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 | 譯源論——文化交融視野下中國古代翻譯源流略論
作者 | 彭學雲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0.00.073
摘要 | 文章從翻譯的緣起、翻譯的管理、翻譯的延伸、翻譯的豐富等四個方面，對中華文化的構成進行解析研究。認為厚重的文化來自多元，無論是商周時代的象胥、秦漢之後的大鴻臚、元朝的會同館，再到清代的四夷館和四譯館等機構的設置，對多元文化的交流與匯集都有著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 | 中國古代翻譯；文化交融；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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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譯的緣起
譯，指把一種語言文字依照原義轉寫表達成另一種語言文字。《禮記 • 王制》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從文獻記載可知，早在商周時代就設置了譯官，稱為「象胥」。《周禮》載象胥的職責是「通夷狄之言，具有特別才能的人」。這種有才能的人除了具備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表達能力，還必須是受過專門訓練，懂得邦交，能夠勝任接待四方來賓包括少數民族使者的人。《周禮 • 秋官》曰：「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商周時譯官的官階待遇、工作職責都有明確規定。可以看出，翻譯機構是商周時代國家的職能部門之一，是隨著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需求而設。
秦漢以降，設大鴻臚典客，為九卿之一，掌管諸侯及藩屬國事務。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 年）改名大鴻臚，將典屬國所轄職務併入。因諸王上朝議事、郡國獻策、封侯拜相等有涉朝廷大事，多與禮儀相關，後遂變為贊襄禮樂之官，東漢官稱大鴻臚卿。機構、官名的更改，並未改變象胥初設時的職能，只是加強了司外事和禮賓的職責。
翻譯作為一種職業，始於商周時期，由朝廷設置機構履行翻譯職能，進行行業管理，其後歷代相沿。漢之後，佛教盛興，西域來華僧人漸多，據《高僧傳》載，自天竺人維祇難於吳黃武三年（224 年）來到武昌傳教開始，至北周初年達摩流支到達長安的四百多年間，就有四十多人來華弘法譯經，皆位列高僧，其他不列入《高僧傳》者不計其數。又據《隋書 • 經籍志》稱：「姚萇時（384—393年在位），鳩摩羅什至長安大譯經綸。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印度僧人鳩摩羅什來到龜茲（今中國新疆庫車）時只有四十歲，因為他的才學，十六國時期前秦君主苻堅派兵攻打龜茲，搶得鳩摩羅什，至武威，因前秦變故，苻堅死，於是鳩氏在武威居留十六年。其間，鳩氏專研漢學，為其後來的翻譯生涯做好了準備。最終，鳩摩羅什在一路戰火的裹挾下，於五世紀初到達長安，開始了他輝煌的佛經翻譯歷程，他絕美的譯筆至今仍載於《大藏經》中。
就在鳩摩羅什到達長安的前兩年，一位漢地僧人法顯尋著鳩摩羅什早年的足跡，逆向向印度進發。這兩串腳印在四世紀末五世紀初的逆向重疊，正是中國翻譯史上的重要時期。《大藏經》第 50 冊中的《高僧傳》載：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三歲便為沙彌。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 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度流沙，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經、梵書， 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同旅十餘，或留或亡。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任風隨流，忽至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 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
