僅限於個人德性的追求及宗法血緣的維護，而是圍繞國強國富以期君臨天下，體現出政法思想及技藝的突破與出新。
前述清華簡所見長篇治道，都歸於君權政治圖景。《邦家處位》主張依準法度，君主以法使臣、以術馭臣而結穴於君勢。《治政之道》及《治邦之道》雖富於兼愛、尚賢、德教之旨，亦終歸是「上總其紀」「上聖下愚」，確認尊君卑臣的君權秩序，如徐復觀所言「中國過去言政治，最終必歸於君道」。又如「上不憂，邦家安，其政使賢、用能，則民允」之語，可見傳統選賢任賢亦實屬「牧民」範疇，君王選拔少許民眾成為官員，管理芸芸黔首，騰播權勢，傳達法令。官僚機構以及官員職能皆非周代封建切割，而是新王君權分化。在這套官僚系統中，臣僚唯得行使君主授予之權，共同拱衛君權體制。
非惟印證與補強固有的傳統論斷，新出文獻誠不乏材料及義理的研究價值。《邦家處位》持「以度」之論提綱挈領，將賢人政治視為邦國治理核心，以制度化思路論述諸子共同關注之君臣關係、選賢任能議題，且廣及法家後勁君臣分工、勢術馭臣之旨趣，對研究周秦之際賢能理念與官僚政治的演進富有啟示。《治邦之道》部分趨於墨學特色，《治政之道》則熔諸家於一爐，對探討先秦諸子學說的分化交融具有參考意義，值得深加辨識。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法學院；廈門大學法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馬騰 曾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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