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韓起瀾女士（Emily Honig）有關上海紗廠女工的新著出版了，我們萬分歡迎，因為她所研究的專題，正是我們共同感到興趣的學術領域，而當她旅居上海，從事工運史研究之際，我們上海史學界的同行們曾經傾注心血和熱情，協助她搜集資料，並開展訪問的活動。
這裡首先讓我們略談著者韓起瀾的簡歷，然後扼要敘述她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和特色。
韓起瀾的簡歷如下：1953年，出生於加利福利尼亞州舊金山市。1978年，在史丹福大學歷史系獲碩士學位，1979—1981年，她作為交流學者來華，在上海復旦大學從事中國工運史的研究，由該校歷史系委託本所對她的進修給予輔導。在此期間，由於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和美國語音智能評議會相繼給予資助，她能夠專心研究有關民國時期上海紗廠女工的歷史，並且寫成專著。1982年6月，獲得史丹福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82—1983年，一度曾在加裡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工作。從1983年直到現在，她在賓夕法尼亞州伊斯頓市辣斐德學院歷史系任助理教授。她的著作《上海紗廠女工史，1919—1949年》（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已於1986年由史丹福大學出版社出版。
著作在本書前言中對於她在上海期間曾經給予她協助和便利的有關方面人士表示感謝。首先是復旦大學歷史系導師餘子道、黃美真，還有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運史研究前輩沈以行，時刻關心她的研究過程，提醒她重視原始資料，並給予富有教益的指導。其次是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學者們，為她提供資料和線索，相互切磋琢磨，交換觀點和見解。復旦歷史系、上海總工會和上海婦聯的同志們還曾為著者安排、聯繫對解放前紗廠女工們的訪問。著者先後訪問多半已退休的紗廠女工共七十五名，每次訪問交談，都用錄音帶記錄下來。復旦歷史系若干學生，還曾協助她閱讀歷史文獻資料，並將訪問女工們的錄音帶由蘇北方言譯成普通話，整理成為可供使用的資料。同時著者還提到她在上海時跟兩位八十高齡的女界前輩，即前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執行幹事鄧裕志和中國福利會顧問耿麗淑（Talitha Gerlache）的友誼。當著者造訪時，她們總是殷切接待，娓娓動聽地為她敘述解放前為紗廠女工們開班授課的具體情節和切身經驗。所有這些有關上海工運的第一手材料，為著者撰寫本書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本書正文首先是導論，提出全書的主題思想和重要論點。接著是主體八章。第一章敘述上海城市發展的基本事實，為全書提供歷史背景知識。從第二章到第八章，分別就紗廠內幕、女工出生地、尋找關係、包身工制、工作日、女工生活等情況進行論述。最後是結論，綜覽全局，分析論證上海紗廠女工怎樣從二十年代充滿鄉土觀念、缺乏階級覺悟的勞動者，發展演變為四十年代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無產階級戰士。
