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漢語方言研究70年
第一節 漢語方言學的初創期（1928—1949）
漢語自古以來就有方言的差別。漢語方言的研究歷史源遠流長。西漢揚雄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是我國第一部方言學著作。不過漢語方言學作為一門現代意義上的獨立的、科學的學科出現，乃是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
以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為標誌，以趙元任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運用現代語言學的理論方法，建立起調查研究漢語方言的範式。趙元任根據《切韻》系統設計了《方言調查表格》，根據這個表格記錄方言，可以很快得出方言和中古音的對應條例，方言古今演變的要點。《方言調查表格》經過不斷修訂調整，成為後來的《方言調查字表》，一直為漢語方言工作者普遍使用。趙元任還創造了五度制標調法，用來標寫方言聲調的相對音高，這種標調法後來一直成為漢語方言聲調描寫中最普遍使用的方法。
從1928到1946年近20年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了幾次較大規模的方言調查，出版了一些有影響的方言調查報告。比較重要的有：
一、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年，科學出版社）是第一部運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用國際音標記音，通過田野實地調查完成的漢語方言學著作。該書記音準確，語音分析細緻深入，審音嚴謹，是這一時期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二、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著《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是第一部對一個省的方言進行全面調查研究的著作，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篇幅最大的方言調查報告，該書對後來的方言調查和方言調查報告的編寫都有重要的影響。
三、楊時逢《湖南方言調查報告》《雲南方言調查報告》《四川方言調查報告》（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56、66、82）。
此外還有陶燠民《閩音研究》（1930歷史語言研究所增刊第一本第4分冊，科學出版社1956年再版），羅常培《廈門音系》（1931年出版，科學出版社1956年再版）和董同龢《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194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科學出版社1956年再版）。
這一時期的漢語方言調查總的來看，取得了相當的成績，積累了一大批有價值的材料，對漢語方言的類別和特點開始有了一個雖屬初步但比較明確的認識，很多的著作都有開創性的貢獻。
這一時期的方言論著大多以語音調查為主，用國際音標記音，所用的調查整理歸納漢語方言語音的方法以及為方言調查設計的調查表格等，至今仍然為國內外漢語方言工作者所採用。這一時期從事漢語方言調查的專業學術機構只限於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員也非常少，漢語方言這一學科仍屬於初創階段。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漢語方言學大體分為三個階段：專業化期（1950—1978）、繁榮發展期（1979—2004）、多元化期（2005至今）。
第二節 漢語方言學的專業化期（1950—1978）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成立，1954年設立方言組，由丁聲樹和李榮分別擔任組長和副組長，語言所還創辦了《中國語文》（1952）和《語言研究》（1956—1959）兩種學術刊物，刊載包括方言在內的語言學論文。專業學術機構的建立和專業學術刊物的創辦，為新中國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準備了條件。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三大語文政策的貫徹執行，尤其是為了更有效地在全國推廣普通話，迫切需要對全國的漢語方言狀況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現代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開始受到普遍的重視。1955年召開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通過決議，建議「在兩年內完成漢語方言初步普查的計劃」。1956年制訂的《語言科學研究工作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提出漢語方言調查是漢語研究的三個中心問題之一，並且指出首先要進行方言普查。1956年3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聯合發出了《關於漢語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方言普查的主要任務是初步調查全國漢語方言的語音狀況。為了配合這次普查，1956年，在胡喬木同志的提議下，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1977年起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聯合舉辦了三期普通話語音訓練班，訓練各地高校調查方言的人員。語言研究所根據趙元任的《方言調查表格》修訂編制了《方言調查字表》（1955），編寫了《方言調查詞彙手冊》（1955），《方言調查簡表》（1956），《古今字音對照手冊》（丁聲樹編錄，李榮參訂，1958），出版了李榮為普通話語音訓練班編寫的《漢語方言調查手冊》（1957）。由丁聲樹撰文，李榮制表的《漢語音韻講義》是這次訓練班的主要教材，一直到現在仍然是方言音韻方面不可替代的權威著作。北京大學等高校也開設了「漢語方言學」課程，培養學生調查方言的知識和能力。這些都為漢語方言普查做了人員和業務上的準備。
