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朝太宗皇太極執政期，委任諸王貝勒處理日常政務，可視為是票擬制度的雛形。多爾袞曾深受皇太極的器重，作為攝政王掌權之後，各諸王貝勒隨即被多爾袞剝奪了太宗時期賦予的參政權，而此時內院漢大臣建言要繼續使用明朝的票擬制度。順治皇帝親政後，對傳統的明朝字處理制度的理念深表興趣，為新政權導入新體制的建言者以明朝舊臣頗多，可是清朝統治者並未全盤接受他們的建議，在新體制中的政治文化理念，多少也納入了一些滿洲傳統的文化要素。 17世紀初葉，建州女真的努爾哈齊在東亞建立了由滿、漢以及蒙古人組成的，具有多元文化特徵的愛新國（aisin gurun/金國）。雖然是以多元文化為基礎建立了獨立政權，朝廷中有一套完善的多語言文字字處理機制。 眾所周知，清初早起的字處理機構稱為書房（bithei boo），通常漢字寫作筆帖赫包。其中bithe為書之意，包為家之意boo的音寫漢字。估計天命建元前已形成雛形，在天命末年正式成立了書房。 總之，書房是清初處理所有文書的機構。通過《滿文原檔》知道滿語也曾稱作書院（bithei jurgan）。從明朝歸順的書房秀才王文奎，認為與明朝通政司性質相當。通政司也稱為通政使司，在明朝中央機構執掌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公文，奏報四方臣民實封建言，陳情，伸訴及軍情，聲息，災異等事。但是史家皆知其通政使司無裁決奏疏內容之權，只有審核文書形式和記錄諭旨的職權，僅作為處理事務的機構。早在努爾哈齊時期，其身邊有『彥加裡、大海、劉海、李相介』等人執掌文書，其中的『大海』在天聰年間主要主持書房事務，負責處理所有的文書。也許早期的書房機制與通政司相當。隨著戰局的擴大，明朝邊疆官員陸續歸順金國政權，因此對制度也產生了若干影響。如馬光遠提議改革計劃，六部即設，總裁無人。若立內閣，臣下有疑難大事，先赴內閣公議方得奏請。如此則聖慮不繁，國政不亂矣。馬光遠很大膽的建議導入明朝內閣制度。神田信夫（1960）曾指出：「其實這些漢人官員，將書房作為明朝最高政務機構的內閣一樣，用他們的漢文知識，在其發揮有效的勢力」。內閣制度是在明朝永樂年間建制，內閣大臣作為皇帝親信，承擔著中央機構的要務，數名內閣大學士作為皇帝的傾訴對象，且時常參與處理政務因此也稱之為顧問機構。也許是受到了漢人臣下建言影響，結果在天聰十年（1636）三月將書房改為內三院（bithei ilan yamun），分別設立了國史院（suduri bithei yamun）、秘書院（narhūn bithei yamun）和弘文院（kooli selgiyere bithei yamun）等三大機構。國史院主要處理文書以及編撰史書，秘書院處理外交文書和諭旨以及奏疏，弘文院則承擔侍講等事務。此後內三院（bithei ilan yamun）作為滿人獨有的政治體制，同樣與明朝內閣制度擔負著重要的職責，與汗的關係也非常親近。然而，入關後到順治十五年（1658），對這些字處理機構又重新進行了改革，依照熟知明朝制度的漢人大臣的提議，將原來的內三院解散改革為內閣（dorgi yamun）和翰林院（bithei yamun），其體制最終也逐步靠近明朝遺留下來的制度，這個結果當然是受到了積極收納明朝舊臣的影響。從各機構的滿文名稱來看，內三院及其前身書房乃至翰林院，都有（bithe(i)/意即文書）字義，說明在制度轉化的同時，仍注意其組織功能的延續性，就制度的發展脈絡而言，雖然是書房演變成為內閣，在滿洲名稱上，卻是翰林院繼承了書房，可見制度整合時的文化差異現象。對這種清朝初期行政制度的演變，諸史家分別持有不同態度，首先孟森認為：「世祖開國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為根本外，餘皆沿襲明制，幾乎無所更改」。