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泳1924年1月生於四川重慶，先後就讀於重慶中央工業專科學校、晉冀魯豫解放區北方大學文教學院。1949年任接管唐山工學院聯絡員，中國交通大學唐山T學院行政秘書，新唐院第一任工會主席，多次被選為校黨委委員，並先後擔任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馬列主義教研室副主任、主任，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等職；他是西南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的主要奠基人。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日戰爭開始了。此時正在重慶北碚兼善中學上初中二年級的李泳毅然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積極參加抗日宣傳活動，募捐支援抗日前線。他在從事抗日活動的同時，還和本校以及復旦大學、國立二中（受戰爭影咱，當時這兩所學校已遷至市慶北碚）進步學生一起，以」抗敵後援會學生支會」的名義，組織讀書會，開辦民眾夜校，開始接受新思想。當時讀書會成員閱讀和研討了許多進步書籍，如《大眾哲學》、《社會科學通俗二十講》、《老百姓痛苦的原因是什麼》等。
與此同時，李泳在其胞兄中共黨員李伯髦的影響下思想進一步發生變化（李伯髦，抗日戰爭初期參加戰地服務團，赴浙贛前線服務。1938年北上延安，人魯迅藝術學院學習，並加人中下共產黨。畢業後被派住山西太行山工作），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ABC，學習基本革命理論。
1939年9月，李泳考入國立中央工業專科學校學習土木工程。由於一方面不滿足於工程技術課程方而的知識，一方面又對學生中的三青團組織及其所辦的壁報和閱覽室強烈不滿，他和一些同學成立了星光讀書會，閱讀進步書籍和文藝書籍。其後，1942年秋李泳和一些校外的青年知識分子一起秘密組織學習小組。學習《聯共（布〕黨史》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並以《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為研究時事政治及社會科學的主要讀物，密切關注時局的發展。
李泳於1943年7月從中央工業專科學校畢業後，先後在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嘉陵江工程處、農林部農田水利工程處、軍政部植物油廠工務所工作。但因十分不滿國民黨工程機關無工程經費，終日無所事事，於1944年7月憤然離開了工程部門，從此結束了與工程的緣分。
同年秋季，李泳到重慶黃桷埡中心學校任教員，在該校參加了小學教師的民主運動。
1945年春，李泳赴永川松江中學任教。秋季返渝任重慶東華中學教員。抗戰勝利後，和平、民主的氣氛高漲。在這樣的背景下，李泳於同年11月加人中國民主文化教育事業協進會。該團體是由中共重慶地下黨領導下的一個進步的文化教育工作者的群眾組織，政治上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爭取民主權利，組織上是在民主和進步的原則下廣泛團結社會職業青年（主要是中、小學教師和機關職員），聘請沈鈞儒、章伯鈞、鄧初民等人為名譽理事。李泳加人該組織後，參與了籌辦進步書刊流動供應站的工作。這個供應站的主要任務是：集資購買進步書刊，然後派專人流動供應重慶近郊中、小學，團結、爭取進步教師。
1946年2月，經中共地下黨員介紹，與重慶《新華日報》社領導西南青年工作的同志取得聯繫，隨即響應黨」到農村去」的號召，赴合川縣立中學任教員，開展和推動農村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的工作。後因引起國民黨特務注意，回到重慶。返渝後，繼續與《新華日報》保持聯繫，從事地下活動。1947年3月重慶《新華日報》被國民黨反動當局查封。李泳離開重慶去到上海，同年8月離滬北上到了北京，決心奔赴解放區。10月，與地下黨取得聯繫後，在地下黨幫助下，順利穿過國民黨封鎖線進人解放區。不久，又因工作需要，李泳被派到北京傳遞信件，並受組織委託從北京帶領一批進步青年於11月再度進入解放區。
1947年12月，李泳到達晉冀魯慮解放區北方大學文教學院學習。1948年3月，李泳被分配到北方大學工學院任助教。7月，隨學校遷往河北邢臺，後轉移到正定（此時北方大學與華北聯合大學合併成立華北大學）。
