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是「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
如果說,管仲變法是重商主義的試驗,那麼,三百年後的商鞅變法,則是重農主義的典範。經歷這兩場變法之後,影響中國千年歷史的治國模式便基本定型。與自信、圓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堅定的商鞅是另一種類型的天才,他們如同左右兩極,處於歷代經濟變革的兩端,後世無非如鐘擺一般在兩者之間搖蕩,竟從來沒有逃出他們設定的邏輯。在兩千多年的國史上,商鞅是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其後,王安石則是農耕時代的典範型執行者。
與變革之初的齊國一樣,秦國也是個偏遠的小國,它立國比齊國還晚,秦人始祖是一個遊牧及狩獵的民族,被中原諸國蔑稱為「秦夷」。所不同的是,齊國在東面濱海的黃河下遊,秦國在西北高地的黃河中上遊,前者鹽鐵資源豐富,工商傳統悠久,後者地貧民淳,幾乎沒有任何經濟優勢可言。所以,它們的改革,一個是「藍色」的、開放的,一個是「黑色」的、封閉的。
秦國開始變法時,主政的秦孝公年方二十二歲,操盤的商鞅剛剛三十歲,正是百無禁忌的年齡。商鞅頒布的第一條變革法令叫《墾令》,其主題只有一個:把全國人民都變成農民。商鞅認為,治國之要就是讓民眾「歸心於農」,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風就樸實而純正,國力就可強大,他把所有不願意從事農業的人統統歸類為「惡農、慢惰、倍欲之民」。在《墾令》中,有二十種具體的辦法鼓勵及資助農耕。
在農業政策上,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以「廢井田,開阡陌」為主題的土地改革。
井田制是一種土地國有制度,自商時就有文字記載,西周盛行。後世史家對之解釋不一,按《孟子·滕文公上》中的記載,國家以九百畝為一個計算單位,把土地分隔成方塊,形狀像「井」字,周邊為私田,中間為公田,各家分得百畝私田,同養公田。耕作之時,先要把公田的農活幹完,才能各治私事。由此,春播秋割,守望相助。這一制度頗類似原始人民公社制。
到戰國中期,隨著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經敗壞,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實。當時的知識界對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視之為「禮崩樂壞」的根源,強調要恢復井田制。商鞅則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廢除井田制,允許民眾開荒耕作、買賣土地,這自然大大激發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使變法的「農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顯然,在先秦時期,糧食是最為重要的戰略物資,商鞅的一切變法都以此為根本,這可以說是典型的「唯生產力論」。
「廢井田,開阡陌」是中國土地史上的重大變革。從此以後,土地私有化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各朝代也有各種形式的公有土地,但數量上都遠不及私有土地。
在古今中外的所有變法或革命中,土地從來都是政治力量與人民進行交換的最重要的籌碼。就近世而言,列寧發動蘇維埃革命的承諾是「和平、麵包、土地」,孫中山推翻帝制的經濟承諾是「平均地權」。商鞅是第一個在土地改革上嘗到了甜頭的政治家。
要讓國民都去種地,就必須堵住其他的出路。商鞅說:「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如果工商業沒有過高的利潤,那麼從商的人就沒有什麼興趣了,而如果不去經商,那就只有去務農了。在歷代治國者中,商鞅也許是最仇視商人及商業流通的一位,他視之為「國害」,並出臺了眾多限制商業的法令,其中不乏極端之舉。下面試列舉四條。
其一,控制糧食買賣和礦山國有化。在商鞅看來,只要不允許糧食交易,商人就無從得利,家家必須去種地,由此,糧食產量必然提高,而國家則控制了最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和交易權。他把「山澤之利」全部收歸國家,這既可以增加國庫收入,又阻擋了一條非農的發財之道。按他的說法,把礦山收歸國有了,那些不願耕作、懶惰刁鑽、追求暴利的民眾就丟掉了飯碗,不得不重新回到田裡去種地。
其二,對工商業堅持重稅政策。中國歷代思想家,無論哪一學派,一般都主張輕稅,唯有商鞅獨樹一幟。他認為,只有「重關市之賦」——加重商品的流通稅,才能讓商人產生「疑惰之心」。秦國的租稅有多重,迄今已無完整記載,不過商鞅曾提出,大幅提高酒肉的價格,按原價徵課十倍的捐稅。由此類推,工商稅率之高可以想見。
其三,推行戶籍登記,限制人口流動。商業之繁榮,關鍵在於流通,商鞅深諳其中奧秘,所以,他針對性地出臺了幾條極其嚴苛的法令。他下令在全國進行戶籍登記,命令百姓不得擅自遷居,這是中國戶口登記制度的開端；此外,他還出臺法令禁止私人經營旅館,其目的是嚴格限制人口的流動。現代社會講人有「四大自由」,其中之一便是遷徙的自由,然而,中國人的這個權利從商鞅變法開始就受到了限制。
其四,取締貨幣,實行以物易物。商鞅對貨幣抱持敵視的態度——這是古今中外所有計劃經濟主張者的「傳統」。他對貨幣和糧食有一種很奇特的看法,在他看來,這兩者是互相排斥的,「貨幣活躍了,糧食就萎縮了；糧食豐裕了,貨幣就沒有用了」。在他變法的二十餘年中,秦國一直是以物易物,直到他死後三年,秦國才開始鑄幣,由此可見,秦國的商業流通在各國之中是非常落後的。
從商品經濟的角度來講,商鞅所推行的這一整套經濟變革,與三百多年前的管仲相比,無疑是大大的倒退。但是,這些政策卻能在很短的時間裡聚集國力,讓國民經濟充滿紀律性,並因專制而產生高效率。《史記》記載:「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也就是,變法實施之後,民怨沸騰,三年之後,居然大見成效。說到底,這就是專制的力量。 □ 吳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