而宮崎市定認為：「清朝內閣承襲了明朝執行的票擬機構的舊制度。但是清朝的內閣與明內閣制度有別，其最大特點即同時具備翻譯機構，始終未脫離這個性質」。鞠德源也指出：「清初不僅沿用了明代的題奏文書制度，而且批答處理程序也採用了明朝的票擬制度」。另外，莊吉發指出：「清代題本，因襲明代舊制。俱有通政司轉送內閣，稱為通本。京內各部院府寺監衙門本章，附於六部之後，徑送內閣，稱為部本，皆先經內閣擬寫票籤，或雙籤，或三籤，四籤，備擬以候欽定，兼書滿漢文字，進呈御覽，或照擬，或另降諭旨，或於原籤內奉硃筆改定，或奉旨應用何籤，俟奉旨發下後，由批本處翰林中書等照旨批寫滿字，漢學士批寫漢字，皆用紅筆批於題本封面，因俱以朱書，故稱紅本，題本批紅後，即交收發紅本處。具題衙門除繕寫正本外，尚須另繕副本一分投送內閣，奉旨後，依照紅本朱書，用墨筆批錄，以備存查」。雖然自清初以來明朝的相關政策法規，逐漸取代了滿洲人舊有的制度，但是其根本性質還是有別於明朝的制度。本文主要圍繞清朝入關前後文書制度的改革，以及由此帶來的對滿語語文學的影響進行試析。 早在入關前皇太極執政期，為了整治頹風積弊在天聰七年（1633）六月二十七日，皇太極降旨如下，汗頒（#詔）（+旨）文曰：「凡奏書者，若我所行道義有背逆之處，請劾奏。政務有愆忘之處，啟迪奏之。又，六部事務有不公，國臣欺詐貪婪，奏之。又，爾等自身生計艱難，直言奏之。如不直言，僅引各處美文，汝為自身用誇張詞語寫之，我也難於閱讀，爾等亦無益也。嗣後凡奏書者，直言也。文章（+之語書寫）毋。凡言語，心有獨得，若有新穎言辭言之。非如此，見有抄襲周知的古文，何事也」。命令屬下悉心奏言，監督汗的政務得失，同時檢舉六部以及貪汙腐敗，通過這些內容可以窺知，當時朝廷內還沒有設立監督朝廷的檢查機構。 明朝設立的六科，其主要職權若君主的裁決有問題，有退還原旨或再委託六部，要求變更票擬內容的權利，六科具備了決定性的拒絕權。曾在天聰五年（1631）十二月，寧完我建言設置『諫臣』，但是皇太極當時對此建言未表示任何態度。所謂的『諫臣』就是執掌『言』的『言官』，對政務得失直言不諱。而明朝設立的六科中的『給事中』就稱為『諫臣』，有封駁言諫之權。雖然在天聰五年（1631）七月就設立了六部，但是並未設置六科。因此在天聰六年（1632）十一月，馬光遠提議設立六科一事，然而皇太極對此未表示任何態度。 天聰十年（1636）四月，將國號愛新國（aisin gurun/金國）更改為大清國（daicing gurun），同時按照明朝的行政體制，設置了具有專門監察職能的都察院（uheri be baicara jurgan），因僅次於六部，滿語還稱為七部（nadan jurgan）。都察院在明朝作為中央政權的監察機構，有監察人事和彈劾的職權。清初設置時，其最高長官為承政（aliha amban），除了設置有滿人官吏，其他還有漢人和蒙古人。都察院的承政也自稱為（gisurere hafan），即漢語為『言官』。其目的就是監督官吏的言行舉止。崇德三年（1638）正月十五日，都察院的漢承政檢舉了一起貪汙案件，其上奏文云：「都察院衙門承政臣祖可法、臣張存仁謹奏，為大臣監守自盜，乞速正法，以申憲典。竊照凌河官員困危至極，幸蒙皇上留其生而厚養之，宅舍田園豐且足矣。妻妾女僕眾且多矣。輕裘肥馬且貴矣。犬馬尚且知恩，副將韓大勳不思寸報而反盜金庫，臣等看得此人犬馬不如也。又見其好色，不分男女教戲，以致妄費，作賊喪心，廉恥不顧，大闢之法無容緩者。伏乞皇上將大?速正典刑，以勵將來，謹奏。崇德三年正月十五日承政祖可法，張存仁，侍郎臣吳景道，王之哲」。這是一起關於自明朝歸順人的貪汙案件。