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的思維結構不僅塑造了特定的知識和科學，而且也直接塑造了一個特定民族的信仰體系和意識形態。
從信仰上看，而古代中國人一般不需要外在的寄託而能坦然面對生死，處理日常事務。
他們追求的也不是外在的徵服，而是內在的超越。馬克思說：
「宗教是無奈心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情。」
我們中國人的心靈從來就不是孤獨的，入世則建功立業，實現人生價值；出世則回歸山林，落得逍遙自在。
中國人眼中的世界也不是無情的，進則能夠體會人間冷暖，退則可以欣賞落花流水。
所以說，中國人心中沒有給上帝這個人格神留出位置。
西方人為什麼信上帝
同歷史上其他民族的文明相比，華夏文明的一大特點就是宗教精神不濃。儘管，後來也產生了本土宗教--道教，至於佛教則是外來的，反而得以發揚壯大。
當然，宗教精神不濃厚未必是什麼壞事情，正如我們中國人吃飯用的是筷子，而西方人用餐用的是刀叉一樣，本身僅僅具有事實上的差別，而沒有價值上的優劣。
但是，任何一種信仰體系的形成，除去特定的歷史、經濟因素，還應該到一個民族的思維模式中去尋找。
對中國文化而言，《周易》所打造的「陰陽」思維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古代中國人的信仰和生存法則，呈現出異於其他文明的特殊形態。
線形思維模式影響下的民族，總是喜歡「刨根問底」和「上下求索」。這不僅表現在對外在世界的態度上，也表現在人生態度和信仰上。
在對待外在世界的態度上，西方人總是向外探究，探索大自然的奧秘，研究宇宙的規律。這才使得西方產生出了科學技術和科學精神。
在人生信仰上，西方人嚮往天堂，而把現實生活看作偷吃禁果的「原罪」。在這個方面，伊甸園的神話是富有啟示的。
《聖經·創世紀》中說：上帝在創造世界之後感到有些孤單，便用泥土照著自己的樣子創造了亞當，後來又用亞當的一條肋骨創造了夏娃。
上帝在東方闢了一個園子叫做伊甸園給亞當和夏娃居住，那裡簡直就是天堂。在伊甸園裡有許多樹，其中有兩棵樹最特別，一棵是生命之樹，一棵是智慧之樹。
據說吃了生命之樹的果子可以長生不老，吃了智慧之樹的果子便有了智慧。上帝告誡亞當和夏娃，伊甸園中惟有智慧之樹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會死。
但是後來亞當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誘惑，終於偷吃了智慧之樹的果子，於是悲劇發生了：他們因此被趕出了伊甸園，被懲罰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地上，永遠也不能進入天堂，人必須一生一世都要為自己偷食禁果承擔代價。
於是，在西方人的世界裡，人的存在就成了一個悲劇：
人一半是天使，而另一半是魔鬼。像天使一樣純潔的是人的靈魂，而像魔鬼一樣罪惡的是人的肉體。
人的一切貪念、欲望都來自於這個沉重的肉身，而牽引著人向上飛升的總是靈魂。
西方的很多哲學家對此都有精彩的論述：
我們肯定被要求把人類作為宇宙的精選成員，最智慧的存在！但是事實上人類處於神與禽獸之間，時而傾向一類，時而傾向另一類；有些人日益神聖，有些人變成野獸，大部分人保持中庸。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意思是說：「天使」在人心中，「魔鬼」也在人心中。「天使」能生出理想、誠實、愛心、正直、廉潔、無私、歡樂……「魔鬼」能生出邪惡、殘暴、冷酷、奸詐、貪婪、嫉妒、狂傲……「天使」會變為「魔鬼」，「魔鬼」也會變為「天使」，這雖然算不上什麼規律，但卻是一種不可否認的存在。
人的理性和智慧決定了他本身是危險的動物。人類在其完滿時，是最優良的動物，但是如果違背法律和正義，他就是一切動物中最惡劣的；因為武裝起不正義是比較危險的，人天生具有武裝，這就是運用智慧和德性。
他可以把它們用於最壞的目的。所以，如果他無德，就會淫兇縱肆、貪婪無度，成為最骯髒、最殘暴的動物。
沒有那些非正義的事情，人們就不認識正義的名字。正義和非正義是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
正因為有「魔鬼」的存在，人們才愈加感受到「天使」的善良和可愛，從而激發人們積極向上，勇往直前地去追求真、善、美；同樣，沒有那些正義的名字，人們就難以辨別非正義的事情。
也正因為有「天使」的存在，人們才愈加感受到「魔鬼」獸行的可憎，從而激發人們毫不留情地去同假、醜、惡作鬥爭。
人的可悲之處並不在於人有一個肉體，而且還意識到自己有一個肉體。豬也有「肉體」，但豬意識不到，所以無所謂快樂，也無所謂煩惱。
而人有「肉身」，自己還能意識到，並且終生的勞作就是要擺脫這個沉重「肉身」的原罪。
但是，擺脫「肉身」不是消滅「肉身」，因為人生的大限就是肉體的消失——人的死亡。人的死亡是毀滅，而不是拯救。