導論首先揭示本書著者為什麼選定從五四運動到解放前夕的上海紗廠女工作為她的研究專題。著者認為，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工業資本主義，正像一個世紀以前的英美兩國一樣，是建立在棉紡織業和女工、童工相互交織的基礎上的。在解放前的上海，紗布業是產業界的大王，而棉紡織廠的工人，絕大多數是女工，在全上海產業工人中，女工佔三分之二，而棉紡織女工則佔全上海產業工人的三分之一。在上海，大規模現代機器製造工業是與新型工人階級同時出現的。新型工人階級的出現和成長，正是群眾政治運動不斷發生的年代，包括1919年的五四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和接著的年代裡共產黨的成長發展，1925年的五卅運動，以及1927年的國民革命。棉紡織業不僅是產業革命的動因，而且也是社會革命的原動力。非但生產更多的商品，同時還製造勞工運動。這就是本書著者之所以研究上海紗廠女工歷史的道理。同時著者還提到歐美史學界研究中國工運史的先驅者，即法國學者讓·謝諾（Jean Chesneaux）於1962年發表的胚胎著作《中國勞工運動史，1917—1927年》。到了七十、八十年代，美國有許多年輕學者跟著從事於中國工運發展演變的更深入的研究。其中韓起瀾的《上海紗廠女工史》可以說是一本值得引人注目的書，因為據她說，謝諾的著作幾乎沒有講到婦女勞動大軍，她之所以研究上海紗廠女工，正是為了填補謝諾專題研究領域的一些空白。
導論接著論述本書著者怎樣於1979年來到上海，著手研究勞工運動。她在上海曾經遇到一群曾有多年悉心研究工運史的學者們，特別是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的學者們。著者指出這些學者在論述資本家壓迫或帝國主義壓迫與工人階級對抗之際，總是套用壓迫愈殘酷、反抗愈強烈的公式。他們論證勞工運動的主要前提，就是解放前工人們所面臨的極端貧困和被剝削、被壓迫的處境，恰好與他們在參加政治運動中所表現的英勇、頑強的鬥爭精神形成解明的對照：工人們所遭到的壓迫剝削愈是殘酷，他們的奮起反抗愈是強烈。針對上項前提，本書著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她認為：事物的實現，往往要比固定的公式錯綜複雜得多。一定時期的一定歷史情況，需要經過實地調查考察，進行具體的分析比較，方能得出正確的論點。在勞工運動中間，固然要注意工人群眾與資本家之間的階級矛盾，同時也要注意把工人階級的內部矛盾一併考慮在內。就解放前紗廠女工而論，本書著者經過實地調查訪問，得出這樣的結論：婦女勞動大軍充滿著主要由於出生地不同而造成分裂和對抗的狀態。最重要的分裂狀態，存在於來自蘇北農村的女工和來自江南農村的女工之間。上海紗廠女工的出生地各不相同。一個車間的女工總是來自同一個農村地區。大多數女工或者出生在蘇北，或者出生在江南。江南人對蘇北人抱有偏見，他們往往把蘇北人叫做「江北豬玀」。師範學校的畢業生，最怕被分派到蘇北人聚居區去當教師。有的上海本幫人迄今仍舊拒絕人們介紹蘇北姑娘給自己做配偶。此種地方主義偏見與工人階級內部分裂、對抗的繼續存在，正說明城市生活和工業勞動，並不一定能把出生地不同的工人群眾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對資本家階級開展毫不調和的鬥爭。解放前紗廠女工，與其說她們跟資本家敵對，倒不如說她們更加可能把不同地方幫派的工人放在對立面。另一方面，就紗廠女工如何對待外國資本家而論，她們也沒有表現出如許多學者所設想的強烈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精神。著者曾訪問解放前的紗廠女工，她們堅定認為：與其在華商紗廠做工，寧願在日商紗廠勞動生產，因為日商紗廠設備好，待遇高，勞動條件優越，而在華商紗廠，經理們的對待工人，卻是盛氣凌人，那是她們所忍受不了的。當時的紗廠女工，畢竟還不具備高級的階級覺悟和強烈的愛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精神。