翻譯在五代十國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翻譯的底本主要依據印度僧人來華所帶梵本和中土僧人自印度帶回的梵文佛經。也有人考究《大藏經》後認為，當初的譯經並無底本，只憑譯人背誦而譯。縱觀《大藏經》，背誦而譯只是個別而非主流，絕大多數是依梵文而譯成漢文的。
佛經的翻譯，為佛教傳播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僧伽制度的建立，極需寺廟的建設。而以寺作為弘法的基地和翻譯佛經的地方，則來源於印度佛教的傳承方式。在我國，東漢始有浮圖，歷朝壯大，到南唐時，已成規模。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金陵一處，即有「四百八十座」寺廟，南朝的佛法興盛可見一斑。
自秦漢起，邊疆的少數民族、部落、方國以及藩屬國的朝貢以及與中原王朝的交往事宜均由大鴻臚行使管理與領導。到元朝時，因疆域擴展，原大鴻臚已不適應時代的需求而在禮部下設會同館，統領其原屬大鴻臚事務，據《元史 • 百官志》記載：「會同館，秩從四品。掌接伴引見諸番蠻夷峒官之來朝貢者。至元十三年始置。二十五年罷之。二十九年復置。元貞元年，以禮部尚書領館事，遂為定製。」明初禮部復設鴻臚部，但其職能完全改變，專管皇家之朝廟禮儀。明永樂五年（1407 年）專門設置翻譯邊疆少數民族及鄰國語言文字的機構——四夷館。設置之初，隸屬翰林院，後又以太常寺少卿提督館事。
《明史》卷七十四《職官志》載：
太常寺提督四夷館。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譯書之事。自永樂五年，外國朝貢，特設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 緬甸八館，置譯字生、通事，通事初隸通政使司通譯語言文字。正德中，增設八百館。八百國藍者哥進貢。萬曆中，又增設暹羅館。
初設四夷館隸翰林院，選國子監生習譯。宣德元年，兼選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學士稽考程課。弘治七年，始增設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員為提督，遂改隸太常。嘉靖中，裁卿，止少卿一人。[1]
明朝初年的南京國子監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設立的全國最高學府。國子監除了本國學生外，還有高麗、日本、琉球、暹羅等國留學生。明成祖朱棣繼位後，遷都北京，把國子監學生教師一同帶往北京，並建國子監，南京國子監的功能被北京國子監取代。永樂五年，成祖朱棣下令在南京國子監基礎上開設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所「外國語學校」——四夷館。四夷館的創設的主要原因是明承元統，疆土遼闊，在其統屬下的藩國、方國、邊疆少數民族部落眾多，朝廷對其管理的政令通達、附屬藩國的國書往來都需要專門人才翻譯。鑑於此，明朝為培養外交翻譯人才而設立四夷館，專門負責往來外交藩國、少數民族文書的翻譯，並在此教習諸藩之語言文字。
關於為什麼要設立四夷館，明代學者丘濬在其《大學衍義補》中有進一步的說明。
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也。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天竺字。其後回回、女直、蒙古、緬甸，其國之人黠慧者，各因其國俗而自為一種字書。其來朝貢，及其陳說辯訴求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知其意向所在。[2]
四夷館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培養翻譯人才並由官方設立隸屬翰林院的專門機構，具有教學和為朝廷提供翻譯服務的職能。最初是從國子監中選生員，設立專門館舍教習，同時由各邊疆鎮防機構尋求生員保舉入學。