1948年9月，李泳被華北局分配到石家莊華北交通學院任教員和圖書館主任。1949年3月，華北交通學院遷唐山，與唐山工學院合併，李泳被任命為接管唐山工學院的聯絡員，並經顧稀、關暉介紹，於同年5月加人中國共產黨。
1949年6月初，李泳和另一位接管聯絡員趙銳，受軍委鐵道部派遣，前往上海，迎接滯留上海的唐院師生返回唐山。他們在接管代表顧稀的領導和指示下，克服種種因難，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任務，受到在滬師生員工的歡迎。
同年7月，中國交通大學成立。其下分設唐山工學院和北平管理學院。唐山工學院暫設院務委員會領導全院工作。李泳以職工代表身份參加院委會為院務委員，同時擔任院務委員會行政秘書職務。
10月唐山工學院工會成立，李泳被選為工會主席。
1950年初，因工作需要，經上級黨委批准，李泳被任命為代理支部委員，參加中國共產黨唐山工學院支部工作。
1951年初，由於新開設的政治理論課需要教師，李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濃厚興趣，志願從事理論教學工作，經李泳申請，黨政領導批准，調離行政工作崗位，轉至馬列主義教研室任助教，參加《新民主主義論》課程的教學工作。
從此，李泳全身心投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研究和傳播的工作中，孜孜不倦，數十年如一日，追求真理，矢志不渝。
一、」若有來生，我仍將選擇今生的職業一一一從事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教學和研究。」
1951年初，李泳被調任政治理論課教員，先後承擔了《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史》的講授任務。1956年9月～1957年12月，他被派往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師資培訓部哲學專業學習。此後，除擔任一些社會工作外，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和研究工作，並擔任馬列主義教研室的主任，直至離體。
1994年，在慶祝李泳70壽辰暨從教40周年的座談會上，李泳曾深情而鄭重地說：」若有人問我下輩子幹什麼？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若有來生，我仍將選擇今生的職業一一從事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教學和研究。」這一由衷的坦陳，是基於他一貫堅持的兩個不動搖的立場和觀點，一是一個共產黨員對黨的事業的信念和責任；二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的認知。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科學，是真理，絕對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必須在教學和研究中，反對斷章取義地、庸俗地、牽強附會地聯繫實際，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他要求哲學教研室的教師必須認真閱讀馬、恩、列、毛的原著，要弄懂弄通經典命題的提出和論證的論據的時代背景以及當時論戰的複雜背景。他反對在講授中教條化、簡單化，比如停留在原理加例子的低水平上。他要求教師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在理論研究中的科學態度一一既吸收前人理論研究的優秀成果，又敢於面對現實的挑戰，從新的視角實事求是地去回答問題。對待自己的理論成果，也要堅持不斷地進行補充、修正和發展。
李泳不僅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他還博覽群書，對古今的史學和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有一定的鑑賞水平。