著者著重地指出：在勞工運動發展過程中，還有一種不可忽視的歷史現象；那就是二十年代後期，即1927年四一二政變以後，青幫惡勢力抬頭，流氓幫派插手在工業界調節勞資關係的事務中間，扮演了控制勞工運動的角色。青幫分子橫行不法，為所欲為，不論是紗廠主、經理們，還是女工們，都極端害怕他們。他們殘酷壓迫和剝削女工的最引人注目的實例，便是包身工制。一個由青幫分子充當的包工頭，男的或是女的，從上海出發到蘇北農村招工，向極端貧困的農家購買十多歲的農村姑娘，隨即託她們帶回上海，養在家裡，再把她們送進紗廠做工。這些年幼的包身女工的食宿全部由包工頭供給，而她們在紗廠做工所賺到的工資，也全部由包工頭領取，歸包工頭所有。以前許多作家都認為包身工制之所以存在，那是外國資本家在華辦廠的特殊條件所造成的。據說，外國廠主由於不通中國語言，不熟悉當地情況，不得不依靠包工頭招工，由包工頭控制各自所屬的女工。但是根據著者訪問解放前若干紗廠經理的記錄，他們認為包身工制不是外國資本主義剝削的產物，而是青幫惡勢力猖獗所造成的。因為包身工制不單限於外商紗廠，同時也在華商紗廠盛行。有充分跡象表明各廠資本家都反對包身工制。由於青幫氣焰囂張，資本家們出於無奈，不得不容許包身工制的存在。由此可見上海工業界的構成，除資本家和工人階級外，還有影響勞資雙方的第三者，即罪惡的青幫勢力。紗廠女工非但遭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而且還面臨著青幫勢力更兇惡、要殘酷、要卑鄙的剝削、壓迫和威脅。所謂工人階級意識，不僅僅是針對工人群眾與資本家利益相對立的工人階級意識；從紗廠女工所遭受的切膚之痛來說，也同時是針對青幫分子對她們敲骨吸髓的剝削和壓迫，以及對她們進行姦污、拐賣可能的工人階級意識。包身女工對青幫分子迫害的血淚仇，遠遠超過資本家對她們的剝削和壓迫。本書著者經過調查訪問，發覺二十年代的紗廠女工，還不是具有階級覺悟的革命者。在這時期，很少紗廠女工參加激進主義的工會，更少的紗廠女工參加中國共產黨。在二十年代的紗廠女工中間，沒有誰曾經成為勞工運動的領導人。但是到了四十年代，即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上海解放的歲月裡，紗廠女工們終究跟著時代的前進而前進，站在富有戰鬥性的勞工運動最前列，也有的女工充當運動的領導人。
在本書主體八章中，第一章格外重要，因為它扼要地敘述近百年來上海城市發展的梗概，對西方各國讀者熟悉上海紗廠女工的歷史背景產生開導的作用。上海之發展成為現代城市是在南京條約籤訂後，即1843年對外開埠肇端的。它迅速發展成為全國對外貿易的中心。上海不但是江南各省出產的茶絲貿易中心，而且也是內地各省物產的貿易中心。經由長江航運，把四川、漢口等地物產運到上海，其中原棉、生絲、雞蛋、羽毛等，需要在上海加工整理，然後出口，這就是最早一批農村婦女被招募到上海來承擔的勞動生產任務。從1843年起，英美法三國先後在上海設置租界。1863年，英美兩國租界合併為公共租界。絕大多數外商，包括怡和（Jardine，Matheson & Co．）、旗昌（Russell & Co．）、寶順（Dent & Co．）等洋行，都經營生絲、茶葉、鴉片的貿易，賺到巨額利潤。上海接近江南產絲地區，又是通商口岸，應出口貿易的需要，就成為興繅絲工業的理想地點。大約早在1862年間，旗昌洋行和怡和洋行都開辦了繅絲廠。到1894年上海有外商絲廠四家，華商五家，共僱用繅絲女工五千名。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上海繅絲業成為僅次於棉紡織業的最大企業。
至於近代棉紡織業，那是十九世紀末葉開始的。李鴻章所籌辦的上海機器織布局於1890年開工，僱傭工人四千名。1891年，李鴻章又在楊樹浦創辦華新紡織新局，僱傭機器匠六十名，工人三百名。到1894年，繅絲、棉紡織、造船、機器修理、化工等廠，都已粗具規模，總共擁有產業工人三萬六千名，佔全國產業工人總數的百分之四十。甲午戰爭結束的翌年，即1895年，中日兩國籤訂馬關條約，準許外商在各通商口岸建廠，上海就此發展成為中國的主要工業中心。從1895年起，英商怡和洋行先後開辦怡和紗廠和老公茂紗廠。1897年，德商創辦瑞記紗廠，美商開設鴻元紗廠。到二十世紀，日商方始著手經營棉紡織業。1911年，日商內外棉株式會社在滬西開辦紗廠，很快成為規模最大的棉紡織企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即1914年至1917年期間，由於海外進口棉布大為減少，上海棉紡織業的發展突飛猛進。二十世紀上半葉，華商聶、榮、郭三大家族，成為上海棉紡織業的大王。聶緝槼、聶雲臺父子經營恆豐紗廠。榮家兄弟（榮宗敬、榮德生）開辦阜豐麵粉廠和申新紗廠。
