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詩歌翻譯，歷來非議者頗多。雪萊說：「譯詩是徒勞無功的；要把一個詩人的創作從一種語言譯作另一種語言，其為不智，無異於把一朵紫羅蘭投入熔爐中，以為就可以發現它的色和香的構造原理。」雪萊的前輩約翰生在與鮑斯威爾討論詩歌翻譯問題時說：「說實話，詩是不能翻譯的。
因此，是詩人在保留語言；因為如果人們通過翻譯能照樣地獲得所寫出的一切東西，那麼他們就不肯費心去學習一種語言了。但是詩的美只能在原作中保留，而不能在任何其他語言中保留，因此我們就得去學習寫詩的那種語言。」A.C.布萊德雷的下述看法也很有代表性：「對於一首真正的詩來說，除了它自身之外，根本不可能用別的語句把它的意義傳達出來，一旦改動了其中的句子，其意義也就全變了。因此，翻譯或解釋這樣的一首詩，並不是舊酒換新瓶，而是創造了一件新的作品。」
也不是沒有人主張詩歌是可譯的，例如17世紀英國詩人屈來頓在1680年所寫的《譯奧維特書信體詩文序》中，就提出三種不同的翻譯方法。他主張「譯詩的工作只能由詩人來做」，這話還是很深刻的。1960年，義大利的德拉·沃爾佩，專門探討了詩的「可譯性」問題，他在《趣味批判》中寫道：的確存在著翻譯時所用的兩種語言的特徵，「不過，這些特徵並非到了完全或絕對不可譯的程度。因為，儘管詩歌似乎受其禁錮，但只要把握住思想（普遍性的東西）永遠是目的而語言則是手段（確切地說是一個手段）這項基本原則，詩歌並非不可譯，同時也不會不可譯。
所以說，名副其實的詩歌是可譯的——即便譯詩是一項至為艱難棘手的、但卻值得稱頌的活動。由於詩歌只有在歌德所神化的意義上——即：藉助同作為話語或多義話語的詩歌的本質相呼應的句法上的、推論性的、『散文體的』序列——是可譯的，那麼，最終剩餘的不可翻譯或『不可言喻』的東西並非是詩歌本身（浪漫主義美學和語言學的傳統的神秘化了的結論），而是其悅耳和諧的語音；這種不可譯的語音沒有任何完全對等的東西，主要因為它有賴於語音方面，即所謂的武斷而附屬的語音方面，於是，它隨著語義體系的變化而變化。
這當然不是要否認那位原則上僅為自己翻譯、並將要譯的本文當作自己的詩歌材料的翻譯家兼音樂家的快感，這些快感自身可能是優雅微妙的，令人羨慕的；同樣，也不是要否認讀者兼音樂家的類似快感。我們所要說的是，這些快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藝術地位，從而也不具有真正的文學審美地位。」沃爾佩把悅耳和諧的語音所引起的「快感」說成是「不具有真正的文學審美地位」，這顯然是屬於一種審美偏見。
但是，他把語音看成是處於詩的「附屬」地位的成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詩歌的語言音韻，固然本身能給予讀者一種美感，其實它只不過是「思想」、「目的」的附屬因素。詩歌可譯與否，主要看其內容，而不是看其音韻。詩歌可譯的是內容，不可譯的是音韻。從釋義學的角度看問題，結論只能是這樣：承認詩歌是可以解釋的，也就必須要承認詩歌是可以翻譯的，因為翻譯就是一種解釋。解釋什麼呢？當然是解釋詩的內容。
詩的形式也需要解釋，但解釋形式的目的仍然是為了解釋內容，闡明此種形式所包含的意義。語音形式只是表達意義的手段，而解釋的目的是在於揭示意義，所以語言音韻的翻譯並不顯得十分重要。但是，如果從美學的角度考慮問題那就不一樣了，音韻的優美至關重要！其他語言體系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傳達原詩的語言韻味的，所以最好不要通過翻譯，而去閱讀原文。
然而，詩歌譯文的存在，畢竟是一個不可阻止的事實，縱然詩歌抵抗翻譯。翻譯詩歌之所以不可阻擋，第一，是出於解釋的客觀需要；第二，也是受一種創造的樂趣的驅使。義大利詩人蒙塔萊1975年在領取諾貝爾獎金時說過這麼一段話：「我們認為是讀中國白居易的詩，實際上卻讀譯者範雷（Waley）巧妙的仿效品而已。」非常有趣的是，譯者通過製作「仿效品」，不就對原詩作了解釋麼？
參考資料
《詩歌釋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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