據《禮部志稿》卷九十二「選四夷館教師」條對教師的聘用有詳細記載：
大學士李東陽等言，四夷館教師必番字番語與漢字文義俱通，方能稱職。故事，於本館推選或於各邊訪保，務在得人。頃來教師多缺，宜令本館提督官從公考試，優等送內閣覆試，照缺委用。仍乞敕陝西雲南鎮守等官，訪取精曉韃靼、西番、高昌、西天、百夷言語文字，兼通漢字文義之人，照例起送，赴部奏請，量授官職與本館教師相兼教習。務使譯學有傳，不致臨期誤事。詔是。[3]
四夷館初創時，只設韃靼、女真、西番、回回、百夷、高昌、緬甸八種語言。明正德六年（1511 年）增設八百館，萬曆七年（1579年）又設暹羅館。
語種譯館的增設與明代中前期的政治、經濟、貿易、文化發展是分不開的。概括起來就是：資本主義萌芽、社會生產力在明代社會的發展促進了中外交流的廣度和深度；商品經濟的發展催生了語言文字翻譯的必要；明朝作為東方大國，是政治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的國家，為世界矚目；明朝的文學藝術空前繁榮，宋明理學達到完善，農學、醫藥學、金屬冶煉等科學技術具有世界領先地位。大批傳教士競相來華，帶來了西方文化，在西學注入中國文化系統的同時，中國文化也經西方傳教士的宣傳介紹，在歐洲傳播開來。文化的交流與傳播，離不開語言文字的翻譯，明代文化的厚重地位，為中外語言文字翻譯機構的成立提供了契機。
據清黃伯祿所撰《正教奉褒》稱：
統計明季奉教者，有數千人。其中宗室百有十四人，內官四十，顯宦四，貢士十，舉子十一，秀士三百有奇。其文定公徐光啟、少京兆楊廷筠、太僕卿李之藻、大學士葉益藩、左參議瞿汝說、忠宣公瞿式耜，為奉教中尤著者。[4]
大量外國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的同時，也帶來一些宗教之外的醫學、文學、地理、天文、歷算等學科的著作，為明王朝的統治階級包括知識分子帶來了新的知識，拓寬了他們的眼界。
據《明史 • 歷志》載：
「黃帝迄秦，歷凡六改。漢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金迄元五改。惟明之《大統歷》，實即元之《授時》，承用二百七十餘年，未嘗改憲。成化以後，交食往往不驗，議改歷者紛紛。……崇禎中，議用西洋新法，命閣臣徐光啟、光祿卿李天經，先後董其事，成曆書一百三十餘卷，多發古人所未發。時布衣魏文魁上疏排之，詔立兩局推驗。累年校測，新法獨密，然亦未及頒行。」 ……萬曆三十八年，（欽天）監推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分秒及虧圓之候，職方郎範守己疏駁其誤。禮官因請博求知歷學者，令與監官晝夜推測，庶幾曆法靡差。於是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遠臣龐迪峨、熊三拔等，攜有彼國曆法，多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視洪武中譯西域曆法例，取知歷儒臣率同監官，將諸書盡譯，以補典籍之缺。」先是，大西洋人利瑪竇進貢土物，而迪峨、三拔及龍華 民、鄧玉函、湯若望等先後至，俱精究天文曆法。禮部因奏：「精通曆法，如邢雲路、範守己為時所推，請改授京卿，共理歷事。翰林院檢討徐光啟、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 , 亦皆精心歷理，可與迪峨、三拔等同譯西洋法，俾雲路等參訂修改。然曆法疏密，莫顯於交食，欲議修歷，必重測驗。乞敕所司修治儀器，以便從事。」疏入，留中。未幾雲路、之藻皆召至京，參預歷事。雲路據其所學，之藻則以西法為宗。四十一年，之藻已改銜南京太僕少卿，奏上西洋曆法，略言臺監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之謬。而力薦迪峨、三拔及華民、陽瑪諾等，言：其所論天文歷數，有中國昔賢所未及者，不徒論其度數，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所制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乞敕禮部開局，取其曆法，譯出成書。[5]
徐光啟、李之藻等科學家的出現與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大有關係。他們跟隨利瑪竇學習西方科學，接受天主教教義，專於天文歷算。他們孜孜不倦，對西學東漸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三、譯的延伸