郭家兄弟（郭順、郭樂）在上海和吳淞開辦永安紗廠。所有這些外商和華商建立的企業創造了令人矚目的財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使上海城市的面貌和社會結構大為改觀。沿外灘的高樓大廈，包括寶順洋行、亞細亞火油公司、滙豐銀行、橫濱正金銀行、字林西報、海關、怡和洋行等，造成了獨具特色的上海都市風光。
與此同時，本書著者指出：上海固然有其豪華富饒的一面，然而也有其貧困辛酸的一面。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居住條件異常悲慘。工人家庭住的儘是些簡陋的瓦房，泥地，竹籬笆牆，屋內再搭上閣樓；一所瓦房可供三、四戶居住，晚上，一家人和雞鴨群睡在一起。室內既無電燈，又無自來水供應，居民只得往附近臭河浜汲水。此外，沿蘇州河的冷闢地帶和沿黃浦江楊樹浦一帶，還有許多棚戶區，境況更為悲慘。這些棚屋是二十世紀初從蘇北、山東、安徽等地逃荒到上海來乞討或充當搬運工的移民所搭造的。她們用破舊的草蓆、蘆扉、柴草、零碎木板搭成棚屋。棚屋內用柴草鋪在磚塊上充當床鋪，用破舊的樣鐵桶砌成爐灶，當二十世紀初期日商內外棉會社在滬西創辦紗廠時，蘇州河南岸的藥水弄和北岸的潭子壪，都成了紗廠工人家庭聚居的棚戶區。
本書著者進一步指出：直到1919年，即五四愛國運動發生的前夕，上海雖已成為全中國的主要工商業和財政金融中心，但還不曾作為文化和政治運動的樞紐，與北京分庭抗禮。在五四運動後緊接著的年代裡，情況開始有所轉變，工人群眾日益成為經濟、文化、政治運動的主體和參加者。左翼知識分子所發行的進步刊物《新青年》，於1920年5月出版了一期勞動特刊。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後，愈來愈多的激進知識分子移居上海，其中包括勞工運動領導人鄧中夏、向警予，還有著名作家魯迅、巴金。他們撰寫了若干描述產業工人生活和勞工運動的動人著作。1922年上海閘北區繅絲女工的罷工鬥爭，引起了外國傳教士們對勞工悲慘境況的關切。傳教士們關切和呼籲，促使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設置童工委員會。該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阿茄莎·哈麗笙（Agatha Harrison，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執行幹事）、宋美齡和內外棉、怡和等紗廠的代表。1924年，童工委員會發表調查結果，並建議禁止僱傭十歲以下童工的報告。由於五卅運動的爆發，原來工部局準備提交納稅人會討論童工附律，始終未被採納。到了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上海女工們的悲慘處境，喚起樂若干改革家的注意。其中值得注意的人物，首推當時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執行幹事鄧裕志。在她的主持下，基督教女青年會為上海紗廠女工開辦的補習夜校成倍地增加，各班級課程內容日益趨於進步。女青年會勞工部還曾任用留英攻讀社會學歸國的中國婦女學者充當夜校的骨幹。這些學者曾撰寫大量有關女工狀況的文章。此外，她們鼓勵夜校的學生們參加女青年會所舉辦的講演會、辯論會等社會活動，還倡導學生們撰文描述她們自己的勞動和生活。其中許多文章登載在女青年會的刊物上。此外，在美國社會學家赫怕特·藍姆遜（Herbert Lamson）的指導下，滬江大學社會系的學生們，開展對學校附近工廠區女工生活的調查工作。基督教女青年會雖屬教會機構，滬江大學也系教會學校，當時各該單位出於人道主義動機而關心勞動者的疾苦，舉辦補習夜校，並深入勞工階層，開展社會調查：所有這些措施，對上海紗廠女工們的學習文化，認識當前世界，提高政治覺悟，力圖隨時代前進，在客觀上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和鼓舞作用。紗廠女工狀況，也引起了左翼作家聯盟成員的注意。夏衍寫的報告文學《包身工》，特別激起讀者們對勞動婦女苦難的同情和關注。