從1956年起，漢語方言普查工作在全國漢語方言地區全面展開。在以後兩年多的時間裡，以一個市、一個縣為調查點，共完成了全國各地2298個方言點中1849個點的方言普查工作。普查面之廣，規模之大，都是史無前例的。在普查的基礎上，先後編寫出近1200種調查報告、300餘種普通話學話手冊、20餘種各省區的方言概況（計有河北、山東、遼寧、黑龍江、內蒙古、河南、山西、陝西、甘肅、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福建、廣東、廣西）。後來公開出版的有《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1960）、《四川方言音系》（1960）、《河北方言概況》（1961）、《安徽方言概況》（1962）。其中《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學術質量較高，是反映方言普查成果的代表性著作。另外，1959年中國科學院河北省分院語言文字研究所調查了河北省150多個市縣的方言詞彙，編寫了《河北方言詞彙》（1996年以李行健編《河北方言詞彙編》為名出版），這是方言普查中唯一的專門以記錄詞彙為目的的調查工作。
方言普查積累了豐富的方言材料，增加了方言工作者對漢語方言的全面認識。尤其重要的是，通過普通話語音訓練班的培訓和方言普查的實際鍛鍊，培養了大量具有調查經驗的方言工作者，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的專業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這其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了漢語方言學界的骨幹力量，為後來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在全國普遍開展，漢語方言學的日後繁榮奠定了基礎。
在方言普查工作進行的同時，對漢語方言個別地點的深入調查也取得了重要成績。1959年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言組在丁聲樹、李榮帶領下對昌黎縣的方言進行了調查，其成果就是由河北省昌黎縣縣誌編纂委員會、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合編的《昌黎方言志》（1960）。《昌黎方言志》第一次對一個縣的方言進行全面調查，調查點達193個，對語音、詞彙、語法都有嚴格、深入、細緻的調查，材料豐富，注意對語言結構的細緻分析。該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編寫的第一部方言志，它吸收了過去幾十年漢語方言調查的經驗，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越了此前同類著作。同時，對昌黎方言的調查，也為後來的方言調查積累了有益的集體工作經驗。
這一時期還陸續出版了綜合介紹漢語方言的專著和方言字音、詞彙的材料集，如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1960），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彙》（1962）、《漢語方言詞彙》（1964），長期以來在海內外漢語學界有著很大影響。
《漢語方言概要》介紹了漢語7大方言（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和閩方言）的形成歷史，語音、詞彙、語法特點，對漢語方言的歷史發展，漢語各方言之間的關係都做了簡要論述，基本上反映了過去幾十年間中國漢語方言研究的成果。
《漢語方音字彙》收錄17個代表點2722個字的讀音，《漢語方言詞彙》收錄18個代表點的905條詞語，都用國際音標記音，採取表格形式，在普通話的字目、詞目下排列字音和詞語，供比較研究之用。這兩部字音和詞彙的材料集在80年代由王福堂主持進行修訂，分別於1989、1995年出版第2版。兩書都統一為相同的20個方言點，分別是：北京、濟南、西安、太原、武漢、成都、合肥、揚州（以上官話方言），蘇州、溫州（以上吳方言），長沙、雙峰（以上湘方言），南昌（贛方言），梅縣（客方言），廣州、陽江（以上粵方言），廈門、潮州、福州、建甌（以上閩方言）。字音和詞語都有所增加。這兩部材料集為了解漢語各大方言語音和詞彙的異同，開展漢語語音和詞彙的比較研究，語音的古今演變研究，漢語規範化等提供了可靠的資料。
此外，這一時期還發表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方言調查研究的論文，如王福堂《紹興話記音》（1959），詹伯慧《潮州方言》（1959），鄭張尚芳《溫州音系》（1964）、《溫州方言的連讀變調》（1964），李榮《溫嶺方言語音分析》（1966）等等。從50年代至70年代，我國臺灣和港澳地區的學者，海外華裔學者以及歐州、美國、日本的一些語言學家也發表了不少重要的論著，如趙元任《臺山語料》（1951），楊時逢《臺灣桃園客家方言》（1957）、《臺灣美濃客家方言》（1971），董同龢《廈門方言的音韻》（1951）、《四個閩南方言》（1959），丁邦新《如皋方言的音韻》（1966），餘藹芹《粵方言研究》（卷一）（1972），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研究》（1972），易家樂（法）《中山隆都方言》（1956），包擬古（美）《廈門方言》（1958），羅傑瑞（美）《福建建陽方言》（1969），橋本萬太郎（日）《海南文昌方言》（1960）、《客家話基礎語彙集》（1972）、《客家方言》（1973），張賢豹《海口方言》（1976）等等。
50—60年代的漢語方言調查研究，雖然在深度和廣度上比以前有所進步，有所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總的來看還是以語音調查和描寫為主，詞彙和語法調查還很薄弱。丁聲樹在《關於進一步開展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的一些意見》（1961）中指出，要在普查的基礎上繼續深入，逐步提高，在繼續注意語音的同時，要以詞彙、語法為重點進一步開展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也制訂了相應的科研規劃。可是由於「文革」的原因，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工作在隨後的十幾年中並沒有能繼續進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