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網6月5日消息：「我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近幾日，楊絳先生生前翻譯的一首小詩 《生與死》 被廣泛轉發。經有心人整理發現，英國詩人蘭德這短短4行的詩句，至少有8個中文譯本，這些韻律、句式、意蘊都大相逕庭的譯文，引起了讀者濃厚的興趣。同樣是末兩句，孫梁譯為「生命之火兮暖我心田，爝火熄兮羽化而歸天。」劉元的譯文則是「吾已暖雙手，向此生之火；此焰日衰微，吾今歸亦安。」不少人將它們與楊絳譯本相比，認為已然看不出源自一首原作。
同一首詩，為什麼譯文會如此面貌
迥異？ 詩歌是否根本就不可能被真正譯成其他語言？ 這些話題再次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日前，在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與上海翻譯家協會共同主辦的「經典與翻譯」系列首場講座上，翻譯家們亮出觀點：詩歌難譯，但並非「不可譯」。譯本間必然的差異，意味著詩歌在不同語境的豐富可能性。
翻譯詩歌，是為了詩的生命在更多語境中延伸
詩歌究竟可不可以被翻譯，這是一個爭論了數百年的話題。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曾在 《詩辨》 中寫道：「譯詩是徒勞的。把一個詩人的創作從一種語言譯成另一種語言，猶如把一朵紫羅蘭投入坩堝，企圖由此探索它的色澤和香味的構造原理。」美國詩人羅伯
特·弗羅斯特的一句評價更是被引為經典名言：「詩就是在翻譯中失去的東西。」種種判斷，都是站在原文的基礎上，認為詩歌只要經過不同語言的轉換，就必然會有所損失。
但在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院長鄭體武看來，「詩歌不可譯」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因為詩歌必須翻譯。翻譯的目的是促成不同文化、語言之間的交流，在這樣的前提下，詩歌翻譯即使會對原文有所折損，也是文化傳播的一種必要途徑。而通過這種跨文化的轉譯過程，詩歌原作也同時被賦予了譯入語的文化魅力：「一篇普希金的詩從俄文被譯成漢字，被中國讀者閱讀和欣賞，那就意味著這首詩的文學生命在漢語語境中得到了延伸。」
除了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以外，詩歌翻譯更有其獨特的價值。「當我們談論博爾赫斯或者辛波斯卡的時候，我們一般談論的並非他們英文、法文或是波蘭文的詩作，而是中文的。」鄭體武說，許多讀者有閱讀原文的外語能力，但依然喜歡讀譯詩。精彩譯詩所帶來的愉悅感，與原作、與國內原創詩歌，都不相同。馮至、卞之琳、屠岸的譯詩皆是如此。作為介於本土文學和外國文學之間的獨特存在，翻譯詩歌已經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部分，也對中國詩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詩歌難譯，但譯本與原作的偏離也意味著豐富的可能性
在很大程度上，所謂的「詩歌不可譯」，其實是形容詩歌翻譯的不易。
相比於其他文學形式，詩歌文字的凝鍊、背後的意境，對於聲音、節奏的格外注重，以及詩行長短、排列的所謂「建築美」，都為翻譯增加了巨大的難度。
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詩人樹才打了一個比喻：一首詩仿佛是一條河岸，譯者的任務就是從岸邊下水，渡到河的另一邊去。河水湍急，他們無論如何都無法直線抵達，必然會產生偏離。這其中，有語言差異的原因，有譯者生活經歷、個人理解、風格表達的差異，而詩歌本身的特點，更是為翻譯施加了不可避免的阻力。
樹才在當天的講座現場用法語念了阿波利奈爾的名詩 《米拉波橋》，中間兩句與中世紀的搗衣歌相呼應，聲音和節奏舒緩地先揚後抑，如同塞納河起伏的水波。他又朗誦並分析了6個中文譯本，其中戴望舒在1944年寫的是「鐘聲其響夜其來，日月逝矣人長在。」譯文展現了深厚的古典詩詞的功底，但以此對應一首20世紀超現實主義的作品，又過於古雅。而羅洛在1986年的譯文是「願黑夜來臨願鐘聲響啊，時日在飛逝而我卻滯留著。」句末的「啊」和「著」影響了聲音的流暢，與原作的初衷南轅北轍。字面含義的翻譯並不難，但詞彙、句式、音韻的選擇，都會影響一首詩的意境。詩歌翻譯的困難程度，可見一斑。
但面對 《米拉波橋》 《生與死》，以及更多優秀的外國詩作，依然有一代代的譯者在不斷挑戰、嘗試，貢獻出各自不同的譯文。這些譯文與原作主旨的距離有遠有近，卻也從不同層面，呈現出翻譯年代的文學環境、譯者的個人理解和風格，也形成了各自的趣味和意蘊。「這許多譯文就好像是給一首詩增加了不同的副歌，翻譯就意味著豐富的可能性。」樹才說。而當一首詩歌在時間和空間的傳遞中經歷了多個版本的演變、流傳，當人們跟著吉他伴奏，用口語化的中文哼唱葉芝的「當你老了，頭髮白了，爐火旁打盹，回憶青春」，這也許正說明了詩歌翻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