其案犯韓大勳，在天聰五年（1631）與都察院承政祖可發和張存任等一同歸順愛新國，其後在崇德元年（1636）五月被任命為戶部承政。依照上報內容，韓大勳作為戶部承政，監守自盜盜竊國庫。戶部乃為六部機構，掌管土地、戶籍、財政等事務。雖然愛新國設立的六部是完全承襲了明朝，但其功能性質在根本上還是有區別的。其中戶部的最高長官是貝勒，貝勒總管一切戶部事務，其次才是承政和參政。韓大勳作為戶部承政，利用職務之便盜竊了國庫。都察院得知實情以後，上奏請求嚴懲。 此後，都察院大臣在當月二十六日又上報：「都察院承政阿什、多裡吉那顏、祖可發、張存仁謹奏，聖汗曾諭都察院諸官員，詳察亂政欺詐之事。圍困大凌河三個月得之，蒙聖汗寬恩，眾官員未被殺而養之，授韓大勳為大部承政。大凌河官員無一處作益，韓大勳盜金庫之事為一大罪也。不立即處死，無理久留。若不處死犯大罪之韓大勳，不合於理。又，嗣後犯小罪者，也不可處死，聖汗明思之」。此上報與上述頭一條不同，都察院的所有滿、漢、蒙古官吏聯名上報，要求立即處死偷竊國庫的韓大勳，如果不處死會影響其他案件的正常處置。當時凡是有關宣判死刑的案件，都察院等部門是無權獨自執行裁決，只有汗才有資格執行死刑的權利，而都察院僅有監察檢查的職權，如果遇到重大案件，先自行審理，然後把審理結果上奏與汗，請求下達裁決。其實針對韓大勳的求刑，皇太極的答覆文書在《滿文內國史院文件》中未見記載，但是在《大清太宗實錄》（滿文和漢文）中分別記有如下降旨：「soweni wesimbuhe giyan inu bi seoleki sehe/爾等上奏之理是也，我思之」。「得旨，所奏是，朕徐思之」。汗只說是考慮，未下達裁決。顯然，汗作為一國君主，也未隨意下達裁決，通常均要經過深思熟慮後才作出最終的裁決。 於是，在當年二月六日下諭旨，如寅年正月三十日，正藍旗之韓大勳，其包衣李登告發盜取庫內金銀珍珠。搜獲金七兩，銀十五兩，珍珠七兩九錢。及問韓大勳，自刑部送來金二十七兩，夥同布丹、黑什尼我等三人商議盜取是事實。收取刑部之金銀、財物為韓大勳、布丹、黑什尼、羅洛、扯克、筆帖式班拜、阿兒拜。伊等收取之銀、財物均記入檔子，僅金二十七兩未記入。將此金由兩漢人啟心郎鑲白旗之臧調元牛錄下高士俊，正藍旗之崔名信牛錄下朱國柱。兩漢人筆貼式，正白旗之王國明牛錄下汪起蛟，鑲紅旗之范文程牛錄下魏雲程。伊等過秤包封，他物均記入漢文檔子，而此金二十七兩未記入，為此議定死罪。上諭：「知其盜取庫內金銀、珍珠之數目乎。命承政英俄兒代、馬福塔、吳守進察之」。查得餘出東珠八顆、金四十六兩一錢五分、銀四千四百七十七兩、紡絲、綾子、杭綢四百七十兩。爾三承政竟不知被盜取數目，又不知被盜金未記入檔子之事，誠屬怠惰，為此上奏各降職一級，罰銀一百兩。上諭：「免英俄兒代、馬福塔、吳守進等降職，各罰銀一百兩入庫。布丹、羅洛、扯克此三人免死贖身，仍留部裡。爾黑什尼身為值月官，他物皆收取記入檔子，而唯獨金子未記入檔子為由，免死革職，鞭打一百，貫耳。鑲紅旗之馬拉希牛錄阿兒拜筆貼式，身為值月筆貼式，他物皆收取記入檔子，而唯獨金子未記入檔子為由，免死鞭打一百，貫鼻耳。鑲黃旗之喀喀穆牛錄班拜筆貼式，雖非值月筆貼式，經布丹叫喚計銀為事實，鞭打八十。兩漢人啟心郎高士俊、朱國柱。兩漢人筆貼式汪起蛟、魏雲程各鞭打一百，貫鼻耳。黑什尼、筆帖式班拜、阿兒拜，兩漢人啟心郎，兩漢人筆貼式，此七人皆革部職。韓大勳之事已結束，搜韓大勳宅得金七兩、銀十五兩五錢、珍珠七兩九錢入庫」。巴哈納、邵佔、吳打亥審問。崇德三年二月初六日。記入檔子，維和訥記入。 根據刑部的上報內容，得知包衣李登揭發了韓大勳的偷盜事件。隨後經刑部調查查出有多名官員參與，其中有啟心郎和筆貼式。因案件證據確鑿事實清楚，刑部也曾要求嚴懲韓大勳。雖然此案件最早是都察院開始接受，但是包括刑部都未提到具體盜竊的詳細數額，因此汗下令委託戶部承政英俄兒代等詳細調查。