明朝沿襲元代舊制治理國家，但在經濟貿易、文化科技、外部交往等方面則與元代大不相同，特別是資本主義在經濟領域的萌芽、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使翻譯行業成為國家間、屬國間、商品貿易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溝通環節。
明王朝初年，管理周邊屬國的譯文機構仍是會同館。明代禮部復設鴻臚，但其職責由翻譯管理機構變為專事皇家朝廟禮儀的部門。翻譯之職能由新設置的四夷館所代替。四夷館隸屬禮部，司其外交事務、科舉考試、文教禮儀、邊疆部落來往函件的翻譯管理；會同館隸屬兵部，兵部在明代各部機構中是最為重要的權力部門，司其武衛官軍選授簡練、掌管國家軍隊的重要職責。四夷館主要負責諸國朝貢使團的接待迎送及其各使團的翻譯工作。朝鮮、日本、琉球、安南、佔城、暹羅、滿剌加、百夷、西番、回回、高昌、韃靼、女真等十三館均由四夷館負責，除十三館外，四夷館還承擔真臘、爪哇、蘇門答臘、緬甸、河西等地的語言翻譯。
清代仍沿明制，與屬國的交往仍設置會同、四夷兩館，各司其事。清順治元年（1644年）改四夷館為四譯館，隸屬翰林院，主要翻譯各藩屬國朝貢文字；會同館仍屬兵部，設置主客司管理邊疆事務。乾隆十三年（1748 年）會同館、四夷館合併為一家，稱會同四譯館，隸屬禮部，改八館為西域、百夷兩館。據《欽定皇制通典》載：
初制，會同、四譯分設兩館，會同館自順治初置，即隸禮部，以主客司滿洲漢人各一人提督館事……國初沿明制置隸於翰林院，設太常寺漢少卿一人提督館事，立回回、緬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羅八館以譯遠方朝貢文字。乾隆十三年，以四譯館閒冗無事，詔下大學士禮部定議，省提督館事太常寺少卿員額，併入禮部，為會同四譯館。改八館為二，曰西域館、百夷館，以禮部郎中一人兼鴻臚寺少卿銜兼攝之。[6]
會同四譯館成立之後，繼續各文種的翻譯和譯語的修訂與編寫。如《朝鮮館譯語》，記錄朝鮮半島語；《暹羅館譯語》，記錄泰國語；《八百館譯語》，記錄緬甸語；《緬甸館譯語》，記錄緬甸語；《高昌館雜字》，記錄回鶻語；《百譯館譯語》，記錄傣語；《回回館譯語》，記錄波斯語；《西天語譯語》，記錄梵語悉曇字；《西番語譯語》，記錄藏語；《女真語譯語》，記錄女真語；《韃靼館譯語》，記錄蒙古語。聶鴻音、孫伯君先生在其著《〈西番譯語〉校錄及彙編》中，從版本學的角度，對各種譯語的藏本做了詳細的考證，認為「於乾隆十五年（1750 年）編訂了十一種譯語」。[7]
清代中後期，隨著沿海口岸的開放，同英國、法國、義大利、德國、美國等西方國家通商貿易的增多，會同四譯館儲備了大量翻譯人才，並增設了西洋館，著手編譯了諸國語言與漢語對譯的詞彙集，並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中外對譯的權威工具類詞典。
四、譯的豐富
語言與文化相互依賴、相互影響。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反之，文化對語言有著制約作用。象胥、大鴻臚、會同館、四夷館、會同四譯館的設置除了國家管理機構的需要外，同時也反映了民間的需求，或者說民間翻譯的成熟促進了國家翻譯事業的發展。
從翻譯的形式上講，有口語翻譯和文字翻譯兩種。口語翻譯源於何時已無從考究，但口語翻譯肯定早於文字翻譯。兩個語言不同的部族間的以物易物、部族間矛盾衝突的解決等，涉及溝通協調的居間人，可能就是最早的口語翻譯人員。而文字翻譯則不同，它必須有譯和被譯兩方面的文字存在，這是文字翻譯的前提。
中國古代翻譯作品的代表作《大藏經》是佛教經典的總集。按文種分漢文、藏文、巴利文三大體系。東漢以降，佛教盛興，西域僧人來華者，前後相望。佛教的傳播與佛經的翻譯幾乎同時存在。僅姚萇時，西方來華傳法僧人就已數十輩，遍布全國各地。弘法之事，以佛經翻譯為重。按《高僧傳》記載：「漢靈之時，天竺沙門竺佛朔齎《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為漢。」「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康孟詳與竺大力譯為漢文。」「支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己妙善方言，乃以集眾本，譯為漢語。」
