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一篇「論導師崇高感和師娘優美感」的神論文刷爆網絡。近年來，國內的學術圈並不清靜，大量關於學術造假、學術不端的案例被頻繁曝出，每次都能引發不小的輿論波瀾，無一不在挑戰著學術研究的底線。
早在1984年，昆蟲學家周堯針對當時學術界存在的一系列科學道德問題，專門撰寫了《談談科學道德問題》一文，前瞻性地提出了在科學研究中應遵守的十項道德標準。
這篇文章被中央黨校《理論動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等多家刊物轉載，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今天讀來仍然富有啟示價值。
對照周堯一生的言與行，在近80年的科學生涯中，他也正是這樣身體力行的。
科學「真」的本質要求科學工作者首先必須具備嚴謹求實的品德，在科研工作中以客觀事實為依據，絕不允許弄虛作假的欺騙行為。
周堯認為追求真理是科學家的良心、職責、義務和節操，是科學道德評價的首要標準和首要原則。
他提出科學家應拋開對功名利祿的追求，蔑視一切權威和壓力，尊重事實。同時儘可能地進行實地調查，並充分佔有文獻資料。
周堯始終堅持嚴謹的治學態度。
大學時期，他將一株豆科植物鑑定為田菁，而他的老師認為是合萌。在認真比較兩種不同標本並查閱參考書後，他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經過長時間的標本積累和研究，1950年，周堯完成了中國昆蟲分類學的初稿，當年以《中國昆蟲學》之名出版了第一分冊，分贈全國昆蟲學界徵求意見。
他在序言裡說：「我誠意地要求全國昆蟲學者的合作和指正，用集體的力量來寫好這本書。首先請諸位答覆下面的問題……1、是否需要這樣的書？2、對這書的編排有什麼意見？3、有哪些錯誤的地方？4、哪些應該補充的地方？5、哪一目哪—科或哪一些寫的不好，你願意合作來編寫嗎？6、膜翅目、鱗翅目、鞘翅目、雙翅目四目還未完全，你願意合作來編寫嗎？7、哪些參考書是應該看的？你能夠借給我哪些必要的書？」
為糾正國際昆蟲學界的錯誤認識，周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投身中國昆蟲學史的開拓性研究。他花費大量時間，從浩如煙海的古籍中搜尋資料，細緻考證，編著成《中國早期昆蟲學研究史》（初稿），1957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文革」後他又全面查考古籍，翻閱《文物》《考古》等雜誌和考古著作，對原作重新訂正補充，並廣泛聽取意見，於1980年出版了《中國昆蟲學史》。該書以內容的新穎和考證的嚴謹獲得國際昆蟲學界和科學史界的好評，廣為國內外專著和教科書所引用。
周堯創辦《昆蟲分類學報》後，既擔任主編還負責校對工作，學報上的每一篇文章都經過他的初審和終審。文字和標點是否準確，新種是否成立，是否符合「命名法規」，他都親自審閱。
周堯手繪的昆蟲圖
為探究真理，科學工作者應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周堯倡導科學上的百家爭鳴，認為這是推動學術發展的最好方式。
周堯與昆蟲學家汪仲毅是至交。1935年汪仲毅拿出自己的工資辦了《中國昆蟲學文獻索引雜誌》，卻受到一些非議，周堯在論戰中積極支持汪仲毅。1946年，周堯創辦天則昆蟲研究所，汪仲毅鼎力相助，願意捐出二十畝祖地作為研究所駐地。
但在一些學術問題上，他與汪仲毅有不同觀點並進行了數次公開討論。
面對外界的誤會，周堯回答「吾愛吾友，尤愛真理」。
周堯手繪的昆蟲圖