戶部經過調查得知具體數額之後，刑部以戶部三官員怠惰事務為由，請求汗給予嚴厲的行政處分。隨後汗依照刑部的要求，僅採納了對戶部官員進行罰金一項，而除此之外直接參與案件的其他七名官員，分別受到了革職和罰金等行政處分。雖然最終在韓大勳的住宅裡，也查出了所盜竊的金銀和珍珠，但是針對韓大勳的懲治與否未見任何記載。戶部雖然繼承了朝制度的制度，但是其性質並非一致，包括人員配置也是。但是國初制定的各種制度，尚存在諸多制度性的缺陷，包括六部也是如此。針對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和缺陷，都察院承政也未錯過建言獻策的機會。如都察院承政臣祖可法、張存仁、侍郎臣吳景道、王之哲謹奏：「戶部職掌錢穀，其任匪輕。今見戶部無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數，則收放從何處明白。又無年終茶盤之例，則侵冒從何處清算。因而奸人起盜竊之心，同官無稽察之責。此韓大勳窺之已熟，所以敢於作賊。若非天神不容，使其自家彰露，不止於偷此金不知覺，則再偷金銀，還不知覺也。韓大勳所犯罪大，殺有餘辜，速殺此賊，以警其候。臣等仰體皇上聖意，以為恩養日久，所費巨萬，以其所盜之金為微，而未忍遽殺之。但法不可廢，廢此一遭法，恐再有如韓大勳之心腸者，易於起盜念也。聖意或因其新人，殺之恐傷養人之盛名，但賞罰人主之大柄，若徒用恩而廢法，此又開新人做賊一門戶也。伏乞皇上將韓大勳速正典刑，以彰國法。仍嚴敕戶部速立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文薄，年終再差明正官員查盤，庶倉庫無侵可之弊。伏乞聖裁」。原註：崇德三年四月十四日奏，奏過，止革職，免死。養他一場，饒他罷，不是逃走。戶部作為國家財政管理機構，都察院承政揭示其戶部制度存在嚴重缺陷，應該立即設立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等財政奏銷制度。如果以這種機制處理戶部事宜，國庫收支等項目也會一目了然，同時也起到監督和防範的作用。當然他們提議的也是明朝的制度，明朝戶部收支用四柱式的「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等方法進行明白結算。其中『舊管』是上一年部分，『新收』是新的收入，『開除』是支出，『實在』是現有庫存，以這種方式對戶部進行管理。熟知明朝制度的祖可法等人，提議按照明朝的財政管理法『四柱式』來處理國庫事務，也能夠起到防患於未然的作用。但是皇太極對承政提出的改革方案未表示任何態度，也許是都察院頻頻上奏求刑的緣故，在奏章的最後添加了針對韓大勳案件的批文，如『止革職，免死。養他一場，饒他罷，不是逃走』的裁決內容。遼東歸順漢人通常均作為養（ujimbi）的對象，當時官吏的人事處理實權，基本都在汗的掌控下，此韓大勳的案件自正月十五日開始揭發，並請求懲罰到下達裁決用了三個月的時間。當時皇太極的口諭均用「金語親諭」，因此懷疑上述簡短裁決也是汗的口諭，對此口諭的完整內容在《內國史院文件》有記載，聖汗覽奏曰：「朕以為莫（英）俄爾岱等忠誠，故將庫內一切財物，交付彼等。朕既信之，用之，又疑之，任何處公正之人查算乎。朕不以韓大勳為盜而疑及英俄爾岱等人。爾等議請誅韓大勳甚是。若以逃亡治罪則朕必斬不當。朕既恩養之，豈以盜金故殺之耶？著韓大勳惟革職罷官，勿侵家中一物，當之為民。如陳七等不良之輩，留之，誠屬不可。俟朕問刑部得實免之，欽此」。如果是逃亡者定斬不饒，僅以偷盜金銀之罪名是不至於處以極刑的，可見韓大勳沒有被處死。通常大臣在職務中出現失誤，均由諸親王、貝勒、議政大臣等商議審理，最後才將審議結果上奏與汗，特別是牽扯到死罪案件。