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代60餘年間，地名領域的語言文字政策有三個顯著變化：由跟隨國家語言文字普遍政策到制定適用於地名的行業政策；由簡明的單項規定到逐步系統化的語言文字應用規範；由封閉式執行國內規章到同時遵循國際通行準則。其中，最值得記取的經驗、教訓莫過於深刻認知地名的特殊性——如果僅將地名看作標識地理實體的「冰冷」符號，至多是與人名、族群名、朝代名為伍的專有名詞，國家語言文字政策就不可能為它留出相對寬鬆、允許特例的空間，諸多語言文字問題也會伴隨形式上的「整齊劃一」接踵而來：
——換字顧此失彼。由於字義不完全對應，已廢異體字「砦、鉅、淼」的特定涵義不能由正體字「寨、巨、渺」闡釋，為字形整齊而犧牲字義的代價過於沉重。以同（近）音字替換生僻字，好寫易記卻令其文化底蘊蕩然無存：陝西古縣「盩厔」，地貌特徵為「山環（盩）水繞（厔）」，改作「周至」則無言以對；江西「鄱陽湖」依舊，派生的縣名「鄱」陽改作「波」陽，不僅割斷兩者地理聯繫，「鄱pó」也被誤導讀bō；黑龍江「璦琿hún」以近代中俄《璦琿條約》聞名，改作「愛輝」難免讓歷史生疑，也釀成「琿hún、輝huī」的讀音混淆。
——定音得中有失。當年成批審定縣名讀音，原則與依據不夠成熟，地方今對其成果的訴求有四：（一）願維持原定方言音，如浙江臺tāi州、廣東番pān禺；（二）原按普通話定音、現應改按方言，如河北樂lè亭、山東樂lè陵的「樂」，當地讀lào，以「樂lào亭大鼓」「樂lào陵小棗」聞名；（三）原按方言定音、現應改按普通話，如南京六lù合理應改讀「六liù」合，「六合山」確由寒山、獅子、石人、雙雞、芙蓉、高妙六峰組成；（四）字義爭執存疑，如安徽蚌bèng埠，「蚌」之本義既為河蚌應讀bàng，一說蚌bèng系表現魚蝦歡蹦的象聲字。
——拼寫左右為難。因遵循的《中國地名漢語拼音字母拼寫規則（漢語地名部分）》僅適用於漢語環境，外語環境的中國地名羅馬化兩大難題未解。（一）聯合國倡導一國地名採用「單一羅馬化」形式，而我國尚存三種：漢語地名以漢語拼音拼寫，如：北京Beijing；蒙古語、維吾爾語、藏語地名採用本民族語的音譯轉寫，如：拉薩Lahsa；臺灣、香港、澳門地名多沿襲慣用拼法，如：香港Hongkang。（二）地名的「專名音譯、通名意譯」為古今中外慣例，而漢語拼音並無釋義功能，應否用外文「意譯」地理實體通名的爭端遍及各方且曠日持久。
我國地名領域有待解決的其他語言文字問題，至少有三：一是歷史遺留，如臺灣的澎湖列島應改稱「群島」，因其64個島嶼明顯不是「線形或弧形」排列；寧夏、新疆的簡稱不該是修飾詞「寧」「新」，而應為指稱地域的名詞「疆」「夏」。二是當代產生，如河北「完縣」改作「順平縣」，主因是「完」在此處的含義被曲解；香港、澳門回歸祖國而殖民地色彩的地名依舊，不合國內外慣例。三是見怪不怪，如自治州、縣名稱較長，最多為15字——（滇）雙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縣；專名為單字的縣域，改為「市」或「區」便非用雙字專名不可，如（冀）定縣—定州區、（魯）鄒縣—鄒城市、（豫）輝縣—輝縣市、（渝）巴縣—巴南區。凡此種種，對地名領域語言文字政策的制定與落實提出更高要求。
其一，因其代表性講堅守。某一地理實體可有多種標誌：國徽、區旗、市花、校歌……而總領一切的是其語言文字表現形式――名稱。例如「北京」，僅此兩字一詞，相當半個臺灣省的沃土，數以千萬的人口，幾千年的歷史風雲，連同「愛國、創新、包容、厚德」（「北京精神」）的地域傳統，無不囊括其中。地名，堪稱語言文字應用的縮影，用字、讀音、語詞、譯寫、拼寫問題應有盡有，且因事關國家與民族、歷史與文化、建設與生活而體現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為此，地名領域語言文字政策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則、基本追求不能改變，即：在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的大政方針引領下，以規範漢字、普通話讀音和《漢語拼音方案》為主體，發揮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輔助作用，實現我國地名讀、寫形式在國家層面、國際環境的「相對」統一與規範。
其二，因其傳承性講文化。置身舉國通用非羅馬文字的特定環境，必須正視地名全球化趨勢與我國傳統地名保護的矛盾：作為地理實體標識符號，要求把握其「共性」，突出「外在」表現形式的統一，求得地名的通用、有序與便捷；作為地域的歷史載體、文化結晶，要求彰顯其「個性」，體現「內在」文化底蘊的不同，揭示地名的內涵、精髓與神韻。許多古老地名，其文化底蘊已滲透當地人文土壤，亟需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的關照：異體字「澂」退出社會流通後，雲南的縣名「澂江」被改作「澄江」，而當地固守凸顯邊疆歷史、民族情感的原有字形不離不棄；我國古代「武聖」關羽的故鄉——山西解州（曾為解縣），「解」在此讀hài廣為人知（另有「解xiè店」而不混同），處於該字已被認定的讀音jiě（解放）、jiè（押解）、xiè（姓氏）之外。
其三，因其社會性講疏導。人類創造地名為自己服務，地名存廢牽動多少人的深層情感。判定地名的是與非，我國自古遵循「名從主人」「約定俗成」等理念，現行《地名管理條例》也強調：命名「尊重當地群眾的願望」，更名「徵得當地群眾同意」。同樣，「為人民服務」也是處理地名領域語言文字糾葛的出發點與落腳點。我國語言文字博大精深，帶來地名問題的錯綜複雜，以通用技術規範「一刀切」無異於「抽刀斷水」；不如借鑑大禹治水改「圍堵」為「疏浚」先例，少用「禁止」，多加「疏導」。例如：甘肅的縣名「宕tàn昌」申請定音成功，根本理據是自古相傳1700年的既成事實、全省2500萬人民眾口一「音」的客觀存在；日本、韓國等非羅馬文字國家的地名標誌，普遍採用羅馬化通名括注英文意譯，對我國化解同樣難題不無參考意義。
顯而易見，語言文字政策是地名質量與地名穩定的根本保障，地名標準化是語言文字規範化的重要體現；同時，「標準」與「規範」又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標準化」與「規範化」則是日益接近理想境界的漫長過程。今後的任務，應以保持全國地名「相對」穩定為前提，立足於地名全球化、全球信息化，注重「以人為本」和「存在決定意識」，將國際準則、專業規範與我國實際相結合，在統一體系中照顧地名特殊性，在統一目標下求同存異，在「統一」的基礎上創新、漸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