周堯與陳世驤都是知名的昆蟲分類學專家，他們在昆蟲分類理論上有較大分歧，多次在《昆蟲學報》等刊物上進行公開討論。這樣的學術探討並未影響雙方的關係，他們經常書信往來，互贈著作，交流學術思想。
周堯強調學術爭鳴的目的是探究真理，幫助同行成長，「應當注意方式和方法，決不應該打擊別人，提高自己，或者是侮辱謾罵。」
在他患眼病期間，有位學報工作人員協助他處理稿件時誤把審稿人尖銳的批評意見夾在原稿中寄給了作者，影響了他們之間的團結，周堯為此非常難過。
周堯在學術研究上碩果纍纍，又以一己之力創辦了天則昆蟲研究所、《昆蟲分類學報》、昆蟲博物館以及天則出版社。這固然是他卓越才幹的體現，更要歸功於他對科學事業永不止歇的追求。
「為攀高峰奮蹄腕，化雨人間自著鞭。」正是他勤勉工作、不懈努力的精神寫照。
1950年代周堯在西北農學院領導植棉組搞豐產試驗
熟知周堯的人都知道他惜時如金，從青年時起，數十載如一日，每天工作十四小時以上。到了耄耋之年，仍然每天工作10小時左右。即使臥病在床，他也堅持閱讀寫作。
1973年周堯編著的《農業昆蟲學原理插圖集》
1984年撰寫《中國盾蚧志》第三卷時，他因嚴重白內障住院接受手術治療，手術後剛解掉繃帶，他就拿起放大鏡一字一句地完成寫作和校對工作。為了不影響工作，他甚至以絕食的方式提前出院。
《中國盾蚧志》
1991年，已屆80高齡的周堯接受委託主持編著《中國蝶類志》。為了高質量地完成這一浩大工程，周堯不顧年老體衰，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中國蝶類志》終於圓滿完成，他的身體卻下了一個臺階。
周堯手繪的昆蟲圖
周堯曾定下一年四篇好文章、四年一本好書的目標。從1935年發表昆蟲學研究處女作《寧波鳳蝶志》算起，他先後發表專業論文220餘篇、著作30多部，成為中國昆蟲分類學的重要奠基人。
周堯始終提倡學術界的集體協作。他說：「現代社會中，任何科學都聯合成了科學共同體。任何科學家個人如果完全離開這個集體，就將一事無成。科學家之間既競爭，也合作；既互相監督，也互相促進。每個科學家對集體、對同時代的人都負有道義的責任。」
南通農學院二五級農藝系全體同學合影(第一排右四為周堯，攝於1935年）
周堯十分善於團結同行。大學期間他創辦了昆蟲趣味會和《趣味的昆蟲》等刊物，吸引了趙善歡、李傳隆、蒲蟄龍等一批青年學子投身昆蟲學研究。他始終關心其他昆蟲學研究者的工作，只要他們需要，他會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1980年，他聽說著名蟬科分類學家程淦藩在《中國蟬科志》的編寫中存在困難，就派學生去看望，表示願意全力幫助。
周堯編著的《昆蟲學通論》（上）裡的插圖
在昆蟲分類研究方面，周堯與楊集昆合作進行了原尾目的分類研究，打破了中國沒有原尾目的結論。他與印象初合作研究蝗蟲和草原毛蟲，發表了《草原毛蟲的分類研究》，這是國內首次對草原毛蟲的分類問題進行系統討論。
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中國蝶類志》在籌劃時期，周堯因其聲望被選為主編，他組織全國50多名蝴蝶工作者共同編寫，許多昆蟲學家聞訊主動送來標本，香港攝影家主動協助拍攝生態照彩圖，臺灣蝴蝶專家提供臺灣地區幾乎全部的蝴蝶文稿和照片，日本、澳大利亞、英國、泰國等國的科學家也紛紛給予支持，充分體現了周堯善於團結同道的樂群風範。
《中國蝶類志》的編寫加強了海內外科學家的團結，為學者間的合作和交流樹立了典範。
1992年，周堯主編的《中國蝶類志》出版
周堯強烈反對學術壟斷。他說：「任何學術壟斷、資料封鎖、技術保密都是可恥的行為。」
