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永不終結的浪漫——王佐良先生手跡展」在77文化創意產業園開展，展品均由王佐良先生的孫女王星女士親自嚴選：越洋的家書、謙虛的《自敘》、夫人徐序雋永的謄抄字跡、Typewriter打出的稿件……王佐良先生文學翻譯、研究手跡首次公開。與此同時，王佐良先生的經典之作《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也於近日由三聯書店再版。
王佐良1916年生於浙江上虞縣，1922年就讀於漢口寧波小學，1928年入武昌文華中學學習，1935年考入北平清華大學外語系，抗戰爆發後，隨校遷往雲南昆明，即西南聯大。在展出的手稿中他寫道，自己從小就喜愛寫作，中學時就向報刊投稿，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學生》雜誌上發表了《武漢印象》等文章。大學時，他創作的詩歌又刊在《清華周刊》上。1946年，他從西南聯大畢業，留校任助教、教員、講師。
1946年秋，王佐良回到北平，任清華大學講師。1947年秋，他考取庚款公費留學，入英國牛津大學，成為茂登學院研究生，師從英國文藝復興學者威爾遜教授。1949年9月，他回到北平，分配到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直至1995年在北京去世。從清華大學到西南聯大，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外國語大學，作為一代翻譯大家，王佐良翩翩君子，溫潤如玉，外國文學研究和外語教育界尊稱他為「王公」，兩年前，北京外國語大學又成立了以他命名的「王佐良外國文學高等研究院」。
王佐良最初的翻譯嘗試是在昆明讀書時翻譯喬伊斯的小說集《都柏林人》，全稿翻譯完成後還沒來得及出版，便在日軍的一次轟炸中毀掉了。這反而促使他開始翻譯更多的作品。他一生中翻譯了許多英語文學經典著作，如《美國短篇小說選》、《彭斯選集》、《蘇格蘭詩選》等，還有許多中文英譯的作品，如曹禺先生的《雷雨》英文版。作為學者，王佐良出版過不少廣為流傳的學術著作，如《英國文學史》、《英詩的境界》、《英國散文的流變》、《論詩的翻譯》等。他撰寫的學術書籍全無論文式的枯燥，簡單易懂，輕鬆通透，許多都深為讀者所喜愛，如《英詩的境界》在1991年出版，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經歷了數次加印和再版，成為文化類暢銷書。在創作方面，在學生時期就寫詩，並有英文詩發表，又有中篇小說《昆明居》為世人所知。
王佐良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代英語翻譯人才，與許國璋、吳景榮曾被譽為新中國的「三大英語權威」。他最廣為流傳的譯作之一，可能是翻譯培根隨筆集中的《談讀書》一文，該文曾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語言精練優美傳神，被廣大讀者視為最權威的版本，這次展覽中也展出了他翻譯修訂《談讀書》的手跡。
王佐良為新中國英語教育和英語翻譯所做出的貢獻，已有不少文章做過回憶和論述。這次我們主要聊聊他和夫人的浪漫往事，以及他的《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
手稿中藏著浪漫
展覽有很多珍貴的照片，尤其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膠片底片，有王佐良先生在倫敦牛津大學讀書時穿西裝的照片，與夫人在西南聯大時的合照等。王佐良與夫人徐序因自由戀愛而結合，照片上俊男美女，青春年少，顏值頗高。這些照片都是從王先生在清華大學的舊居中找出的，第一次與讀者見面。在這些老照片中，我們能瞬間感受那個年代的浪漫。
王星是王佐良的孫女，童年在爺爺奶奶身邊長大。「他們的愛情足以寫成一部不遜於當下任何一部愛情電視劇的故事。」王星說。她在整理他們的手稿、筆記時，發現了許多隱藏的小故事。比如一張翻譯手稿中，正文的文字是藍色原子筆所寫，字裡行間有許多密密麻麻的紅色原子筆刪改的字跡。王星告訴大家，爺爺的英文字很好看，但中文字比較小而密，不如奶奶的字雋秀大方，他們就達成了「合作」，王佐良先生先寫一遍，之後夫人徐序再謄寫一遍。
在這些手稿中，我們看到了浪漫主義的一面。在與王佐良的交往中，徐序自學了俄語，也開始學習翻譯。在手稿中我們能看到，有些是王佐良先生翻譯，夫人做出譯註，而另一些是夫人嘗試翻譯，之後王佐良先生修改。
王星上中學時，仍能感覺到爺爺奶奶的恩愛。他們之間有種幾十年來養成的特殊默契：奶奶很清楚爺爺在什麼時間需要喝咖啡，什麼時候需要吃水果；爺爺對奶奶似乎沒有更多外在的表象表現出愛，但王星整理老照片時，發現爺爺作為一個「攝影發燒友」，拍了奶奶在各個時期的各種照片。雖然王佐良伉儷共育有五個子女，也為子女們拍攝了許多照片，但奶奶的照片在所有照片中能佔到五分之二。在他一些信件的末尾也能看到，他出門參加一些學術會議時，在討論完嚴肅的學術問題後，每次都會向妻子報告平安並詢問家人的情況。
王星眼中的爺爺並不是外界想像中那種一絲不苟的翻譯家，而是個充滿趣味的人，偶爾喜歡喝兩口（酒），王星喝啤酒的習慣就是跟爺爺養成的，因為「爺爺從不覺得喝酒是個多大的事兒」。曾經看到過一個故事，說王佐良住的還是老清華的舊式平房，冬天還靠燒煤爐取暖。問他怎麼還住這種房子，他笑答，北外那邊宿舍很緊，他老伴又在清華工作，老房子住慣了就湊合著住吧。在生活上滿足於低標準的「湊合」，這正是王佐良身居高位卻自視平凡的一種境界。
「當年西南聯大最著名的外國文學四大才子，王佐良、楊周翰、李賦寧、周鈺良先生，我們都是高山仰止。王佐良先生是非常儒雅的，穿著長大衣，戴著毛圍脖，紳士範兒，這是修養和學識沉澱下來的，你學不來的。」曾在《讀書》雜誌擔任編輯的吳彬回憶說。