佛經翻譯，開端於東漢，盛於晉代十六國，有朱士行、法顯、鳩摩羅什、竺曇摩羅剎等中外高僧大德弘法譯業，方有《大藏經》之雛形，成為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藏文的翻譯與漢文的翻譯一樣，也是從佛經開始的。松贊幹布統一西藏高原，建立了強大的吐蕃王朝，而對轄區內不同語言和部落之間的聯繫，怎樣制定並推行律法，實施管理職能，如何與周邊區域的國家交往，文字的創製就成為最迫切的需要。於是，文字創製的重任落到了吞彌桑布扎的身上。他肩負國王的重託，率隊前往天竺，遍訪名師，歷經艱險，九死一生，學成返回，以梵文字母為基礎，創製了使用至今的藏文。「藏文的創製確實為後世將梵文和其他文字佛經翻譯成藏文，並對藏文的迅速發展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8]
大約在七世紀末的赤松德贊時期，來自漢地、天竺、尼婆羅、于闐等地的佛教經論陸續譯成藏文，成為藏文《甘珠爾》和《丹珠爾》的雛形，也是藏文《大藏經》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翻譯工作有著決定性作用。從事藏文翻譯的人，稱之為譯師，藏語稱「羅匝瓦」，其意為「世間眼」。在藏傳佛教裡，「譯師」是一個很受尊敬的稱謂，有時本人自稱「翻經沙門」者也有自豪的意味。印度佛教傳到吐蕃，其教典義理深奧、內容複雜，要做好翻譯工作很不容易。此外，譯師的工作不限於翻譯，很多人在修證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他們還收徒講授，指導其修證，達到很高的境界。如噶舉派的祖師瑪爾巴譯師，他以修證成就著稱，但仍以「譯師」見稱於世，因為「羅匝瓦」本身已經是很高的稱呼，不必再用其他的尊稱。「羅匝瓦」這個稱呼不能與其他尊稱混為一談而等閒視之。不少藏文史籍裡列有長長一串「班智達」與「羅匝瓦」的名單，二者含義大同小異。大體上是前弘時期有羅匝瓦五十餘人，後弘時期有羅匝瓦一百三十七或一百六十八人，總共二百人左右。早期的譯師多與班智達合作，後來獨立工作者漸多。吐蕃時期最著名的九大譯師，前期、中期、後期各三位，其中尤以後期三位的譯品為最多。三人的翻譯各有重點，粗略地說，來尚 • 慧軍以經為重點，屬盧 • 龍幢以律和中觀為重點，噶瓦•吉祥積以論為重點。譯師不僅限於譯，他們既譯又著，終成賢德，為一代宗師。
藏文的翻譯主要是佛教經典，寺院集中了大批的高僧大德、精英人才，寺院自然就成了翻譯基地，既契合了寺院弘法的功能又賦予寺院以翻譯出版的職能。那塘版、理塘版、卓尼版、德格版、塔爾寺版、拉卜楞寺版等寺院印製的《大藏經》及其他書籍，對藏文化的傳播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
漢文化、藏文化、蒙古文化、滿文化以及其他民族文化，從現存的典籍看，並非單一民族文化，而是存在著許多其他民族文化的元素，吸納並蓄，豐富發展，最終形成海納百川之勢，翻譯成為文化互通的手段和橋梁。寺院、會館、藏書樓等既是翻譯的場所，又擁有圖書印刷、收藏等管理機構的職能。
五、結語
翻譯，從最初的語言表達技術到後來的多文字表達的技藝，最終形成一門獨特的社會學科，與中華文化一起走過了從初始到輝煌的路程。翻譯，一直是文化與文化間的橋梁。梳理翻譯的源流，可以清晰地發現，中華文化的厚實與博大，與其他文化的進入和匯集分不開，博採眾長，海納百川，鑄成了中華文化的延綿不絕。翻譯，功莫大焉。
[1] 職官志三 [M] ∥明史：卷 74. 北京：中華書局，1974：1797-1798.
[2] 丘濬 . 大學衍義補：卷 145[M] ∥四庫全書 . 第 713冊：677.
[3] 林堯俞等 . 禮部志稿 [M] ∥文淵閣 . 四庫全書 . 第598 冊：685.
[4] 柳志徵 . 中國文化史：下冊 [M]. 北京：中華書局，2015：1138.
[5] 歷志一 [M] ∥明史：卷 31. 北京：中華書局，1974：515-516，528-529.
[6] 欽定皇制通典 [M] ∥文淵閣 . 四庫全書 . 第 642 冊：642.
[7] 聶鴻音，孫伯君 .《西番譯語》校錄及彙編 [G].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21.
[8] 張雲，林冠群 . 西藏通史 . 吐蕃卷：上 [M]. 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29.