他高度重視和關注國際國內紛繁複雜的形勢，始終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觀點、立場和方法。客觀深刻地分析各種現象，作出自己的論斷。他對黨的重大方針政策堅決擁護，然而有認真深刻的思考。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出於對黨和國家命運的關切，在1958年他以「整風思想總結」的形式，對當時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政治運動提出了自己的疑慮和看法。如對1957年「反右派鬥爭」，他認為右派並不是在任何歷史條件下都是敵人，在人民內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右派中的大多數人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對當時提出的」三年超英、七年超美」的口號、」小麥畝產7000斤、早稻畝產15000斤」的宣傳表示了極大的懷疑。認為不實而是虛誇。在1960年的」整風思想總結」中，他對一些重大問題又憂心忡忡地思慮著。他提出」北戴河會議是否要求得急了一點！？鋼產量翻一番是否沒有餘地！？公社化中生產關係是否跑得遠了一點！？是否忽視了客觀規律的作用！？國民經濟是否失調了！？共產風是否來自幹部的主觀主義！？為什麼不多搞試點，取得經驗，然後鋪開岬三級制、自留地等問題是否說明原來步子跨大了！？速度是否有一定限度，不可能無限提高！？學校中是否勞動多了，讀書少了！？……等等。他對社會主義建設中一系列問題所作的思考，被後來的實踐證明是難能可貴的真知灼見。充分體現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對黨的事業的忠誠。對國家命運的關切，對真理始終不渝的追求。
二、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建設傾注了心血，為我校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1984年以前的馬列主義教研室的領導班子，核心由李泳（主任）、朱鈴（副主任）、毛子洄（副主任）三位老教師組成。他們共事幾十年，在我校政治理論課的教學、研究和管理中，形成了值得年青人學習的敬業精神和人格品德，可以歸納為：追求真理和革命的精神；忠誠於教育事業的獻身精神；同舟共濟的團隊精神；培養青年的人梯精神。他們為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建設奉獻了畢生的精力。他們的奠基工程主要有：
1. 狠抓課程建設，提高教學質量
首先選用高質量、有權威性的教材。當時以中國人民大學編寫的工科使用的教材為主，同時選用高質量的教學參考資料，均由李泳等老教師選定。並向校方爭取經費選購教學參考書後，長期借給老師們，人手一套。要求每位教師正確把握教材的理論體系，準確理解教材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切忌教條式的講授。
第二，建立教學小組集體備課制度。定期開展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研究。明確每章節的重點和難點。每一章節都有指定教師寫出講授細綱，並介紹參閱的相關資料，作為中心發言，供大家討論補充完善。
第三，結合教材相關內容學習馬、恩、列、毛的原著，分工負責明確中心發言人，定期交流學習心得。
第四，提倡相互聽課，組織觀摩教學，共同提高。
2，狠抓馬列主義資料室建設，高度重視資料室同志的業務素質。
我校的馬列主義資料室的建設和發展中，黨委高度重視經費較充裕撥款之多（在當時來說），文史哲經資料之全，資料室同志的素質之優秀，為當年同類學院所罕見，在全國理工科學校中也較為突出。這是與李泳的領導和他的學識淵博以及對文獻資料的重視分不開的。于光遠把資料工作比作哲學社會科學的基礎和先行官。李泳也同樣認識到資料室工作的重要性。為了使資料室能順利開展工作，他儘可能創造條件，從資料室人員的編制到經費、用房，設備等各個方面，無一不親自過問。特別是在文獻資料的採購、保管和使用方面，在他的主持和關心指導下，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在馬列主義資料室內，不僅將新中國出版的重要報刊雜誌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月報》、《紅旗》雜誌（現改名為《求是》雜誌）等等，從創刊開始完整地保存下來了。而且還完整地收藏了解放前出版的《申報》、《大公報》、《嚮導》等影印本。這些文獻資料，在教學科研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1984年以前，對在資料室工作的同志的業務素質要求是很高的。如每期重點刊物一到，資料室同志分類包幹及時做出內容摘要的卡片。現保存的大量的資料卡片是原資料室同志的辛勞和智慧的結品，仍是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的一筆寶貴的知識財富。
3，狠抓青年教師的專業學習和培養，高度重視教師隊伍的理論素質和人格素質的提高。