臣下呈上的審議文僅作為一種參考，並非是最終裁決，汗也不會僅依照審議結果隨意下達裁決，通常汗都要經過深思熟慮以後，最終才下達裁決。如果在軍事作戰或遠徵中遇到意見分歧，汗也是徵求大家的意見以後，最後才做出決定，而這時的旗王們也不會有任何的幹涉。雖然汗獨自一人承擔著處理各種政務，其最終的決定因素中也包含了眾人的建議。韓大勳的案件就是其中一例，大臣們再三奏言上報請求嚴懲，但是汗並未輕易下達裁決，期間進行了多次的調查及審議，最終才下令革除韓大勳的職務而結案，隨後其職位也由鄧長春接替。 總之，皇太極時常謹慎處理各種政務，作為最高權力者不僅要忙於徵戰，而且同時還要在行軍途中也處理各種國務政事，如此勤政的皇太極，其精神長期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中。 崇德元年（1636）五月，將改書房為內三院之後字處理體制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如正黃旗下甲喇章京臣姜新謹奏：「近者欽遵聖諭，臣以攻取山海關為今日急著，仰瀆聖矣。（中略）。至於攻城之法，看得北門外地勢頗高，再築土臺高過於城，用火器攻打。（中略）。皇上到山海一看，便知取之不難，庶見臣言之不謬也。伏候聖裁。為此理合具奏」。原註：崇德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四年正月二十日，習，剛，範大學士奏過。知道了。正黃旗的甲喇章京臣姜新獻策攻打山海關的方法。其中最讓人引起關注的是記載的原注內容，即習、剛、範大學士上奏，其『習』是弘文院大學士希福（hifu），『剛』是國史院大學士剛林（garin），『範』是秘書院大學士的范文程。針對姜新提出的策略，只是在句末書寫了三個字『知道了』。通常『知道了』是皇帝批閱大臣奏摺上的常用語，意思是說所奏之事朕知道了，至於如何處理則未言明。奏摺主要功能是為皇帝打聽信息，臣工凡有聞見，必須據實密奏，這類摺奏以聞的奏摺，多奉硃批『知道了』，意即臣工奏聞的內容明白了，也可以說奏摺內奏聞的事情，起始末原委都清楚了。『知道了』的用語在明朝的文書中也時常出現。通常各王朝的建言改革者，均任職在中央政權任職，較接近皇帝或汗的人物較多。清初也同樣，上述都察院承政也屢次提議要求改革行政制度。 在《大清國太宗文皇帝實錄》崇德七年（1642）十月二十七日中記載，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理事官雷興謹奏：「聖汗精心養護身體，上答天心，下慰民望。我等見國之凡事均由聖汗辦理。設立衙門、部、旗，且置有官員有何益。凡心勞則動氣，聖汗清心定志。一切細務，即刻吩咐各部辦理，軍事之大事方許上奏。況且大事將成，外國皆來歸，正是喜悅之時，有何憂愁。何況今食足兵強，聖汗宜出遊獵。我等職任言官，求聖汗清心養身，大學士范文程、希福上奏」。隨著領域的擴大和人員的擴大，朝廷需要處理的政務也日益增多，逐漸呈現出汗難以應付日趨繁雜的政務局面，都察院大臣抓住機遇進行進言獻策，提議軍政要務以外的政務，應該交給各部大臣處理，這樣汗也可擠出空餘時間進行修心養神，休息御體是一大要緊事情。 為此，皇太極作了如下答覆：「此言乃事實，凡事非我好勞，因部員無法解決才干涉。今著和碩鄭親王、和碩睿親王、和碩肅親王、多羅武英郡王等商議」。接著諸王奏言：「聖旨乃事實，凡事交與我等辦理，我等會盡職。但是何事部員結，何事上奏。上諭定奪之後，則諸務庶可辦理。為此上奏」。顯然皇太極自己整日忙於各種政務，身心也感覺到了疲勞，因此依照大臣的建議，決定讓親王們參與處理一些政務。其中提到參政的親王分別是，和碩鄭親王為總管刑部的濟爾哈朗、和碩睿親王為總管吏部的多爾袞、和碩肅親王為總管戶部的豪格、多羅武英郡王為阿濟格等。