在本書第八章和結論的段落裡，還特別論述上海紗廠女工群眾中間的自發組織，即姐妹會的發展演變。著者指出：二十年代，紗廠女工們多半沒有參加工會，也多半沒有進入中共主辦的補習學校讀書識字。紗廠女工通常都組成姐妹會。姐妹會是從紗廠女工日常生活和勞動生產的模式中發展而成的，反映了女工群眾之間互助和取得安全保障的迫切需要。為了避免受到青幫惡棍們的襲擊和汙辱，姐妹們約定每天在上班和下班途中結伴同行。其次，為了適應連續十二小時的生產勞動，同車間女工在分別就餐、上廁所或休息之際，約定互相照顧，看管紡車。第三是在經濟上開展互助，解決緊急需要。姐妹會大都是由來自同一出生地的女工組成的。有六人組成的，八人組成的，也有十人組成的。姐妹會的組成，多半採取共同在餐館喝一心酒，或者同往寺廟在神佛前焚香結義的形成，立誓姐妹之間永結同心，一人有難，全體合力對付，直到制勝困難或解除威脅為止。這種女工們之間團結一致、應付敵對力量的行動，憑的是姐妹義氣。當時女工們只願參加婦女們的社會活動。更兼鄉土觀念，還有跟幫會的聯繫，所有這些因素，阻礙了工人階級的全體團結一致。二十年代的共產黨員，無意利用姐妹會的形成來開展工人運動的組織工作。到二十年代後期，基督教女青年會在楊樹浦等地開辦若干女工補習夜校，還定期舉辦講演會、辯論會等，儘量利用姐妹會的組織形式，吸引不同廠家、不同產業的女工們來參加文化學習和各項新型社會活動，這樣就逐漸提高她們作為產業工人的政治覺悟，同時也逐漸改變她們所屬的姐妹會的性質和面貌。當時中共在上海的組織工作者，多半是男知識分子，他們把工作重點放在男工身上，忽視了女工群眾。到三十年代後期，上海處在日軍佔領區包圍之下，形勢要求中共改變策略，充分利用女工群眾中間原有組織，即姐妹會和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補習夜校來開展工作。其時在女工群眾中間從事組織工作的黨員多半是女工；有的黨員原來是姐妹會的成員，能夠設法影響結義的姐妹們。許多紗廠的姐妹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公開組織形式。到四十年代，紗廠女工們仍然願意參加姐妹會；但是四十年代的姐妹會和二十年代大不相同，它已從姐妹結義的團體逐漸改變為政治性的團體。中共的組織工作者利用姐妹會把紗廠女工們組織起來，提高覺悟，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而頑強地鬥爭。1948年2月，在申新九廠罷工事件中，紗廠女工們已經作為具有高度階級覺悟的革命者出現於政治歷史舞臺，對資本家開展不調和的鬥爭，最後取得勝利，這正是一個明顯的實例。
閱讀韓起瀾的新著《上海紗廠女工史》以後，我覺得她這部著作具有兩個顯著的特色。第一個特色是大量利用著者在旅居上海時期親身訪問所得的口述資料。因為解放前的上海紗廠女工，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勞動婦女。由於她們的社會出身和悲慘處境，她們得不到學習文化的機會，因而無法把自己的生活、勞動生產和被壓迫、被損害的切身經驗用筆墨記錄下來。同時也由於紗廠女工所處的卑賤的社會地位，在檔案圖書文獻資料中，幾乎找不到有關她們的勞動生產和生活狀況的記載。在沒有檔案圖書資料可供使用的情況下，唯一的填補空白的辦法就是儘量設法採集調查訪問的口述資料。上面已經講到，本書著者在旅滬期間曾先後訪問已退休的解放前紗廠女工七十五名和紗廠經理若干名。在這方面，她積累了相當可觀的口述資料。著者在許多章節中，當論述紗廠女工的出身，勞動生產和生活狀況之際，隨時把可供使用的口述資料穿插進去，使各該方面的論述，顯得具體生動，有聲有色。在敘述紗廠內幕的進程中，她還善於利用口述資料來控訴拿摩溫和流氓幫會分子對紗廠女工實施壓榨、迫害和汙辱的暴行。