20世紀60年代初，在高校大發展的背景下教師隊伍的補充是個很嚴峻的任務。當時，在顧稀院長的支持下，李泳、朱鈴、毛子洄三位老師積極慎重地在各系的3、4年級學生中選拔了約50人，抽調補充馬列主義教研室師資隊伍，隊伍擴充之後，急待解決的問題是年輕教師的理論基礎的學習和培養，即必須創造條件讓被抽調出來的青年教師儘快轉向從事第二專業的學習。為此，老教師們承擔了繁重的教學任務，在2～3年之內分期分批送往中國人民大學、鐵道部黨校（幹部學院）相關專業研讀、進修學習。
李泳這一代老教師們，也非常重視青年教師的理論研究視野的拓寬和理論素質的提高，他本人積極參加全國性及四川省的各種理論研究學術活動，他曾出席全國範圍、全省範圍以及鐵路系統的各種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理論研討會、教學經驗交流會、教材研究會等，他曾擔任四川省哲學學會、四川省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會的理事，在這些學會中，由於他的學識水平，贏得了學會同志們對他的尊重。他還積極地獲取各種學術活動的信息，及時向全教研室教師傳達。他還無私地努力去創造條件，設法安排青年教師去參加，拓展理論研究的視野，提高他們的理論素質，有利於促進教學水平的提高。
李泳老師也極為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他注重自身及全體教師不做空頭的理論說教者，而要做一個理論與實踐和結合的理論工作者，在教學中做到既教書又育人。李泳老師等一代領導身體力行，在他的主持和帶領下，曾實行了幾項措施：一是參加社會實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二是深人到學生之中，參加學生到現場的課程設計及專業實習的實踐活動，與學生同吃、同佳、同活動；三是按黨委工作需要，多數教師曾輪流被分派到黨委辦公室、黨委宣傳部、校刊編輯室等部門鍛鍊提高教師的政治素質、人格素質與實際的政治工作能力；四是深人到工廠一一如眉山車輛廠進行社會調查，了解鐵路工廠的生產概況、發展趨向、擴充教師的知識，便於在教學中能更有利於貼近學生。
20世紀70年代末，在李泳老師等一代主持和領導下，重視人才培養又有一個大舉措，在當時校黨委領導和支持下，勇於承接了鐵道部下達的一項嚴峻任務一一創辦馬列主義師資班，為鐵路學院培養一批政治理論課教師。馬列師資班的創辦，在西南交通大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標誌著這所古老的工科院校，從此結束了沒有文科專業的歷史，推動學校向多學科綜合性大學發展。
在李泳、朱鈴、毛子洄老師的領導下，通過全體教師的共同努力，於1978年招收了43名學生，並在一個班裡設置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共黨史、自然辯證法四個專業（後增設經濟管理專業）。李泳等人在制定四年教學計劃和實施過程中高膽遠矚、求真務實：一是充分調動和發揮本教研室和本校相關課程如高等數學、統計學、普通物理學、電子計算機與算法語言的教師的積極性和業務專長，請水平較高的教師承擔相應的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的教學任務，保證和提高教學質量；二是採取」請進來、送出去」的重大舉措，即：一方面把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名校的知名教授請到西南交大來，為哲學和自然辯證法專業的學生上課；另一方面，又把中共黨史、政治經濟學、經濟管理等專業的學生送到四川大學、北京大學等10餘所高校學習（後來同學回憶這段」送出去」的經歷時形象地稱之為」國內留學」）。經過四年的艱辛努力，既提高了本校教師的業務水平，極大提高了馬列師資班的整體質量，為我校、為鐵路學院、為地方培養輸送了一批綜合素質優秀的人才：當前，馬列師資班畢業的大多數人已成為學者教授、實業家和地方黨政主要領導幹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1982年師資班畢業時，同學留贈馬列教研室一條幅，上書李泳所選《孔子家語》一則語錄：」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至江津，不舫楫，不避風，則不可以涉。」20年後，2002年師資班校友返校，在峨眉豎一石碑紀念，李泳擬碑文」大江之源」四字。峨眉濫觴之源，已成滔滔江流矣！
總之，李泳一代老教師們辦學的經驗中，他們始終重視人才培養。教學質量要提高，學校要振興升位，首先要有一支高水平、高素質的教師隊伍。這是校、院、系辦學成就的永恆主題。