但是，人遲早要死亡，這是逃不掉了。死亡的恐懼使西方人意識到了生命的有限。為了克服死亡的恐懼，西方人發明了宗教，宣揚「靈魂不死」和「來世的幸福」。
正如託馬斯·阿奎那所說：
「人生在世，不過是行色匆匆的旅客。」
在他看來，自然的道德生活可以使人得到塵世的幸福，但這種幸福是暫時的、虛幻的，只有神性的德性生活，才能使人換得永恆的、真正的幸福，即來世的天國幸福。
上帝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他的存在及微妙顯現給生活在塵世中的人以慰藉，讓人有了活下去的勇氣。
死亡不可怕，因為人死亡以後會上天堂；這個世界的神秘並不可怕，因為上帝創造的這個塵世是和諧的，只要人發揮自己的理性，就能夠認識到這種和諧；人遭受苦難並不可怕，因為上帝並不會拋棄他的任何一個子民。
就這樣，西方人在現實存在的世界之外，又構造出了一個虛幻的彼岸世界。無論是柏拉圖的「理念」，亞里斯多德的「第一推動者」，還是基督教中的「上帝」，都不過是這一彼岸世界的不同表述。
於是，肉體/靈魂、天堂/地獄、今世/來世、此岸/彼岸、有限/無限之間就形成了一個無法跨越的鴻溝：人只有在塵世生活中不斷地朝向上帝，不斷地體會「神」和「上帝」顯示的一切，才能體會到什麼是幸福，什麼是永恆。
馬克思曾經對宗教有一個非常精闢的論述：
「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心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
對西方人而言，現實正是無情的，人生也恰是無奈的，偷食禁果的原罪註定了一生的勞作才能換來救贖。而這種救贖必須儘量擺脫罪惡的肉體。
基督教教義正是這麼說的：
「拯救靈魂，必須拋棄肉體。」
這個說法瀰漫著強烈的宗教情緒，它昭示著人的幸福不在現實中，而在通過信仰朝向上帝的過程中。
如果我們去讀一讀但丁的《神曲》和彌爾頓的《復樂園》，對這一點將會有更為形象的認識：
裡面不僅有高高在上「天堂」，還有十八層以下的「地獄」。上天堂，還是下地獄，完全取決於「因果報應」。「天堂」和「地獄」，正是線性思維的產物，而所謂的「因果報應」也正是來自於「因果」的思維結構。
由此看來，上帝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對他們來說，可以不吃飯，可以不睡覺，但卻不能沒有上帝。
沒有上帝，生活就沒有了依託，人生就失去了根本。西方人的價值世界和精神家園正是這麼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世界。
而正是世界給了自己意義和活下去的勇氣，正如伯奈特在《早期希臘哲學》中所說的：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都是異鄉人，身體是靈魂的墳墓，然而我們決不可以自殺以求逃避，因為我們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們的牧人，沒有他的命令我們就沒有權利逃避。」
當年尼採喊出了那句「上帝死了」的驚世駭俗之言時，對西方人信仰的衝擊和動搖，我們這些黃皮膚的人是遠遠無法體會的。
對一個民族文化而言，它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方法論是糾纏在一起的，它的信仰和它的思維也是密不可分的。
西方之所以有著兩千多年的基督教傳統，固然有著地理、經濟方面的多方面因素，但西方人的線性思維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中國的文化也是如此，《周易》所打造的「陰陽魚」式的思維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方式。
敬鬼神而遠之
同西方的思維結構不同，我們東方文化的思維不是因果的、線性的、歷時的，而是以「陰陽」為核心，是雙向的、共時的、雙向的。
這種思維結構使得中國人對外在的超越沒有興趣，而是把重心放在了此岸世界的活生生的生活中。
和西方人相反，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勞作不是為了「討好」神，而是通過「討好」神來滿足自己在現實生活的需要。
一些人經常去廟裡拜佛燒香，其實她們的目的一般都很功利，無非是求吉避兇，多子多福。
佛教剛開始傳到中國來的時候，中國人是不太感冒的。佛教為了在中國紮根，不得不改變自己的一些內容。
比如觀音菩薩，本來是佛教中一個非常不起眼的菩薩，就是因為她能「送子」，才深受中國老百姓的喜愛，地位明顯地高於其他神靈。
而且，中國人向來是「只羨鴛鴦不羨仙」，掛在嘴邊上的是「高處不勝寒」，而且對於怪、力、亂、神之類的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總是存而不論、避而不答。