第二個特色是本書著者以發自心靈深處的同情的筆調，來渲染解放前紗廠女工的苦難和悲慘遭遇。紗廠女工絕大多數來自蘇北。在鴉片戰爭以前，蘇北原來相當繁榮，經過數十年連綿不絕的戰亂，到十九世紀晚期，便就淪為異常貧困的地區。這種貧困化的狀態，促使一大批一大批的蘇北農民背井離鄉，流落到上海來從事乞討或苦力勞動。蘇北人在上海受到江南人的奚落和鄙視。女工勞動大軍中充滿著主要由於出生地不同而發生的蘇北人與江南人之間的分裂和對抗的狀態。本書著者在她的另一篇作品中寫道：「在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上海的社會結構具有一種特色，即蘇北移民集中在報酬最低微、體力勞動最艱苦、社會地位最不受尊重的職業，包括拉黃包車、撿垃圾糞便、充當碼頭搬運工、剃頭匠、洗澡堂侍役。擁有一定特權地位的江南人，持著充滿偏見、蔑視和對抗態度，助長了促使這種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分裂狀態永久存在。」這一段話，跟著者在本書各章節中對大多數來自蘇北的紗廠女工傾注著深厚的同情是完全協調的。
本書末尾所附書目，共二百二十三種，為我國史學界提供參考圖書文獻資料的線索。根據該項書目，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十多年來美國青年學者所發表的研究中國工運的著作，除韓起瀾這部書外，主要還有陳明求（Chan Ming）的《珠江三角洲的中國勞工運動，1895—1927年》（1975年史丹福大學哲學博士論文）；愛德華·哈蒙德（Edward Hammond ）的《上海的有組織的中國勞工，1927—1937年》（1978年加裡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哲學博士論文）；林妲·沙茀（Lynda Shaffer）的《毛澤東與工人群眾：湖南勞工運動，1920—1923年》（1982年美國阿蒙克版）；和蓋爾·赫沙特（Gail Hershatter）的《天津的工人們，1900—1949年》（1986年史丹福大學版）。所有這些美國學者的著作，值得我國史學界重視、觀摩和借鑑。面臨著外國同行們的挑戰，我們悉心研究本國工運史的學者們務須滿懷信心，加一把勁，早日拿出具有我們自己的特色學術研究成果。
最後，想就韓起瀾女士勤學苦練，奮發有為，於短期間寫成紗廠女工史一事，略書同人等之所感。回顧1979年韓女士初次來滬進修之際，復旦大學歷史系委託我所顧問沈以行同志給她具體輔導，並引導她如何閱讀資料和調查研究，歷時兩年之久。在此期間，她無分寒暑，從未間斷，每次騎自行車從復旦宿舍出發，自東北而西南，穿越全市到所，不以為苦。有一次正值寒冬，大雪紛飛，天陰路滑，她冒著風雪騎車而來，一路接連跌跤三次，儘管負傷，照舊勇往邁進，抵達本所。她這種艱苦治學的精神，給我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當聆聽以行同志授課之際，她總是詳細記錄，其間經常插話，提出問題，思路活躍。她又善於與人相處，若干調查訪問的線索，都是由她自己摸索而得的。她殫精竭慮，寫成這本書，可以說是融會貫通，富有創新之作，曾經耗費極大功力與心血，決非簡單的照抄書報可比。不容置疑，她這本書確有若干觀點值得商榷，例如她說，解放前紗廠女工，與其說她們跟資本家敵對，倒不如說她們更加可能把異鄉人放在對立面，等等；她得出此種結論，確係匯集若干紗廠女工的原始觀點歸納而成。回頭看我們自己，對階級鬥爭，往往缺乏詳盡的個別調查訪問，匯集各方觀點，單是教條式地論述壓迫愈甚，反抗愈烈，那就難以說服來自另一側面所獲得的觀點。因此，閱讀韓起瀾的書，可以促使我們注意：今後寫書，務要考慮更多的側面，俾便作出精確的綜合論述。還有一個值得我們注意之點，那就是國外學者之研究中國工運史者日益增多，不斷發表學術成果或專著，而我國工會方面某些同志，反而強調解放前工運史的研究可以收場的說法。果真我們中國人自己放棄對中國工運史的研究，那麼這一塊學術陣地，勢將為外國學者所佔領，將來我們炎黃子孫，不是要引進外國學術著作來了解我們本國勞工運動發展演變的實況嗎？言念及此，真是思緒萬千，不勝感概系之。所幸我所工運史研究室堅持進行對新民主主義時期工運史的研究，繼續充實資料，不斷發表研究成果，我們對之寄予無限殷切的期望！
1987年3月撰
（原載張劍、江文君主編《現代中國與世界》，第2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