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們大多鄉村是這個樣子的
而現在的鄉村我們看到的大多是這樣的
都說現在鄉村很美了，日子也過得很好了，那為什麼鄉村都這麼美好了，卻還是很凋敝呢？都有著那麼好的房子，農田，村裡有房為啥還要去城裡買房，村裡有地為啥還是外出打工的人多呢？
然而，這次新肺疫情也深深的讓我們明白：鄉村是城市最後的一塊淨土。
看看這3個原因是不是也阻礙著鄉村本身的發展。
觀念要革新
大家都知道，鄉村的發展離不開人才，而大多從鄉村出來的年輕人根本不願意再回到鄉村。即便掙錢了，找到了好工作了，也很難再回到那個鄉村了。
對於留守在鄉村的老人而言，晚景最為悽涼的卻往往是孩子考上大學，畢業後又進城就業的情況。
還有一種就是，老人把一輩子積蓄都留給了孩子，希望孩子能在城裡買房、成家。這貌似也成了鄉村裡的一種風氣，家裡的小洋房怎麼也趕不上城裡的小兩居。這樣的風氣吸乾了老一輩的所有積蓄，就為換孩子一個不要做「光棍兒」。幾代人的全部積蓄源源不斷輸入到城市的鋼筋水泥中。繁榮了城市，吸乾了農村。
為什麼「成功」進城後的子女反而不能更好地孝敬父母？為什麼明知子女進城後不能反哺養育之恩，父母們還會義無反顧地讓子女離開？
隨著對農村社會的日益深刻的理解，我的思想清晰起來：是深入民族靈魂的去農文化，讓農民逃離農村的信念如宗教般虔誠。
但是我們沒有想過，當年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時時刻刻的提醒：要成才，以後不能再面朝黃土背朝天了。即使自己離不開農村，也都寄希望於下一代人逃離農村，遠離農業，改變農民身份。
受社會管理體制約束，雖然在改革開放前農村沒有出現空心化，但是，這種去農文化已經形成，導致現在的鄉村空心化極其嚴重，像上邊提到的守舊的觀念在村裡那是太多了，同樣也制約著鄉村的發展。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布局，一部分鄉村已經開始復興，逐漸也變成了人口輸入的鄉村。就像我們常說的明月村、魯家村、戰旗村等。
但也只是冰山一角，我們看到的許多好案例，也都是離主城市車程在3個小時以內的鄉村。
大部分的鄉村還存在，村民無法自力更生的現象，所以還是淨流出的居多。
只有摒棄一些守舊的觀念，才能守業、創業、和就業。
產業集群
鄉村本身就是有活力的，只不過需要有人來把這些活力通過產業和業態帶動起來。除了要摒棄守舊的觀念以外，要讓鄉村熱起來，還需要有主營的帶動產業，和老百姓穩定就業的收入來源，找到幹事的帶頭人。
在鄉村各產業裡，最集中的還是農業一產的問題，把一產融入二產和三產。
小探馬曾與北京隱居鄉裡的陳長春老師溝通得知，他們在發展鄉村民宿過程中，做的模式就是「平臺+合作社+管家（農戶）+政府」的運營監督模式。
用傳統的思維應該是城裡人把房子租下來，農村人就可以去城裡打工了。顯然他們並沒有這樣做，讓農戶發起成立的合作社成了業主，讓這些40-50歲的鄉村大媽成了鄉宿的管家，政府負責了公共配套和環衛保障。
在這樣的模式發展下，鄉宿的入住率在70%以上，既留住了城裡來的客人，有想法服務鄉村振興的平臺機構，也更好的調動了鄉村的資源，留住了村裡人。
管家除了每個月有固定的工資外，還可以參與年終的分紅，將來甚至可以把閒散的資金入股到合作社。
有人會說，站著說話不腰疼，要跟農戶打交道，怎麼做的到呢？
這其實就是運營模式的核心：為什麼需要政府和合作社？同時也是管理標準化的體現。不是做不到，而是還沒找到合適的方法。
原本選址在農田上的項目，受大棚房影響，無法再從事休閒體驗功能。
面對如此困境，投資者要選擇放棄項目嗎？有沒有重振旗鼓的機會？
在廣東惠州博羅的空中田園，就選址在松樹崗村——廣東第一個美麗鄉村。在國家沒有大力治理土地違規現象時，項目在園區能夠很好的實現產業生產、觀光、體驗功能，上次去廣東考察，也正趕上大棚房的拆遷，沒有了餐飲配套、休息配套，也不能收門票。
除了我們的商務考察，沒成想當天1000人的孩子春遊還是照常在進行。
在許多人來看，沒有基本功能配套，還能再做農旅項目嗎？
空中田園同村委會合作，利用村委會的集體建設用地場地來解決中午學生用餐的問題。不僅把村裡閒散的房屋利用起來，還帶動了村民就業發展。
空中田園的產業發展和科普活動還是在原來的園區，停車場、餐廳等選擇了利用村委會的配套設施。
據說在村裡規劃的基本功能配套裡，有很多還沒有真正的利用起來，村委會還需要僱人專門管理，類似這樣的鄉村書屋等都是鄉村建設裡的標配，如果企業進入鄉村產業開發、升級，就能很好的利用這些設施。
在不脫離鄉村振興前提下，確保農民基本收益和鄉村宜居共存的發展模式。
所以要發展鄉村，光靠老百姓是很難發展好產業的，需要強有力的外援，整體規劃+資金支持+模式支撐。
不能提留在表面
現在，有關鄉村振興的文章鋪天蓋地，各地也興起了聲勢浩大的鄉村美化、綠化、亮化運動。不是說不好，好鋼用在刀刃上，有的僅停留在簡單的整體形象工程，卻並沒有抓住鄉村發展的本質。
現在的鄉村各類資源，如教育、衛生等公共產品過度向城市傾斜，同時也加速了鄉村的凋敝。
而我們發現的一個問題就是：對農村用地指標的審批，「嚴格」到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不知道有多少富有創造力的民營企業被用地審批政策拖死、拖垮！
最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增加了土地財政收入，拉高了城市房價，最後買單的主體還是進城的農二代，這無疑又進一步吸乾了農村資本。試想，一個鄉村如何不能發展二產、三產，會凋敝那也是必然。大多的田地荒廢的現象比比皆是。
所以，當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下達時，最好在治理或者執行過程中，多為鄉村做些考慮，同時也為在鄉村投資的民營企業家多做一些思考。
這樣，鄉村的要素才會更集中，才能激發鄉村的產業活力，留住鄉村人的同時留住城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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