正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孔子的態度就是如此：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論語·先進》
季路想問問老師如何事待鬼神，孔子說：「人的事情還沒有照顧好，拿什麼來事待鬼神？」
季路又想問問老師對於死亡的看法，孔子說：「生的問題還沒有搞明白，怎麼會去考慮死的事情呢？」
《論語·鄉黨》中還記載，孔子的馬廄失火，孔子「不問馬」，只問傷了人沒有。
可見，正是在「陰陽」思維的影響下，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從不搞形上學，也從來不會追問「本原」、「上帝」這些近乎「無聊」的問題，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人活生生的現實生活中，放在了人和社會的關係整合和處理上。
儒家卻在這種「陰陽和合」的過程中發現了人和社會之間的血緣紐帶。一方面，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才有君臣。另一方面，有「家」才有「國」，有「國」才有「天下」。
於是，在儒家那裡，「陰陽」這個抽象的概念符號已經被「父子」、「君臣」這些具體的人倫關系所代替了。
在儒家眼裡，君臣、父子之間的關係在現實生活中體現的正是一種陰陽關係：矛盾的雙方互補但又無法相互代替，正所謂「和而不同」。
因此，二者必須安於其「位」，而不能彼此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這樣一種陰陽互補的人際關係中，每個人只有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把自己的位置佔好，才能穩定社會的秩序，做到親而有禮，愛而有差。
就拿君臣關係來說吧，君為陽，臣為陰，二者的角色必須分清，主從的關係必須明確，切不可「君不君，臣不臣」，亂了綱常，壞了禮法。
另一方面，陰陽不能彼此分離而獨立存在。「孤陰不生，孤陽不長」，君雖為人主，但也有依賴臣民的一面，否則就是「光杆司令」。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忘；不甚，則身危國削。」（《孟子·離婁》）。
魏徵向李世民進諫說「水能載舟，也能覆舟」，說的是同樣的道理。因此，最好的處理方式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正是在這種「君賢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婦隨」的陰陽關係中，儒家才能將人的有限生命同無限的社會群體聯繫在了一起，將個人的價值同其密切關聯的社會關係結合在了一塊，而沒有像西方人那樣把生命的價值和皈依投向上帝。
也因為此，我們的民族建立起來了一個「世俗倫理」的宗法社會，而不是一個靠「上帝」和「神靈」維繫的宗教社會。
在血緣維繫的宗法社會裡，人們已經不需要向外超越寄託人生了，溫情脈脈的社會大家庭足以彌補個人的孤獨感。
當然，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對陰陽關係的發揮是有點片面了。因為《周易》中的「一陰一陽謂之道」，並沒有對「陰」或者「陽」打上價值的烙印，更沒有區分開二者的貴賤優劣。
可是儒家卻硬生生地將「陰」和「陽」之間這種事實上的差別加以倫理化、秩序化了。
為什麼君就是「陽」，而臣就是「陰」呢？男女所代表的陰陽本來相反相成，互通有無，為什麼孔子偏偏說「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呢？
其實，儒家思想在今天遭到詬病，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此吧。
陳勝、吳廣起義的時候不就說了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管孔子的初衷是什麼，這種思想在表面上看是在為統治階級服務。
在這種思想籠罩下的古代中國社會，是不可能出現人格平等的「民主」思想的。當然，「民主」也未必是什麼好東西。
但有一點可以明確，在古代儒家思想裡不可能引申出西方式的「民主」。因為「民主」意味著契約關係的確立，而契約關係顯然是對血緣關係的破壞。
當代新儒家倡導「老內聖開不出新外王」，這裡的「新外王」不過是「民主」和「科學」的翻版罷了。 正因為此，新儒家的努力最終也沒有掙脫失敗的命運，要麼牽強附會，要麼隨意引申。
所以，在中國滾滾流淌的歷史長河中，最終留下來的是宣揚「愛而有差」的孔子，淘汰的卻是歌頌「兼愛」，帶有鮮明民主色彩的墨子。墨子的思想不偉大嗎？
非也。正是古代中國社會的特定境遇和歷史，使得孔子登上了歷史舞臺，而最終淘汰了墨子。真是時勢造英雄！
但就思維方式而言，所謂的「兼愛」、「對等」好像和中國人的「陰陽」思維也是有隔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