政務處理權利旨交與親王也許是有些突然，親王們也感覺到了措手無策，寸步難行的狀態。親王們認為責任重大，再沒有處理政務的經驗，所以無法承擔這些政務為由，委婉的拒絕了汗的決定。對此汗又言：「未來之事，我何能預定，各部事務盡心處理。不能辦理之事，同諸王、貝勒議結。如眾議仍有未妥之處，方許來奏。又，諸王翌日晨聚集，有事來奏，無事則各回衙門，辦理部務。如有議事者，遇聚集時來奏」。可見皇太極並未將所有的政務，都交與眾親王們處理，只是讓他們積極參與處理一些瑣碎的政務，這樣也能減輕汗的負擔。如果有重大事件以及親王們難以解決之事宜，方可上奏集議。通過此項決定，在此後的崇德八年（1643）三月的上奏文中也出現了如下記載，十六日懷順王，為慮後事，照得本府長男，嶽父周方蘇在登州／，（中略），合諮貴院煩為依文祈請伝達施行□□諮者右諮秘書院／崇德八年三月十四日移十六日提塘崔遊吉送來，剛、習二大□□□□□□□問過，範說不必奏，事忙。 懷順王即耿忠明，他將私事委託內三院轉奏與汗。文書首先經過內三院大學士剛林和希福的過目，然後范文程依照文意下達了以「事忙」為由的批文。所謂的 『忙』恐怕指的就是汗，因汗「忙於日理萬機，勞頓不堪，非重要事件無須驚擾」為由，沒有上奏與汗的可能性極大。因此足見懷順王耿忠明的請求，被內三院大臣們自作主張地處理掉了。文書制度改革以後，內三院大學士的職權也逐漸擴大，其職權已經擴展到非緊要事務可不必奏請自行決定的地步。又，內三院的大學士作為汗的近臣，上奏文書基本經過內三院轉奏與汗，包括上述都察院的奏章也是如此。作為中央機構的字處理機關，內三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新制度的導入及人員的配備，清初的政治制度也漸次朝著中央集權的方向轉型。 皇太極在位十七年，於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病歿，同年八月二十六日福臨繼承汗位。翌年，改年號為順治（ijishūn dasan）。由於順治即位是尚在衝齡，實際掌權者為攝政王的多爾袞（dorgun）。雖說清初入關前就承襲了明朝的一套制度，但是依照明朝制度處理文書，反而出現有延誤的現象。另外，攝政王執政期間文書制度未有任何進展，依然以『面啟』或『綠頭牌』等方式進行口頭上奏為主。如監察御史高去奢謹奏：「昨日汗收漢官員趙凱新啟用之奏書，允六部滿、漢之各官員每日入內奏事。皇叔父攝政王溫和會面，寬心接納乃實屬千古崇高之事。凡有心之人，無不爭出，我豈能沉默。我思之，啟用諸官誠摯得益，乃防弊也。今聞各部啟心郎之通事奏六部事。此間如系正直者，可如實稟告，上亦知曉諸官誠實之處。如幹連啟心郎之事，巧妙調轉話音，則瞬間幹連成為萬裡之遙。汗允諸官入內之崇意，亦徒勞也。我思之，歸順主之臣不少，從中擇選通曉滿語、漢語之正直者數名，於皇叔父攝政王左右值事。如此可將諸臣之意皆達上處，即解憂愁也。又，六部之奏事，無論大小事件，僅寫木牌上奏，之後各持木牌而出。皇叔父攝政王聰慧尊聽天命，心靈通透無誤。然日理萬機，耳聞不如眼見，我思之，諸臣奏事前，凡事寫於簿，汗、皇叔父攝政王閱後定奪之事，與內院大臣詳議之事，奏事諸官問話之事，無論是非應否之處，俱應寫入檔子。今所奏得失之處，日後諸臣功過之處，書檔中可一目了然。誠摯得益，啟阻，防奸宄之計，除此無緊要之事。伏祈聖睿鑑施行，謹奏」。各部官員制本奏事，停用寫於綠頭板之奏事，酌派通事官，各部知道。 可見入關以後在朝廷上使用的語言，依然以滿語為中心處理政務。早在努爾哈齊時期擔當『家庭教師』和『侍讀者』的通常滿人居多。在皇太極執政期間，漢文文書通常均用口譯方式上奏。當時朝廷裡也有不少能操持多語言的官吏，他們在汗和文書之間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橋梁作用。