他的研究室對各地學者開放，來訪者可以免費借閱書籍、標本。他很樂於「為他人做嫁衣」，經常把文獻、標本無償借贈給同行。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周堯得知北京農業大學的李法聖準備研究木蝨分類，便主動放棄了準備多年的研究項目，把親手列印的740多張卡和親手採集的木蝨標本借贈給李法聖，每有一篇新的木蝨文獻時就想辦法寄給他。同樣，周堯的研究工作也得到國內外眾多同行的支持，他可以借用全國有關的標本和文獻。
周堯尤為重視青年人才的培養。他明確提出：「科學家對社會的貢獻，不僅在於他自己『出成果』，還在於他『出人才』。」
1983年，周堯（中）在湖北省武漢市華中農學院講學時留影
除本科生外，周堯先後培養了20名碩士研究生和12名博士研究生。他非常善於調動學生的科研積極性和創造熱情，鼓勵他們敢於提出新問題，對他們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總是給予全力支持。
研究生梁愛萍在進行尖胸沫蟬科分類研究時，周堯把自己歷年積累的相關中外文獻以及從全國各地採集的沫蟬標本提供給他，使得梁愛萍的研究得以順利開展。
1996年，周堯把獲得的獎金40萬元和自己積攢多年的稿費10萬元悉數捐出，設立了周堯昆蟲分類獎勵基金，鼓勵和支持更多的青年科學家投身昆蟲分類的基礎研究。
周堯不僅重視學生科研能力的提高，還十分注重學生的品德修養，著力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
1999年，周堯（第一排左二）在執教六十周年大會上留影
他的學生彩萬志回憶說：「為了培養我們正確的科學態度，周師在講授《昆蟲分類學原理》課程時，專門把科學道德作為一章，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向我們傳授一個科學工作者應該如何正確對待真理，如何正確對待前輩、同道及後學等等。在我們成長、成才的道路上，周師總是關懷備至。他的言傳與身教使我們受益終生。」
周堯認為科學道德問題歸根到底是為誰服務的問題，這是科學道德修養中的根本問題、核心問題。他強調廣大科學工作者應樹立獻身社會主義祖國科學事業的精神，明確為人民服務的科學責任。只有如此，才能堅守科學道德，無私奉獻，甚至為真理而獻身。
縱觀周堯的科學歷程，他的一生都在回答為誰服務的問題。
周堯常常教導學生說:「科學研究是辛苦的，要想取得一些成就必須有獻身精神。」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早年他隻身出國留學義大利，是為了學習殺小蟲的本領，實現科學救國、農業救國的夢想；抗戰期間他放下學業，義無反顧回到祖國，是為剪除危害中華民族的「大蟲」。
1938年周堯回國參加抗戰工作
億萬農民的需要是他研究昆蟲的又一動力。為了控制關中地區小麥吸漿蟲，他在地裡連續奮戰七個晝夜；為了防治青海門源縣的蝗災，他星夜兼程奔赴草原，經歷五十多天艱辛的馬背生活，試驗出防治蝗蟲的方法。
他由衷地認為：「作為一個科學家，在科學上取得了成績，這是他應盡的義務，這是在人民對他的信任和黨的支持下取得的。」
正是因為具有為祖國、為人民服務的信念，他才能幾十年始終如一，忘我工作，不為個人謀利益，面對挫折和困難毫不畏懼、勇往直前、開拓進取，堅持真理。祖國和人民是他從事科研和做人的最大底氣。
周堯部分著作
回顧周堯等老一輩優秀科學家的言與行，反思今天學術界出現的一些不良現象，筆者認為，科學道德的培養，不能僅依靠制度約束和輿論監督，最大的約束力應來自內在的信念和良心。建立良好的學術風氣，需要全體科學工作者自覺培養探究真理的情懷，樹立為祖國和人民獻身科學的信念，並以此作為科學行為的道德標準。
本文圖片來源於中國科學家博物館（網絡版），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