李泳等老一輩馬列主義教師，他們忠於馬列主義理論教學和研究的科學態度、極端重視人才培養、惜才愛才，甘做鋪路石的晶格，高度重視積累文史哲經資料，建設規模式信息庫的前瞻精神，同舟共濟的團隊精神為1984年11月成立社會科學系，1996年4月成立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凡是與李泳共過事或同他有過較深交往的人，無一不飲佩他的人品。他坦蕩樂觀的胞懷、剛直不阿的性格。光明磊落的作風、以誠待人的品質深深地感染著他周圍的人。
李泳率直，他批評人是不講情面的，不論職位高低，只要他自認為別人有錯之處，他會毫不留情地甚至不講場合的嚴厲地批評人。這是他率直的一面，有話當面說。但有時不大注意效果和影響，有時情況了解得可能還不很全面。雖然被批評的人一時心裡不是很舒服，然而不嫉恨他。正如有的同志回憶說的：」在李泳同志手下工作，雖然業務上有壓力，但心情不壓抑，感到很安全。」他從來不在別人背後做小動作。
李泳愛才惜才，從不嫉賢妒能，而是儘可能為下屬脫穎而出創造條件。如1980年，西北、西南、中南三地區工科院校籌劃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李泳被編委會邀請參加該書的編寫。而他毫不猶豫地推薦其他中青年教師前往，為青年教師進修提高及普升職稱創造條件。
80年代中期，由於高等教育發展的需要，高等教育部決定重新啟動晉升教師職稱，馬列教研室多年未升職的一批中老年教師由副教授晉升教授的條件成熟了。由於名額的限制，李泳在涉及自已切身利益的關鍵時刻，以自己缺乏科研條件為由，鼓勵其他老師先行申報。正如幾位老教師回憶時感慨地說：我們雖先評上教授，並不是我們比李泳的水平高，從資歷和水平來講，西南交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先評教授的人應該是李泳，可是，在榮譽面前他卻往後退讓。作為領導有這樣的風格，的確是難能可貴。
他對青年教師業務上人格上要求甚嚴，誰工作不努力，備課不認真，甚至不懂裝懂，李泳對此是毫不留情的嚴加批評，然而對青年教師的生活、健康、情感又是十分細微的關懷。正如當年的一位青年教師回憶說：」李泳老師既是我們的嚴師，又是我們慈祥的長輩，也很關心青年教師的健康、生活及至戀愛婚姻。我記憶猶新的是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在李泳老師家裡的特殊'Party『。那時人人都吃不泡，生活很艱苦。因李泳老師屬高幹，國家在食品方面給予了他有限的特殊待遇，李泳、黃通玉夫婦從不獨自小家享受這種』特殊待遇『，而是不定期地把青年教師叫到他們家裡分享這些有限的食品。每次聚到李泳老師家裡，大家都像參加'Party『，心情十分激動。」另一位當時的青年教師回憶時激動地說：」在我生病發高燒時，是李泳和其他幾位老師抬著擔架送我上山去醫院的」。一位當時的老教師回憶說：」在我有病，必須到成都檢查治療時，是李泳同志帶上他的兒子護送我從峨眉到成都，又讓他的兒子背我出了成都火車站。」「李泳同志雖然好發火，但本人作風正派，胸懷寬廣、坦蕩、樂觀。」
學品如人品。李泳教授在師生中頗受敬重，是與他」為學嚴謹」、」為人篤信」、」為事認真」的品格不無關係的。李泳自50年代初與馬列主義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結緣以來，他就堅持學馬列，信馬列，研究馬列，運用馬列。逐漸鑄就自己」潛心向學，淡泊明志」的品格。他常以歷史學家范文瀾的名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為座右銘。因此，無論是撰寫發表論文、編寫出版教材，凡出自李泳之手的作品，都經得起推敲和檢驗。80年代末期，學校確定了百年校史的編修任務，在物色校史主編人選，從史才、史德、史識等條件衡量，學校領導認為李泳是最佳人選。時任校長沈大元親自出面以」三顧茅廬」的誠意請李教授出山。有鑑於此，李泳雖在耄耋高壽之年，還是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承擔了重任。為了如期實現校史編輯任務，他率領編輯人員，以倒計時開展工作，較好實現了工作目標。時任校黨委書記評價」校史工作取得了階段性的豐碩成果」。
2003年12月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在祝賀李泳教授八十壽辰的聚會上，李泳曾感慨地朗誦了他的《八十感懷》的詩。詩曰：
「八十歲月蹉跎多，唯書唯上皆是錯，
時不可再奈若何！唯實方能有所獲。
真理尋求非易事，餘生但求明事理，
道路探索歷坎坷。切忌盲從逐浪波。」
短短一首七律是李泳一生的自我總結。它無情地揭示了一個出身於舊社會成長於新中國的知識分子，勇敢地投奔革命，真誠地追求真理，所遭遇的歷史環境和艱難歷程，以及它的結論。其中有不少值得深長思之的內容，讓我們慢慢去尋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