雖然入關也已兩年有餘，然而在朝廷裡依然堅持使用入關前原有的滿洲舊制，來處理各種政務，而此朝廷裡通事是必不可少，也是必不或缺的。 雖然在皇太極執政期間,眾親王得到了處理政務的權利，可是入關以後這些特權均被攝政王剝奪。據《順治朝滿文國史檔》順治元年（1644）十月初四日記載：「凡官民眾人之事，若不訴部裡，越訴王者，無論是非均打。若訴部裡，部員未秉公審理，且有冤枉之處，且訴訟之事屬實，則訴訟者無罪。若拿謊事訴訟者，則罰打」。天聰五年（1631）設置六部，其部最高長官為貝勒或貝子。皇太極改國號以後，這些貝勒或貝子以封爵制度均被封為親王或郡王，這裡出現的所謂的『王』指的就是這些王爺們。顯而易見，曾總管各部事務的諸王已經失去了管理各部的實權。當時，實際的處理權已經委託給各部尚書處理。多爾袞曾作為和碩睿親王，深受皇太極的特別器重，還封他為奉命大將軍，並賜予了將軍印，是其他諸王未能得到的榮譽。然而作為攝政王隨著自身王權的加強，也逐漸開始消弱其他諸王的權勢，最終他們在政治舞臺上黯然失色。這些諸王恢復實權是在多爾袞去世之後的順治八年（1651）三月，然而到順治九年（1652）三月又遭到了停止。順治元年（1644）六月初二日，六部事務未經內院轉奏為由，分屬內院的大學士提出建議改革內三院的文書制度。如馮閣老、洪軍門啟言：「國家之要務，莫大於用人和行政之兩樣。置我等於內院，凡事皆當與聞。今六部每日題奏事，王尚未命與我等商辦，且各部奏文俱未知悉。我辦理官民之批答（pilerengge）奏聞，每日不過十餘件而已。我等坐享恩賚俸祿，如何耽誤國務。況且內院不得與聞，六科如何得知。如有誤之處，我等憑何而言，科官憑何審查。萬一王有閒，詢問我等所用之人，或詢問所辦之事，我等尚未行事，此事何人擔責」。足見，各部奏文非但未通過諸王經手，連內院經手的環節也被省略了。而此時的大學士馮銓和洪承疇，每日處理官民事件不過十件，並且僅是一些非軍政要務的官民雜事，根本未涉及到重要的政務。可見攝政王不但消弱了諸王的參政權，而內三院僅參與處理一些非緊要的政務。這裡需要關注的是馮銓他們提到的滿語（pilerengge）一詞。（pi）是借詞，即漢文『批』字。（pile-）動詞化+（-re-）將來時+（-ngge）名詞化的詞彙，應翻譯為『批答』。其實馮銓他們的奏章內容在《大清世祖實錄》（漢文版）也有收錄，其中與（pilerengge）對應的詞彙是『票擬』。 順治元年（1644）八月二十九日，天津總督駱養性的塘報中請求內院大學士馮銓和洪承疇『望乞批示』的字樣。內院按照塘報的請示，在文書最後處書寫『內院批』的字樣。同樣，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明清史料中，有一順治元年（1644）八月的檔案，其字體較潦草，內容也有不少修飾之處，其抬頭寫有『內閣票諭』一詞。在《明史》（卷七二）也有『票擬批答』的用例。所謂『內閣票諭』，即內外臣工之上奏文，經內閣票擬後，呈皇帝閱覽，然後分下六科發抄相關衙門施行。據馮銓和洪承疇的奏文內容，內院並未經手處理六部事宜，經辦之事務僅為其他事宜。因此大學士們提議，要求改革中央機構的字處理機制問題。繼續上述引文馮閣老、洪軍門啟言內容：……按明國舊例，凡內外文武官民之各奏文，內閣衙門得旨後，批答（pilere）進呈汗，汗批答（pilefi）後再降旨內閣衙門，內閣衙門大臣閱覽後，方分下六科送部。凡屬要務，則當日請示，不超三日，且立刻擬文上奏。先送內閣衙門照批語（pilehe gisun）批答（pilefi），由內閣衙門分下六科衙門、部衙門、都察院之後，內外諸衙門，皆一體恭敬實施。防微杜漸，意至深遠矣。若認為無益而延期，此屬小官員有意延期、誤事，非立法紀之不佳。倘我言之有理，祈王應下令部衙門商議。