我們在手稿與《英國浪漫主義文學史》中看到的，除「浪漫」外，還有作為一名翻譯家的嚴謹。王佐良先生喜歡詩歌，所以在英語文學中更多翻譯的是英詩。在展出的《新時期的翻譯觀：一次專題翻譯討論會上的發言》手稿中，王佐良先生談了他的心得，如「要了解原著，越透徹越好，而這是十分不易的」、「外文要學的更好，民族語文也要學好」、「要博一點，各方面的東西都了解一點」。在編譯文章時，要注意兩點，一是辯證地看，文字「儘可能地順，必要時直」，二是一切要依據原文，並提醒「與其老讀理論，不如看看實際」。
英國詩歌的黃金時代
拜倫、雪萊、濟慈、華茲華斯、布萊克、柯爾律治……這些浪漫主義詩人的名字我們並不陌生，他們的詩句如「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雪萊《西風頌》）等更是廣為流傳，吟誦至今。英國浪漫主義詩歌浩浩蕩蕩，將英國詩歌推向了鼎盛的黃金時代。王佐良在《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中為這一時代下了定義：這裡不再是一二個作家獨霸文壇的情景，而是從1786年（詩人彭斯《詩集》出版）起，到1824年（拜倫《唐璜》最後兩章出版）稍後，大約四十年內，至少有八個重要詩人相繼或同時在英倫三島內寫出了重要作品。這八位英國詩史上一流的大詩人是：彭斯、布萊克、華茲華斯、柯爾律治、司各特、拜倫、雪萊、濟慈。王佐良用26萬字寫了這八位詩人的作品與他們的時代，不僅僅是論文學，更是寫一整個詩歌時代，寫「一個新的詩歌局面」。
《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視野宏大，行文「清新、樸素，閃耀著才智，但又能透徹地說清事情和辨明道理」，以鮮明的中國特色為世界文學史的寫作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彰顯了王佐良作為一代大師深厚的文化底蘊與治學功底。他將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作為對象，深入淺出地探討其興起與發展，並對該思潮影響下的詩人進行了新的挖掘和定位。
就像年輕人喜歡聽搖滾音樂，中年後卻更愛古典音樂一樣，王佐良在青年時代不但不喜歡浪漫主義詩歌，甚至還有點「鄙夷」。那時他喜歡現代主義詩歌，他在序言中寫到，「30年代後期，在昆明西南聯大，一群文學青年醉心於西方現代主義，對於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則有反感，我們甚至於相約不去上一位教授講司各特的課」。為什麼呢？他們覺得那些浪漫抒情詩寫得平常，如同風格類似的中國新月派詩人（如聞一多、徐志摩等），由於「缺乏大的激情和新鮮的語言」而「不引起我們的尊重」。
後來回憶年少輕狂時，王佐良卻謙稱自己「七分是跟風，三分是無知」。現代主義消退後，浪漫主義反而更突顯了它的經典。半個世紀後，王佐良先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研究英國浪漫主義詩歌，認為現代主義的「根子」就在浪漫主義之中。重新發現和重新定義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也是王佐良的一大貢獻。
提起浪漫，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愛情。但浪漫主義詩歌的浪漫，不單關乎個人情感，更多的是對自由的嚮往、對平等的追求、對想像力的稱頌、對舊制度的反抗、對新世界的嚮往。這與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產生的環境分不開：十八世紀後期，英國已開始工業革命，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它同時還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同時，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也給了彼岸的英國人以激浪式的震撼（如此後英國的憲章運動和議會改革），這讓英國詩壇出現了重大的轉折，詩歌的風格更加尖銳、鮮明、波瀾壯闊、變化劇烈，如王佐良所說，「如此決定性地結束一個時期，開展另一個時期，在英國文學史上是少見的」。
王佐良以優美而活潑的文字寫活了這些詩歌大家，他寫開風氣之先的蘇格蘭詩人彭斯「愛自由，愛農村姑娘，愛同他一起勞動的牲口」，分析他的詩在於將過去與當代結合，《兩隻狗》中對窮人與富人的描寫充滿了辛辣的諷刺。他仔細分析每個詞語的意蘊與韻律，舉個例子：在他看來，威廉·布萊克詩歌中的音樂性與想像力，尤其是他飛騰的想像力，譬如「不幸士兵的長嘆/像鮮血流下了宮牆」（《彌爾頓》序）、「用瘟疫使婚車變成靈柩」（《倫敦》）都是在打破原有邏輯，將不同事物放在一起，形成一種絕妙的修辭，這七個詞裡有四個形象，前兩個（blights,plagues：摧殘，瘟疫）是互相支持的，而後兩個（Marriage, hearse:婚禮，柩車）則是互相矛盾的，然而這正是詩人的用心所在：在那樣一個少女必須賣淫才能過活的黑暗社會裡，窮人家的新娘無幸福感可言，於是喜慶的婚車變成了運屍的柩車」。王佐良用這樣字斟句酌、抽絲剝繭般的解析，告訴讀者浪漫主義詩歌的真味在何處，哪怕是對詩歌不甚了解的人，也能獲得品味它的方法。
（責編： 陳冰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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