凡用人行政之要務，送內衙門商議之後，擬文上奏，自此分下該科照批語（pilere）上奏，候旨。其餘各衙門每日所奏之事，無論大小，須當日領文。若送至內衙門，我等預先詳閱，易批答（pileci），也便於答應。如此我等盡心盡職，亦有益於國家之要務。大臣身蒙厚恩，此等愚見，豈敢不奏。明國之例，應否承襲，乞上熟慮，謹此奏聞」。王閱後曰：「此文是，我知緒也」。 大學士詳細解釋了明朝字處理機制中的票擬制度，所謂的票擬制度，也是針對皇帝厭倦處理繁雜的政務而出現的機制。其最大特徵就是將實權委託給大臣。批答權本來掌握在皇帝的手上，對處理政事未有心思的隆慶皇帝，將批答權實際交給了內閣，讓內閣處理包括奏章等全部政務。通常皇帝無法全權處理所有的政務，非重要事件一般交給內閣辦理，內閣票擬批答或起草詔令等。歸根結底，內閣即為皇帝代言擬旨，掌握著起草批示的特權。為此內院的大學士向攝政王建議，應該導入對處理國政有益而無害的字處理機構。顯而易見，明朝舊臣試圖在新政權中，恢復舊有的明朝字處理機制，藉此恢復大學士的票擬特權。通過處理要務之途徑參與決策，使內院成為中樞機構為目的是無疑的。對大學士的建言，攝政王只表示贊同而已，在攝政王執政期未見執行與明朝相一致的票擬制度。總之，大學士馮銓和洪承疇經手處理的批答（pilerengge）事務，著實採取了與明朝有異的字處理例程，無疑入關前皇太極時期就已經存在，這種所謂的簡易『票擬』機制。 順治親政以後，曾屢次詢問明朝的字處理制度，對票擬制度也有所了解。順治皇帝基本親自過目所有奏文，然後才降旨內閣票擬批答。到了康熙八年（1669）出現有如下現象：「neneme mini galai araha piyoociyan/先，我手寫的票籤」。另，據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記載：「dorgi yamun i araha piyoociyan i songkoi pileci acambi/依照內閣票籤，應以批答」。可見康熙年間的字處理例程，有汗親自票籤的，也有內閣批答然後交與汗審閱定奪的。 總之，隨著新字處理機制的導入,其實也在影響滿語語文學，其影響範圍具有特殊性。 綜觀戶部承政韓大勳案件，可知皇太極執政期的所有文書，包括檢舉審查報告等均奏請汗裁定。皇太極根據審議內容進行判斷，通常裁決都是深思熟慮的，皇太極也就日忙碌與處理各種政務。為此，大臣看到躬理萬機的皇太極，建議應該清靜養神，將繁雜事務交與屬下處理。皇太極也隨即下旨，諸王貝勒進行審理官民事務，而緊要政務交與汗處理。其中諸王中的和碩睿親王，即為之後掌權的攝政王多爾袞。這種政務處理機制進行的改革，無疑就是票擬制度的雛形。順治衝齡即位以後，實際攝政王掌控實權，隨即各部諸王也被剝奪了皇太極賦予的參政權。期間，熟知明朝制度的漢大臣建言，應該導入明朝的票擬制度。順治親政之後，首先恢復了諸王的參政權，也屢次打聽明朝的文書制度，對票擬制度也頗感好奇並保持謹慎觀望之態度。清朝入關之後開始全面接觸漢文化制度。漢大臣的政治觀念必定對新建立的政治制度產生影響，為導入新政治文化體制的建言者，明朝舊臣頗多。其實清朝統治者也未全盤接受漢大臣的建議，新體制中的政治文化理念，也納入了滿洲傳統的政治文化因素。漢人大臣也未放棄新朝廷在全國範圍內，執行滿語為官方語言文字的文化政策建言獻策的機會，以此可視為在全國範圍內廣泛推廣多元文化的開端。（本文作者為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文章原刊於《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七輯，注釋從略，引用請核對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